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指解本《古文孝经》的源流与演变

目前传世最早的《古文孝经》是北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本。南宋以来凡谈《古文孝经》者都依本于此。清鲍廷博甚至将"指解本"经文提出来,冠以《宋本古文孝经》之名以与日本传《古文孝经孔传》一并行世,《四库全书》也照此收录。今人还用传世"指解本"与日本传《古文孝经》相比较,从而得出"日本传本比'指解本'时代更早、内容也更可靠"的结论。本文历考司马光《指解》的经本渊源及其流传、演变等情况,并证以大足石刻《古文孝经》,认为司马光《指解》传至南宋宁宗时,被人与范祖禹《古文孝经说》、唐玄宗《今文孝经注》合并,合编时对《古文孝经》进行大肆改篡,使"古文"原貌尽失,并造成误注为经(《谏诤》章"言之不通也")的现象。后人用传世"指解本"作今、古文《孝经》比较、特别是用来进行后出《古文孝经孔传》真伪研究,是非常靠不住的。     

日本传本《古文孝经》回传中国考

《古文孝经孔传》当是汉魏以后长期流传的《孝经》注本之一 ,未必是孔安国所作 ,其书在梁末亡逸。隋朝开皇十四年以后 ,经刘炫之手又出现了所谓的《孔传》本 ,对于其真伪问题当时即有争议。此本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 ,而五代以后在中国却已佚失。《古文孝经》在日本的传授源流是清楚的 ,祖本当是隋唐旧本 ,非日本人伪造。日本江户时代学者太宰纯校刻的《古文孝经孔氏传》正是以日本足利学所藏刘炫《孝经直解》本为底本 ,参校众本 ,旁及他书所引 ,更加音注而成。此书回传中国 ,在清朝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也引起不少争议。     

试论大足石刻范祖禹书《古文孝经》的重要价值

北宋范祖禹书、南宋所刻的大足石刻《古文孝经》是目前最早的《古文孝经》宋本 ,对认识传世《古文孝经》的文献价值、考察日本流传的《古文孝经》及《孔传》之真伪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该石刻《古文孝经》上石时代、历代著录情况、石刻本面貌及其在经学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进行探讨。     

《九歌》、《九章》校证（十七则）

今本《楚辞·九歌》、《九章》的部分内容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儒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之校勘,将有益于《楚辞·九歌》、《九章》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论刘向对《孝经》文本的整理

西汉末年刘向对《孝经》进行整理的文本对象不是历来所认为的颜氏今文本，而是宫廷内府所藏孔壁古文本。经刘向整理后流传的《孝经》文本属于古文系统。由此，历来《孝经》学界关于《孝经》学源流分为今文、古文两个基本系统的根本认识有必要做重新考量。     

高邮王氏误正《说文解字注》例说

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虽非专治《说文》者,但常于《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段氏说文签记》中称言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之非是。且大多持论平实,结论精当,诚足以醒聩指迷,嘉惠学林。但王氏之说亦非完璧,千虑一失、抑扬失当之处,在所不免。今于王氏诸书中寻析其明言段说之谬者,釐清畛域,扬搉是非。希能釐清个中悬疑,得其所宜。今推王氏致误之因由,大致有过信他书而误、语义未明而误、以意改窜而误数端。     

元刻本《刘子》校理

元代至正二年刻苏应龙所辑《新编类意集解诸子琼林》,节录了《刘子》各章的大段文字。以此本与其他传世本互校,其衍、脱、讹、倒者,有此本不误而其他诸本皆误者,亦有此本误而其他诸本不误者。此元刻为《刘子》自宋刻以下所见到的最早传世刻本,在《刘子》的版本系统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故为之校理。     

论宋代的《古文孝经》学

《古文孝经》在宋代复出并得到广泛注意和研究,宋代《古文孝经》学成果较多,为其他朝代所无。本文通过对《古文孝经》在宋代的流传与研究历史之考察,清理了《古文孝经》的真实面貌,纠正了南宋以来关于《古文孝经》的错误认识,为澄清历史上和现实中《古文孝经》真伪问题作了论证。     

宋代《孝经》学研究初探

宋代《孝经》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对《孝经》作者与成书年代进行了一些考订,古文《孝经》学研究有所进展,一些学者对《孝经》进行了新的阐释。这些研究对明清的《孝经》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调元及其《郑氏古文尚书证讹》

郑玄《古文尚书注》亡佚，现存辑本主要有五种，其中《郑氏古文尚书证讹》是清代李调元纂辑并付梓刻印的一部《古文尚书》注本。《证讹》在引用字书解释字词、兼采诸说解释句读、据己学识解释名物、比勘他书校脱讹误方面较为突出。     

《九歌》、《九章》校证（二十八则）

今本《楚辞.九歌》、《九章》的部分内容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儒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之校勘,将有益于《楚辞.九歌》、《九章》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隋书·经籍志》著录情况的统计研究——《隋书·经籍志》研究之二

《隋书·经籍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史志目录著作,研究成果较多,但是今本《隋志》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对《隋志》著录情况的统计结果表明,《隋志》四部及附录之小序、类序合计、今本实际著录数目三者之间极少有完全相符者,而且这些数目也都与总序的数字互不符合.而对《隋志》著录情况的详细统计是进一步解决问题的必要前提.     

《经典释文》引《说文》资料与大徐本《说文》比较

将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说文》有关释义的资料与今存大徐本进行分类比较,认为陆氏引文确有许多条目对于今存大徐本《说文》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然亦有陆氏误引以及流传中出现讹误等情况,在利用其校勘今本《说文》时,要注意分析、鉴别。     

《辽史·萧陶隗传》辨误

在历代正史中,《辽史》以其简略疏漏,向为史家赀议。前人已做过不少考订、校补工作,但仍有未发掘可增补者。今读《辽史·萧陶隗传》,发现其职官仕历所牵涉年代及人名舛误颇多,给后世读者带来了混乱。本文对《辽史·萧陶隗传》略加考证,指出《辽史·萧陶隗传》记载的萧陶隗迁契丹行宫都部署的年代"大康"当为"大安"之误,《辽史·萧陶隗传》涉及人物"萧斡特剌"当为"耶律斡特剌"之讹,"萧阿忽带"为"萧阿鲁带"之误,以期有助于治史者。     

读《淮南子》偶拾

淮南王书,诸多流失,盖二千年钞刊累误使然也。乾、嘉以还,尽心思学力于此书者,颇不乏人:高邮王氏,德清俞氏,瑞安孙氏,其尤可观者也。近人刘叔雅教授,甄综诸家之说,为《淮南鸿烈集解》,世推详核。其用功固亦勤矣,然其正讹析疑,良多未尽。近数年来,余每读是书,辄为留意,兹每篇聊举二例以就正于大方盖亦愚者之千虑尔。     

清华简《尹诰》与《咸有一德》相关文献梳理及其关系考论

清华简《尹诰》篇公布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热烈讨论,但许多问题仍有待研究,如关于其篇名命名问题,其与《尚书·咸有一德》篇之关系问题,其能否证明今本《尚书·咸有一德》篇之伪,等等。利用二重证据法,系统梳理《尹诰》《咸有一德》相关的文献记载,并对上述问题进行考论,通过比对、分析,认为《尹诰》篇与真古文《咸有一德》、今本《尚书·咸有一德》皆无关系,是独立成篇,名之为《尹诰》没有问题,其不能为证明今本《咸有一德》之伪提供有力证据。     

《晋书斠注》校勘管窥

《晋书斠注》是吴士鉴为唐修《晋书》所做的一部集注体校注，是目前《晋书》注本中最为完备者。其效仿裴松之《三国志注》,吸收诸家晋史及历代载籍，兼取清代以来学者校勘考订成果，形成自己的校勘特点。其校勘成绩突出，涉及唐修《晋书》之脱讹衍倒之校订，不少成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所吸收。但其校勘亦有自身局限性，存在当校未校、校勘不精、据讹校讹等现象。     

高邮王氏是正《说文解字注》失误例说

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之治段氏《说文注》,要以宗段为主,不妄立异,亦未敢苟同。其称褒段氏注解之功而外,亦于段之专辄臆断处特为措意,且力为辩驳。《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段氏说文签记》随文说之,闳通深肆,胜义层出。王氏之论固非完璧,千虑一失,抑扬失当,在所不免。至其以意窜改而误、拘泥传本而误、过信他书而误云,则其乖失。今权王氏正段之功过,盖有不相掩者。     

再论《隋书·经籍志》

本文简要述说了《隋书·经籍志》的成书经过及关于该书作者的争论,着重从《隋志》的产生标志我国古代书目四部分类法确立;《隋志》为人们进行古籍流传研究和文献整理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线索;《隋志》既有对前代目录学的继承和沿袭,又有创新与发展,充分体现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精神等方面,浅析了《隋志》的价值,同时也指出由于历史的局限,《隋志》尚存在一些缺憾。     

《论语》语言研究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语句洗练,意旨深远,雍容和顺,含蓄迂徐,是古文的一个样板。正如《文心雕龙·征圣》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论语》的语言对于我国的书面语言产生了极其重大且深远的影响。然而,不得不认,和《论语》的其它方面的专题研究相比较,《论语》的语言研究还很不够。在这方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