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运动式治理的历史、现状与转型:一个研究综述

运动式治理受到学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作为国家治理实践中屡试不爽的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已经成为理性化、制度化、专业化的常规治理机制在科层组织治理失效后的有效补充工具和纠偏机制。路径依赖、重塑合法性、管理资源与政策工具有限性以及组织失败与制度矫正逻辑,是运动式治理在治理实践中被大规模使用的重要原因。伴随着对运动式治理类型学研究的逐渐精细化,学界对运动式治理的态度经历了从完全否定到有限承认再到理性认知的转变,表现出日渐理性化的趋势。走向法治化、制度化、协作治理与合作治理是众多学者推崇的运动式治理转型方向。因此,应该从更一般的组织学意义上深化对运动式治理的认知与学术研究,探讨运动式治理的转型问题。     

股东权治理--公司治理本旨

在同一公司中 ,中小股东已经完全两权分离 ,而控股股东则因与董事会存在一种事实上的竞合状态 ,没有完全两权分离 ,甚至重新两权合一 ,因此 ,以代理为基本内容的公司治理是不能解决治理的本质问题的。公司治理实质上是有效监督控股股东的行为 ,即公司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的相容 ,也就是股东权的治理 ,形成全部股东在股东权的治理要求上的平等交流机制与制衡机制 ,以此形成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层面的全面制度创新 ,实现公司治理的目标。     

跨部门治理的制度情境与理论发展

跨部门治理是应对复杂公共事务的重要运作机制,在不同的制度情境下,跨部门治理的具体运作具有差异性,学者们的理论建构也呈多样性,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多中心治理、网络治理、协同治理、整体治理、运动式治理等理论建构,它们分别凸显了民主或效率的价值导向。中国跨部门治理高度依赖于党组织发挥整合作用,形成了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合治理模式。深化中国跨部门治理研究,需要基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和实践发展,构建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村支两委“一肩挑”与乡村治理——基于复合科层式治理的阐释

村支两委“一肩挑”是一项旨在增强党在乡村场域内治理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制度安排,并表现为实践先于理论的特征,这既是一种基于现实需要的必要性考量,也为基层治理的党政统合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制度试验。通过对科层制与复合科层式的治理模式比较分析,可以归纳出复合科层式治理兼具政治与行政融合、权力结构糅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嵌以及行动主体角色均衡等多维复合与叠加优势。复合科层式治理理念在村支两委“一肩挑”层面形塑了“党政融合”的复合型治理结构、“双向赋权”的复合型权力结构、“融法于情”的复合型制度结构以及“三重代理”的复合型角色结构等多维度的乡村治理效能。在复合科层式的乡村治理模式中,以党建为中心的群众路线为其注入了精神内核与价值动力,因而担任两委“一肩挑”角色的村庄组织更需要注重群众路线的实现以及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全过程民主。     

常规治理、运动式治理与中国扶贫实践

精准性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反贫困实践,采用常规治理还是运动式治理成为精准扶贫可能与否的关键。 除照章办事的科层运作外,常规治理还有策略主义、半正式治理、“不出事的逻辑”等内涵,其内在弊端“模糊治理规则、影响政治绩效”使得它在恰当的时机下向运动式治理转化。 依托于首长负责制、驻村工作队、群众动员等组织运作机制,地方政府声势浩大的扶贫运动取得显著成效,然而也表现出精心应付的缺点。 作为常规治理的重要补充,运动式治理不可能消失,其偏离运动目标诱发多重紧张的弊端及相应纠偏机制值得继续深究。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规化治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转换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治理逻辑的转换。脱贫攻坚被看作是运动式治理在扶贫领域的典型呈现,但又与传统的运动式治理理论不同,其实无论是在运作逻辑、动员强度以及治理效能方面运动式治理都有新的拓展,对其我们不应抱有“病理学”的态度。治理逻辑的衔接就是要做好乡村振兴在组织结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与技术以及治理资源等方面实现常规化治理转型。在政策优化上进一步处理好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政策统一性与地方差异性、行政干预与农民参与以及社会公平逻辑与市场效率逻辑之间四类关系,只有逐渐将脱贫攻坚融入到乡村振兴之中,并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式发展,才能够真正做好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     

移动源治理的若干法律对策

我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移动源污染问题,现有法律不能满足移动源污染治理的需要。我们应该充分借鉴欧美的先进法制经验,拓展法律规制的移动源范围,实施区域治理机制,并建立在用移动源排污缺陷召回制度,从而完善我国移动源污染治理的法律制度。     

论高校学生工作中的联动制衡治理运作机制

高校学生工作治理中的运作机制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揭示了高校学生工作治理权力的运作伴随着制度联动、情感联动和责任联动所形成的"联动式制衡"的内在机制及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制度基础和价值基础。研究发现,在高校学生工作事务中各种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利益、情感和责任使得高校学生工作治理秩序得以形成。同时在这一权力秩序下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高校认同的制度基础,权利义务观构建的价值基础,三者使得"联动式制衡"成为高校学生工作治理实践的常规化运作机制。     

敏捷治理：人工智能治理新模式

人工智能敏捷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是对以往探索式、回应式、集中式人工智能治理模式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敏捷治理嵌入人工智能治理当中,其在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方式这四大核心要素上有新的内涵特征。人工智能敏捷治理概念的生成既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又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增进人民福祉和走出人工智能治理困境的需要。与此同时,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引、政府多重资源的投入、多方实践经验的奠基使得人工智能敏捷治理成为可能。为应对时代挑战、迈向人工智能的敏捷治理,我们需应对传统官僚主义思想,树立敏捷治理理念;合理把握治理节奏,确保治理工具使用张弛有度;健全敏捷治理的制度体系,为人工智能敏捷治理保驾护航。     

治理资源对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功能及其有效配置路径

社会治理系统的有效运作离不开治理资源的有力保障,创新社会治理体系需要对治理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有效配置。社会治理体系下的治理资源包括治理制度、治理文化、治理平台、治理信息数据库。治理制度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保障,治理文化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内驱力,治理平台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具体实现理路,治理信息数据库是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配套载体。而对治理资源的挖掘与完善程度,影响着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进程。对治理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有效配置,要立足于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求,从以依法治国为指导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建设、培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内核的公共治理文化、完善和扩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平台、建立健全大数据支撑下的社会治理信息数据库、构建治理资源协同配置的运行机制五个层面进行。     

中国式农业农村经济治理：党执政兴国的根基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一项重点,是开展农业农村经济治理。在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农业农村治理脉络和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经济治理的几个鲜明特征,即：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经济治理秉持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接的认识论特征;探索了统筹国家全局、含纳基层创新的政策实践模式;践行了社会主义理念与中国历史传统及现实国情相结合的制度构建方略。由此认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经济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根基。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史逻辑和实践框架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内涵既具有一般性,即基于国家运行的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问题;同时更具有特殊性。治理体系体现为"一纲两目",即"政党政治"总纲,"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两目;治理能力包含三层能力,即"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从逻辑上说,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纲两目,来源于中国"政党政治"的国家道路选择,在当代中国,需要有五个要素对该道路进行支撑,即:党指挥枪、党的领导、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实践上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和治理能力提升,可概括为三层能力、四大领导、五项议程、六位一体。     

社会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

通过对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所获数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认同程度高,制度自信显著增强,且与其社会治理效能感高低密切相关。其中公平性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认同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有效性治理效能感的获得感与安全感两个维度对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则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影响轨迹,即获得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呈“U”型关系,而安全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则呈倒“U”型关系。因此,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建立“结果—过程”并重的治理效能评价机制、坚持“利益—价值”并举的优势认同引导机制以及构建“政治宣传—情境体验”并用的治理效能宣传机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增进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坚定制度自信的关键之举。     

论我国基层协商式治理探索的成就与经验——基于民主恳谈会与“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分析

我国基层协商式治理的兴起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为了有效地解决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些地方将民主协商制度引入基层治理体系之中,并使之与选举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基层协商式治理新模式。经过艰苦探索,我国初步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协商式治理基层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政府主导型和社区主导型协商式治理新模式,积累了基层协商式治理发展的经验,开创了基层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新格局。这为继续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五微”服务 探索小区治理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城乡社区。这要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更应该去“激活”社区,推动形成党建引领“共治”治理、“联动”治理,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     

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研究述评

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包括三种类型 :基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治理制度、强调纯市场理性和产权途径的市场取向的治理制度以及建立在不同参预者自我约束的、以非强制性为特点的内在治理制度。国内外对于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 ,但也存在不足。未来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应重视环境治理研究 ,加强理论深度 ,制度安排上要进行创新 ,不能依靠单一的制度形式。     

社会风险的整合治理机制与模型建构

在社会风险理论的知识谱系中,主要形成了"现实主义—社会风险"、"制度主义—风险社会"、"建构主义—风险文化"的理论演进"连续统"。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三大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三种模式:基于现实主义的以专家为中心的"工程—技术"模式,基于制度主义的以政治为中心的"组织—制度"模式,基于建构主义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社团—运动"模式。论文在梳理这一知识谱系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和厘定了社会风险治理的流程框架,并结合风险流程三个阶段的治理重点与三种风险治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复合的、循环的社会风险整合治理机制模型,以期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挑战。     

标准化治理: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供给研究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传统的以政府为核心的一元社会管理逐渐向多元互动的社会治理过渡,我国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但也面临着治理手段缺乏、制度供给不足、治理创新难持续等一系列现实挑战。社会治理既需要可持续的制度保障又需要能够灵敏回应社会需求的治理工具。在已有社会治理的框架下,本研究引入并从理论上建构了“标准化治理”这一制度工具,其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化治理强调多元协调机制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标准化治理作为法治的有效补充,能够填补社会治理的制度缺失区域;标准的反馈机制能够敏感及时地回应社会多样化需求,提高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