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理论研究的奠基之作——解读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的修辞价值

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事类》篇最早系统地阐述了引用的性质、定义、类别和运用准则,确立了引用的修辞格地位。如首次把引用大别为两类:引事和引辞,奠定了引用的分类基础;反复申述引用的运用准则:贴切自然,开启了后世文人学士对此的深入探讨。《文心雕龙.事类》篇为引用修辞搭起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为建构系统的科学的引用修辞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引用”类别新探

“引用”，就是说话或写文章时，引进现成话或可靠的资料数据等。作为一种修辞方式，在文化繁荣、文体众多的今天，引用的范围在扩大，形式在变化，种类在增多。因此，本文意在引用的类别上，作一点探索性研究。一有的引用，是直接引进原话（或原文），而有的则只取其大意，不用原文，根据这一内容标准，就可把引用分为真引（直接引用），意引（间接引用）。真引直接引进现代成语或典籍资料、原文的引用方法，叫真引或直接引用。这是一种语意兼收的引用。由于是对原文的直接引用，不作更改，所以一般加引号，如：（１）“峨眉山月半轮秋，影…     

宗廷虎先生中国修辞史研究述略

修辞学史研究和修辞史研究是修辞学研究中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宗廷虎先生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就修辞史研究而言,在理论探索中,指明了修辞史研究的性质、对象和范围,阐明了修辞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探明了修辞史研究的方法,阐述了辞格史研究的理论;在实践研究中,具体研究了借代、引用、避讳、回文、镶嵌、顶真这六个辞格的历史演变,进而研究了诗歌体中连珠格、顶真辞格连环体、药名嵌字格的历史演变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引用辞格,系统研究了中国集句史;在方向引领中,组织撰写《中国修辞史》和《中国辞格审美史》。这些成就,对修辞学研究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基于技术多样性的专利申请人与审查员的引证行为差异

近年来,专利引文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技术路径研究、技术会聚、技术扩散等技术领域间的知识活动研究,但并未有效区分申请人引用和审查员引用,现有技术领域层面对申请人和审查员引用差异的对比研究还停留在较为浅显的统计层面。将技术类别间的差异性引入到申请人引用和审查员引用的对比研究中,在技术类别分布基础上,探究专利技术类别多样性视角下申请人引用和审查员引用的知识来源差异,并对其开展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专利申请人引用涉及的技术类别范围更广,而审查员引用则更集中于本技术类别;对大部分技术类别,申请人引用的技术类别多样性要高于审查员引用,但两者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     

论流行歌词在文学作品中的引用艺术

如今 ,“引词入文”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修辞现象。从艺术上看 ,有明引、暗引两种形式 ;从内容上看 ,有正引、反引和泛引三种情形。这种引用具有增强表达效果和强化艺术魅力的双重修辞功能。前者主要体现在三个“有利于” :有利于刻画人物 ,有利于揭示主题 ,有利于点染意境 ;后者则指读者因此而产生共鸣效应和同构效应     

音乐修辞视阈下钢琴作品的引用与隐喻分析

音乐修辞分析是通过探讨音乐中引用与隐喻修辞之间的关系,获得对钢琴作品独特意义诠释的研究路径。音乐修辞视阈的分析研究具有特殊性,它以关注作曲家非常规的写作手段文本引用为出发点,通过分析被援引文本在全新语境中的诉说,探讨其隐喻性修辞的意义。由李斯特《唐璜的回忆》对莫扎特歌剧《唐璜》的引用以及威廉·金德曼教授论证的舒曼《幻想曲》对贝多芬歌剧《菲岱里奥》、声乐套曲《致远方的爱人》的多重性引用,可以窥见在修辞视阈中进行音乐分析的重要意义。音乐修辞分析对引用手法的探讨建立起跨文本的研究模式,在多个作品间找寻意义的转化,并在深入阐释其指涉的隐喻性意涵的同时,实现对作曲家音乐创造力更为深入的挖掘。     

图书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CSSCI(2000-2007年度)数据

本文依据CSSCI数据库中2000-2007年间被马克思主义论文引用的数千种图书的数据进行统计,遴选出被引频次较高的图书105种,其总被引频次占数千种被引图书的总频次的三分之二.将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具有较高影响力图书分成领袖著作、历史文献与政治资料、学术著作三个类别,分析比较不同类别的图书对马克思主义学科产生的影响,阐明图书在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学科中的地位与贡献,藉以正确评价图书对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学术传承过程中的作用.     

《说苑》引《诗》特点及其修辞作用

西汉经史文献学家刘向《说苑》一书旁征博引典籍之多可谓引人注目，其中引《诗》又独具特色。如对史料原有引《诗》进行录、增、删、改，且绝大多数为直接引用，以全书多达91处，这反映了《诗经》在先秦的至尊地位。也体现了刘向个人的《诗》学观。从修辞角度对《说苑》引《诗》的修辞作用进行分析，认为刘向大量引《诗》是为了以《诗》证事、以《诗》为喻、以《诗》作评，目的是为了达到较好的进言效果。     

《变异修辞学》序言

修辞学除语体、风格之外,包括规范性修辞和艺术性修辞两大部分,而艺术性修辞又分常规性修辞和变异性修辞两大内容。我国以往对规范性修辞和艺术性修辞中的常规性修辞研究较多,而对变异性修辞则缺乏系统的研究。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中谈“拈连”时的引例“吹起旧时悲”、“敲碎离愁”,以及“移就”中所引“快乐的绿林翠     

广告英语中双关手法的理解及翻译

双关作为一种有效的语言修辞手段,既引人入胜,又能丰富内涵,其运用能够增加广告的注意价值及记忆价值,但对其用法和功能的分析多限于文学作品,广告方面的尚不多见。鉴于此,本文将运用引用、举例、分类、归纳等方法,在阐述双关手法在广告英语中运用的主要类别及其修辞功能的基础上,对理解上所需的相关知识及汉译处理方法进行探讨。文章对广告英语中双关手法的运用进行剖析比较,为广告英语双关语的理解提供有益启示,同时为其汉译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的框架模式。     

引用修辞生成的历史文化根源

汉语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引用修辞实践。本文阐述了引用修辞生成的历史文化根源:一是尊古崇圣的思想意识,二是对含蓄美的崇尚,三是文人追求风雅、表现才学的创作心态。其中尊古崇圣的思想意识是最根本的原因。     

《闲情偶寄》“主脑”辨义

＂立主脑＂是李渔《闲情偶寄》中关于戏曲创作的重要理论,但对于＂主脑＂一词的解释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李渔《闲情偶寄》中所言＂主脑＂是作者在构思时所确定的中心人物及围绕其发生的关键性情节,是左右故事情节发展的枢纽。只有借助＂主脑＂才得以聚焦其他人物、其他情节,也才能整合出优秀的剧目。     

论“三一语言学”的人文主义语言观——兼评王希杰的修辞观

“三一语言学”作为一种语言学体系,包含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关于语言的本质认识,关于语言的功能价值认识,关于修辞理念的认识。“三一语言学”四个世界理论中语言世界和文化世界的关系,言语修辞的社会和道德教化功能,以及所包含的“修辞以立其诚”的精神,等等,都丰富发展了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辞趣”理论与变异句法修辞——解析同构串联句

“辞趣”是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首创的修辞学术语,闪耀在“辞趣”理论里的语言美学思想和变异修辞观念对现实的变异修辞现象具有广泛的理论阐释力。同构串联句是语句修辞领域的“辞趣”现象,是利用句法编码“形趣”关顾句义表述“意趣”的变异修辞句式,倚重于语言美学效应提升修辞效益。     

“我们”批判

一般来说 ,“我”和“我们”显然有区别 ,但在很多情况下 ,“我”会悄然向“我们”滑动 ,使话语的含义发生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从修辞学理论来看 ,将“我”和“我们”混合使用 ,或者说在这两者之间滑动 ,修辞效果可能是比较好的 ,相对而言 ,完全把“我”隐去 ,只使用“我们”,尽管可能强化修辞效果 ,却可能败坏认同     

王易《修辞学通诠》的当代阐释

王易是中国20世纪早期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修辞学家。《修辞学通诠》代表了他的最高学术成就,体现了修辞学在当时的发展水平。王易建立了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具有现代科学品位的修辞学体系。其修辞观的核心不是美辞而是动情。其方法论原则不是绝对化而是辩证法。     

孙法理译作《两个高贵的亲戚》美学探讨

现代翻译理论提出,翻译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文章从本土语和目标语的审视角度出发,从原语和译语中摘取了大量实例,试图探讨孙法理之戏剧《两个高贵的亲戚》翻译文本中的意境美,采风美,修辞美几种美学效果。     

修辞研究方法论

研究修辞既需要"学"的假设与模型,也需要"术"的假设与模型。修辞学研究的假设与模型属于认识论范畴,主要包括修辞本体论、修辞系统论和修辞价值论等;修辞术研究的假设与模型属于实践论范畴,主要包括修辞信息论、修辞策略论和修辞控制论等。就汉语修辞研究而言,无论是修辞学的研究还是修辞术的研究,既需要提倡踵武前贤的顺着说,更需要鼓励超越先贤的反着说。     

论<马氏文通>中语法与修辞的结合

把语法与修辞结合起来描写和研究是马建忠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的一大特色.马氏研究语法的方法深受我国传统语文学和欧洲传统语法理论的影响,他在论字(词)和论句读中兼论修辞作用,在论述语法时阐释修辞方法和评论语言风格.马氏的研究方法独具特色,对后世的语法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修辞、公平与自由

当今修辞学理论界有一个论争:修辞学是应该从哲学、政治学理论中分离出来,当作是一个专门学科;还是应从其与哲学、政治学理论的相互依存角度,对其做更为宽泛的解读呢?尽管在某些语境中需要将修辞学狭义地视为一个特定的学科,但是,本文作者认为,修辞学是综合性的,应从哲学角度加以阐释。如此理解修辞学,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社会与政治角度理解修辞的普遍性以及作为教育目标之一的修辞能力培养。一旦我们理解了修辞的普遍性和修辞能力,就能对人类传播中的公正与自由形态给予更好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