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州无影"与"天下之中"

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一部有关佛教史的名著,书中讨论到古代怎样测定时辰,其中有"洛州无影"一句话.洛州即洛阳,其位置在北回归线以北,从天文的角度讲,一年之中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出现"无影"的情形.这究竟是错误,还是另有含义,长期以来成为问题.本文作者曾经认为这是义净书中的错误.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本文作者发现,在洛阳附近一处地方,确实可以见到"无影"的奇观.本文根据作者实时实地的考察进行讨论,认为这与中国古代把洛阳看作是"天下之中"的观念有关.     

崔骃《四巡颂》与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

东汉崔骃《四巡颂》是对汉章帝元和年间四次巡狩的颂美。《四巡颂》的文本序列和出巡时间,反映了章帝顺时出巡对阴阳中和之气的尊奉;对章帝巡狩时敬天保民的书写,构建了天人和合的宇宙秩序,体现了东汉对“中和”的神圣王权空间的建构;巡历之地的历史感怀,始终贯穿着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文化的审视视角。崔骃《四巡颂》以上三个方面的书写,反映了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的深刻影响。     

从“中国”看华夏先民的部落中心主义

华夏各族的“部落中心主义”使“中国”一词倍受青睐,而且在这种情绪的作用下,中国人形成了自高自大的心理,轻视乃至忽视周边各族。这种现象在现实的一个体现即是历代王朝选择首都地址是都在寻找“天下之中”。     

洛阳北魏墓葬的“太和之风”与民族文化交融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并实行汉化改革,使拓跋鲜卑政权发展至顶峰,史书将该阶段政治稳定、国家强盛、八方归附的社会面貌称为“太和之风”。洛阳作为国都,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折射了北魏后期的社会现实,是“太和之风”的典型实物例证。考古发现洛阳北魏墓葬墓向坐北朝南,地面有高大封土,都是单室墓,这些方面的统一性分别继承了东汉和魏晋丧葬文化理念。墓葬是否随葬陶俑群、形制固定为带盖方形的墓志尺寸大小具有身份等级差异,说明北魏把汉晋的部分葬俗进一步发展为礼仪制度。而帝陵墓室涂黑、部分陶俑左衽则是保留的北方游牧文化传统。随葬品中所见拜占庭金币、下颌托等,是西域商贸往来的见证。出土的胡人侍从俑和佛教用品,表明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以上各种因素和谐共存于同一墓葬,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出当时在汉文化主导下的多元一体格局。墓葬中“太和之风”的形成主要是孝文帝对于洛阳陵墓区的规划、汉与鲜卑势力的持续消长和北魏统治下复杂的人口构成等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孝文帝积极主动承继汉晋文化,目的是将拓跋鲜卑纳入华夏统绪中。对洛阳北魏墓葬实物材料的解读,能够直观全面地认识汉文化对北魏政权的影响,为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提供重要参照。     

北宋馆阁文士的楷模——以范仲淹的“天下”观与“琴之道”为例

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言行,成为我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典范。自古及今人们评价其都以一种较为宽广的“天下”视角,推究其“天下”观的主旨,则与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要义完全一致。然其至为可贵者,坚守于心而付诸于行,贯穿始终而不离此道,则是范仲淹平生喜弹琴,师从崔遵度、唐异二位高士,“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旨在以此传播尧舜之音,践行其所持“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的“琴之道”。考其“天下”观的旨归与“琴之道”的操守,二者并无二致,均属成仁成圣之途,由此堪称北宋馆阁文士的楷模。     

始有意而为“影”——论张先词中的影意象

张先在词作中通过对影意象的大量选取和不遗余力的艺术加工,对这一意象进行了"有意为之"的塑造和发扬,并由此创造出优美的画面和耐人寻味的意境,启发了后来的作者.张先词对影意象的贡献可以用"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概括.     

“中国”、“河南”诸名称与古都洛阳

中国以及河南古今的诸多名称如"中国"、"华夏"、"中华"、"中夏"、"神州"、"豫州"、"中原"、"中州"、"河南"等的含义及其得名缘由,均与古都洛阳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洛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咏“影”与水墨画的联通

宋代文人对“影”的吟咏,指示着“如画”的风景欣赏方式,主要表现为影与水墨写意的对应。作为审美对象的“影”,是草木形态及精神的提炼方式,具有超逸观想之美,文人借以寄托情怀,展示理想生活情境。影与水墨画在视觉效果与审美趣味上颇多相似,成为文人画创作与欣赏的灵感来源。在观赏墨梅、墨竹时,宋人将其还原为自然状态下的影像,形成“画如影”的全新书写范式。在中国画“水墨之兴”的背景下,这种以“影”联结的风景描写与绘画欣赏,有着共同的水墨趣味与写意追求,反映出宋人处理自然景观与人文意象关系时的新审美观念。     

北魏元氏贵族的籍贯与洛阳都乡——以墓志为中心的考察

墓志表明,元氏贵族的籍贯无一例外都是洛阳,甚至已死亡的贵族也要从子孙的籍贯为洛阳。墓志中籍贯的记录并不规范,这是北魏墓志的普遍情况。元氏贵族分布较为集中,体现了聚族而居的特点,其中最为集中的地方是都乡。北魏洛阳都乡原存在于内城之外,南迁贵族到来后居住于此,景明二年（501年）开始筹建外郭城内里坊,都乡内原有的里,由城外的乡里变为城内的里坊,都乡建制不存,但其名仍存在于籍贯中。     

“前孔子时代”的中心文化——论洛阳学的最重要文化价值

"轴心时代"这一名词的引入,固然对中国学术史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也容易造成对中国文化的错误理解,因而可用中性的、事实性描述的"孔子时代"来代替。洛阳学的最大学术意义就在于其在"前孔子时代"中的中心地位,因为,洛阳不仅是三代的文化核心区域,更是周公制礼作乐之地,而这些因素都对中国文化基本的性质和面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创立儒学以及儒学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很大程度上与洛阳及这片土地上的文化紧密相关。当然,在孔子之后的时代里,洛阳学也长时期保持着辉煌。     

“一五”、“二五”期间洛阳工业移民与人口地缘构成

农业城市向现代都市转型,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地缘构成的多样性。地缘的多样性蕴含着文化的多样性。对"一五"、"二五"期间洛阳工业移民的研究表明,人口地缘结构的多样性不仅在生理基因和文化基因两个方面影响洛阳城市人口的自然结构,对洛阳社会结构乃至城市文化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建筑“朝东”方位观起源及类型

东方是古代文化和建筑中重要的空间方位,以东为尊的思想由来已久。在人类早期原始时空观念形成的过程中,从昼夜更替现象中产生最早“东”的意念,而真正意义上的东向方位则是通过长期的日影时空测算实现的。同时作为最早方位的“东”而言,其代表性的天文现象和时空测算原理对早期建筑的朝向方式影响很大。为了理清东方与建筑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历史建筑遗迹中朝东方式的归纳和分类研究,发现古代建筑“朝东”方位观的规律,重新认识早期原始时空观的作用和时空测算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有助于理解古代天文现象在建筑设计中的特殊地位。     

差异中汇通——宗白华与邓以蛰“书画同源”观之启示

“书画同源”是中国书画的传统命题,中国现代艺术美学家宗白华和邓以蛰对此有独到的见解。前者从生命本体和艺术意境的角度认为,书者生命之如,画者笔墨之舞;后者从文字发生学和工具创造论层面认为,书（字）生于画,画如笔通心。本文提出“差异中汇通”的“书画同源”观。     

权力中心的移动与中原兴衰——对古代洛阳和开封的大文化思考

北宋以前,中国的权力中心沿渭水—黄河中游作东西移动;南宋以后权力中心则沿大运河作南北摆动。这种变化既是中国经济重心东移的大势所定,也与中原的自然环境恶化、权力中心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关。     

“一拖”的落户与洛阳重工业基地的确立

“一拖”落户洛阳,起到了“磁场”和“增长极”的作用,使得相关产业聚集和科研院所汇集,带动了中小工商企业的发展,确立了“洛阳新兴重工业基地”的城市定位。     

“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公天下”思想的庄子版本——以《庄子·应帝王》“天根”章为中心

“公天下”并非儒家的专利,《庄子·应帝王》以“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给出了庄子版本的“公天下”思想。“公天下”的庄子版本突显人的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将正当性的政治理解为围绕着性命之情在生活世界展开的正性命的活动与秩序,而任何脱离性命之情的政治活动都将政治下降为统治。性命之情的本质特点在于世间身位与超越身位之间的居间联结,人便是这种居间生存者,顺物自然,也就是顺物之性与命,公天下的政治秩序因而展开为人们在其中各正性命而并行不悖的日用生活过程。     

“分封”与“郡县”之辨的复杂意蕴

历史表明,分封制所期望的“血亲屏藩”是一把双刃剑,始终存在着“内讧”的危险。虽然自秦代起郡县制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定式,但一个疆域庞大的帝国单一依靠郡县制存在着极大的管理困难,故而,既能维护中央集权统治又能兼顾“亲亲”之道的“两制并存”和“两制综合”的出现便成为必然。关于分封与郡县的争论,还经常涉及“公”或“私”的伦理评判,尽管争论者观点各异,但其中他们对历代君主莫不以“公天下”的名义而成就一己之“私”的揭露是深刻的。纵观郡县与分封的历史演绎,在君主专制下,唯有君臣权势悬殊,才能上下相安;而实行分封制又必然导致君臣彼此猜忌、对抗与仇杀。因此,如何把握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德性”与“理性”角度看中西政治实践的基础——以牟宗三和蒋庆的论述为中心

总体上说,西方政治实践的基础是＂理性＂,中国政治实践的基础是＂德性＂。这种不同导致了中西政治发展方向的不同。牟宗三以＂理性＂解释＂德性＂实际上是承认＂理性＂作为政治实践基础的重要性,以及承认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而蒋庆反对以＂理性＂解释＂德性＂,实际上是反对以＂理性＂作为政治实践的基础,以及否认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其间的分歧颇具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