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的含义及其建构中的内在张力

现代国家的两个基本方面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从比较政治视角看,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这一对关系非常复杂。其中,不但存在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而且国家权力内部之间的冲突和各种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进一步影响着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国家,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同步增长的正向关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公共权力边界调整

公共权力边界是公共权力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界限,它本质上体现了权力与权利的辩证关系。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共权力与市场、社会边界的调整和再造,形成科学的公共权力边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总体而言,我国的公共权力边界划分日趋清晰,但也仍然存在着内部边界重叠交叉、外部边界规范化不足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公共权力效能的提升。公共权力边界受到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应当重点从政府职能定位、社会力量培育、程序正义规约、制度体系完善等方面来入手为公共权力运行设定合理边界。     

论保障公民权利与制约国家权力

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权利制度和以制约国家权力为基本内容的权力制度是法治的关键环节。保障公民权利和制约国家权力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保障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目标；制约国家权力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该在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实现一种动态平衡。     

用责任取代权利——公共行政的逻辑——支援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设想

公共权力的"悖论"是指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和"恶"的可能的矛盾.近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围绕如何解决公共权力的"悖论"而展开的,即对公共权力可能的"恶"进行控制与约束,以实现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其中,责任就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础性的控制.由于政府的工具状态与"公共人"的角色定位,以及行政权力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双重规定,公共行政领域应该用责任取代权利.     

找回家庭：重构现代国家建设的社会基础

   家庭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工业社会的发展,原本隶属于私人领域的家庭事务逐渐进入公共空间。家庭政策是现代国家干预家庭事务的基本方式,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家庭与国家之间的权力边界。当前主要有三种家庭政策模式：家庭事务分离模式、家庭事务共担模式和家庭事务转移模式。前两种家庭政策模式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弱化了家庭本身的存在价值;东亚国家普遍采用的家庭事务转移模式,试图淡化国家与家庭之间的权力边界,家庭成为国家的政治同盟。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家庭事务转移模式同样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家庭成员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与集体主义的国家建设路径之间矛盾加深;二是东亚家庭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角逐中日渐式微。       

伦理化的社会关系与中国传统国家两重性

中国传统国家存在着"权力大"和"能力小"的双重性,根源在于社会关系伦理化导致社会关系"二人化",消解了本应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和社会组织,造成公共领域私人化,社会组织发育不足。由于缺乏社会组织作为中介,使国家公权力扩张和社会控制能力不足。而在20世纪,历史惯性使国家仍带有传统痕迹而对社会转型产生深刻影响。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于通过市场经济和多元的社会组织形式,训练人们公共生活的规范意识和习惯,建立中介性社会关系,形成个人、社会与国家三者间的相对独立。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权力制约

权力制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权力制约与社会主义法制存在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厘清两者的内在关系,对于推进依法制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税收：在权力与权利之间——一项基于两种不同国家观的考察

税收与国家是密不可分的,从而国家就成了我们深入理解税收的最佳途径。对国家的认识不同,对税收及其彰显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关系的认识也就不同。作为两种典型的国家观,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权力的重要作用,造成了税收中权力与权利的分离局面;而社会契约论则给予个人权利以崇高地位,形成了税收中权力与权利的统一格局。     

略论霍布斯建构“利维坦”的逻辑

本文将"人"和"国家"视为具有因果关系的两个名词,从人到国家的运动揭示了利维坦诞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分析霍布斯视野中人和国家的特点后,本文从可欲和可求两个角度阐述了霍布斯建构利维坦的逻辑.可欲着重于人的欲望和理性,但在霍布斯看来,欲望和理性还仅只表明创建国家的可能性;可求才真正使国家变为现实,那就是"权力",即将自然状态下个体自然权利集中统一成具有绝对力量的利维坦.     

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症结及其消解

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化是权利与权力产生的社会基础。权利是市民社会的主体规则，权力是政治社会的主体规则。两者因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立制衡而分化互约。但长期以来，权利和权力两个概念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混淆不清，导致严重的“权利权力化”和“权力权利化”等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现象。这是我国朝市场化、民主化和文明化方向发展中的症结所在；是全面妨碍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阻力。为此，营造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分化互约的格局，把权利交给社会，权力交给国家，使权利和权力两分、社会和国家两清，便是改革的首要的和最终的使命！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权力制约

权力制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权力制约与社会主义法制存在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厘清两者的内在关系，对于推进依法制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宪法从根本上保障人民权利

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宪法有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约束国家权力 ,规定其权限和程序 :二是规定公民的权利 ,即人民意志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体现。个人权利构成国家权力的基础 ,限制政府权力是宪法的直接目的 ,而保护个人权利 ,则是宪法的根本目的。在我国 ,行政诉讼是实现宪政的重要保障。     

简论自然法学对当前政权建设的启示

基于提高政府服务水平之目的,从政治学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视角,研究自然法学与政府权力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政府权力来源于个人权利的让渡、"同意"是合法性的前提以及政府权力必须有序运行三个内在法则,目的是使政府提高对正义、公平的认识,建设真正代表民意的法治国家,并且保证代表民意的法律能够得到如实的执行;限制政府的权力,使公民的自然权利受到宪法的严格保护;以限制政府权力为目的适当分权,并且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合理结合。     

对权利与义务本位之争的反思和批判

以权利和义务作为法的基本矛盾构建的权利义务法理学,在理论上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其错误就在于用义务取代了社会公共权力,使社会公共权力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脱离了法学研究的视野,从而使权利义务法理学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在民主与法治建设已向我们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的新形势下,推倒以权利义务为基础的权利义务法理学,以权利和权力为法的基本矛盾重新构建科学的法理学已是当务之急。     

权力类型与法律渊源多元化间的对应关系

长久以来,人们对"权力"的认识更多的是停留在政治或社会学意义上,权力也一直被混淆于国家权力而没有其他。同时对法律渊源的研究人们也一直采用形式法源的立场,认为基于国家权力而产生的制定法是唯一的法律渊源,这对法治建设是非常有害的。不同类型的权力与多样化的法律渊源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     

权力的特性及其要义

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某个主体能够运用其拥有的资源,对他人发生强制性的影响力、控制力,促使或强迫对方按权力者的意志和价值标准作为或不作为,此即权力。法的本质内容主要是自由、权利与权力这三个基本元素构成的,其中权力是法自由和法权利的支柱。权力这个范畴在法学上受到重视,始于近代权力分立理论的启蒙和现代公法的发展,特别是政府职能的扩大,行政权力的无所不在。没有无权力的法。也不容许非法的权力。     

中国古代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互动

本文旨在探讨古代刑事诉讼中权力与权利互动规律，认为刑事诉讼是伴随个人权利保护的需要和国家权力的介入而产生的，因而，刑事诉讼发展史是一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平衡互动史。     

论人民、人大、执政党的权力位阶

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主体。人民权力兼具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双重性质,既体现于国家主权和人大行使的国家权力中,又蕴藏和显示于公民社会的社会权力。执政党的权力属于人民权力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政党具有一定的社团权利和社会权力,执政的党员当选为国家官员者则可依法行使国家权力。     

以权利为基点考察社会权力的形成与演变

从理论上说,权力形态经历了个人权力、社会权力到国家权力的演变过程,通过权利这个基点对这个演变过程进行考察,社会权力的形成与演变的规律就更加凸显。为了权利的实现,出现了个人权力的联合,即社会权力;为了共同体内全体人民权力的实现,出现了国家权力,即社会权力的特殊演变。     

论孟德斯鸠与卢梭国家权力理论之分野

欧洲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与卢梭国家权力理论之不同,集中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人性恶是孟德斯鸠国家权力理论的出发点,而人性善、社会恶是卢梭国家权力理论的出发点;孟德斯鸠主张国家权力的分割性,而卢梭主张其不可分割性;孟德斯鸠主张议会代表制,而卢梭主张主权的不可代表性;孟德斯鸠为防止权力的腐败而进行了制度性的、社会层面的技术性安排———以权力制约权力,而卢梭用道德约束,否认了主权者权力腐败的可能性。孟德斯鸠与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是西方政治学理论发展史上两座辉煌的历史丰碑,它们对政治学理论发展和人类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