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力的削弱及割裂:清末新政与立宪改革的困境

清末新政与立宪改革是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的关键时期,面对王朝将倾的统治危机,清政府企图通过全面改变原有的政治架构来达到重新集权的目的。匆忙的官制改革削弱了国家调控能力,不成功的经济改革减少了国家汲取能力,科举制取消后官方意识形态的瓦解降低了国家合法化能力,谘议局的产生解构了国家强制能力,从这四个变量的观察可以梳理出新政改革在推行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国家在近代化的转型中缺乏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从而导致清末新政立宪改革和国家建设走向失败。     

新加坡威权体制的构建与社会发展成本的降低

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和持续高速发展是人民行动党所建立的威权体制推动的结果。人民行动党建立的威权体制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行动党依靠威权体制协调经济发展,搞好战略规划,有效地配置了资源,培育了广阔的国际市场,使新加坡具有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一种具有刚性调控能力的“低参与高投入”的发展模式,运用强大的国家机器与政治资源动员能力,以刚性方式来排除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治动荡与危机。这种威权政治模式有助于新加坡这个多种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后发展国家应对各种复杂矛盾,有助于在秩序稳定状态下完成其现代化进程,降低社会发展的成本。     

知识经济时代对公务员能力和素质的要求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也是人才竞争的时代。公务员是特殊的人才队伍,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是我国知识经济发展的组织者,肩负着国家知识经济发展决策和管理的重要任务。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公务员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本文就公务员应具备政治、业务、遭德、心理等素质和政治、创新、学习、适应、实践等能力方面提出认识。     

民主发展史视阈中的行政参与

基于民主发展史的视阈来看,政治民主形式由代议民主转向协商民主,给随其兴起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下的行政参与提出更高要求,即行政参与必须是全流程、多主体的行政参与。鉴于传统民主形式给行政参与带来的深刻困境,正在兴起的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实现多中心治理承诺的道德、建构和共识理想,因此基于协商民主理念推进多中心治理模式,代表着行政参与的未来方向。由此,建构具有协商民主特征的行政参与,必须满足协商民主的一系列规范性条件,即具备协商民主需要的话语特征、社会机制和公共精神。     

政治发展理论视阈下的阿曼政治变局探究

中东变局后,阿曼政府谋求政治稳定,提升政府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开启了多维政治变革之路。在政治结构层面,完善行政体系建设,推进政治合理化。在政治制度层面,强调政治制度化,推进法制化建设,注重国家行政体系与法律体系的结合。在政治参与层面,逐步拓宽民众政治参与范围,发挥公民决策效能,由内部治理转向民主化的"工具理性"。在政策执行层面,发展服务型行政,提升政府政策贯彻能力。在政治文化层面,增加政治理性,将宗教部门纳入政府管辖范围,淡化社会中的宗教色彩。中东变局后,阿曼面临着四重政治危机:即政治合法性危机、政治继承危机、政治整合危机和政治参与危机。     

南方复起与隋文帝江南政策的转变

隋朝平陈后，普遍更改南方地方行政建制，大批任命北方官员，强制推行北方社会制度，激成南方地方豪族领导的广泛的反隋斗争。这一反抗被镇压后，隋朝也以此为契机，转而采取以怀柔为主的方针，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治服从的前提下，允许南方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原有形态，容忍多样性社会的存在。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家户属性研究

国家治理与家户属性密切相关。国家治理能力包括国家汲取能力、规控能力与供给能力，家户属性包括生物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与政治属性。家户社会属性、政治属性与国家治理能力负相关，经济属性与国家治理能力正相关。具体而言，家户社会属性与国家汲取能力、供给能力、规控能力负相关;经济属性与国家供给能力正相关，与国家规控能力、汲取能力负相关;政治属性与国家汲取能力、供给能力、规控能力负相关。国家治理与家户属性都有限度，这就要求国家与家户之间要合理分工，相互合作，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家国共担、家国互动”的乡村振兴之路。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政治价值和制度化建构

协商民主的实质是为广大公民参与公共政治和社会治理提供广阔渠道和制度平台.在当代中国,发展协商民主,对于沟通多元化政治价值诉求,形成民主政治发展合力,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适应社会成员平等性政治价值期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政治生态协调和谐,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实现由制度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尤其具有极其广远的政治意义和政治价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关键在于使协商民主制度化.要坚持人民民主、平等对话、多层推进、和而不同、和谐共进等基本原则,着力推进政党协商民主制度化、国家权力机关协商民主制度化、国家行政机关协商民主制度化、社会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大众网络协商民主制度化,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制度化建构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加拿大政治体系分析

加拿大是文化多元的联邦制国家,建制以来,加拿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体制。在权力架构方面,以一部宪法、三大政党、三种权力为政治格局;在行政体系方面,实行内阁制,总理是最高行政当官,负责国家治理,内阁控制国会;在立法体系方面,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担负着立法、财政控制、监督政府等职能,众议院的权力要比参议院大;在司法体系方面,分为联邦法院和省法院两大系统,保持司法独立;在政党体系方面,形成了自由党、保守党和新民主党三大政党,由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深入考察其政治体系,可为我国政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提供参照。      

当代中国国家能力分析

国家能力是任何一个国家要维系其存在所必需的基础性能力,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的能力。国家对市民社会的这种渗透应该是双向的,既包括国家在其统治的领域内自上而下的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实现其意志和目标的能力,也包括自下而上的国家从社会的汲取能力,这种汲取能力主要包括财政汲取能力和权威性服从与认同的汲取能力。国家权力是指国家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这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在使用中不能混淆二者的内容与外延。在现代化以及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提高国家的基础性能力,积极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同时要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避免权力的滥用。     

当代中国国家能力分析

国家能力是任何一个国家要维系其存在所必需的基础性能力,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的能力。国家对市民社会的这种渗透应该是双向的,既包括国家在其统治的领域内自上而下的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实现其意志和目标的能力,也包括自下而上的国家从社会的汲取能力,这种汲取能力主要包括财政汲取能力和权威性服从与认同的汲取能力。国家权力是指国家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这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在使用中不能混淆二者的内容与外延。在现代化以及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提高国家的基础性能力,积极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同时要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避免权力的滥用。     

城市房屋行政强制拆迁的思考

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扩展和旧城区改造,城市房屋拆迁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最易引发社会问题的一个领域,而这其中又尤以强制拆迁最易引起纠纷。《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的城市房屋强制拆迁的方式有两种,即行政强制拆迁和司法强制拆迁,由于行政强制拆迁有强大的行政权力支持,高效快捷,故被广泛运用,本文将就行政强制拆迁的基本问题做简要的分析。     

项目落地中“钉子户”治理机制的变迁

项目进村中的“最后一公里”主要是指“钉子户”治理困境。综合全国多地调查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钉子户”治理机制。前者通过行政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一套县乡村、包工头、“钉子户”之间的分利秩序,导致乡村去政治化、农民无参与主体性、基层治理合法性危机的社会后果。而后者则是通过社会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村（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秩序,激活了乡村政治和农民参与主体性,但在分配型民主逻辑下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在国家无法与9亿小农建立直控式治理的前提下,需要具有一定自主政治空间的乡村社会,成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和再分配的中间结构。因此,在由行政治理向社会治理机制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恢复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权作为配套制度,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国家能力的质量和转型升级研究

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能力、资源汲取能力、制度能力是国家能力的三个组成要素,国家能力的质量体现为这三个要素的质量;国家存在的工具价值决定了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国家的核心职能,它的履行受到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与制度能力及其质量的影响;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分别选择了高压统治与资源掠夺相结合的增长模式、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升型的增长模式和制度能力提升型增长模式。不同的模式选择,给这些国家分别造成了不同的发展后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制度能力的建设,实现国家能力的转型升级。     

大国治理的政治智慧——新时代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功能新境界

大党治理大国,不仅需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担当,而且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本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如何治理国家上的一个重大政治智慧,就是在总结和吸纳民主协商政治传统的基础上,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赋予协商民主以深刻的时代内涵和强大的政治功能,从而有效开辟了一条把民主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有机融合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新时代开辟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功能新境界:适应新时代人民对美好政治生活的需要,进一步开辟协商民主政治参与功能新境界;适应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需要,进一步开辟协商民主决策修补功能新境界;适应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需要,进一步开辟协商民主多元共治功能新境界;适应新时代对公共权力监督全覆盖的需要,进一步开辟协商民主民主监督功能新境界。     

论非强制行政执法方式的人权意蕴——以非强制与强制的比较为视角

非强制行政执法方式是近年来我国行政执法创新的产物,相对于强制行政执法而言,它对行政相对方自由和平等的实现,以及提升政府保障人权得以实现的能力和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决定了非强制行政执法将会成为行政机关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主要手段。     

“内化”中的“缝隙”——从1950年代文学谈文学建制和文学转型

文学建制是指文学的生产、消费空间,即有作者和编者（生产者）、读者（消费者）及其公共空间（发表刊物、出版机构、图书市场、流通资金、典律体系等）组成的文学运行机制。文学建制的演变,往往是文学转型的极限,意味着一种新文学重塑的开始。但文学建制的变化具有“内化性”,即文学建制并不只是由政治、经济等有形资本可以“掌控”的作家“身份”、读者“需求”等因素决定,还有更多精神渗透性的因素以其“内化性’’的力量影响着文学建制。195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文学建制的变化,就需要从其“内化性”展开分析,从而把握1949年前后中国文学转型的实质性内容。     

新时期我国政府能力建设的意义与任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能力不仅是继续推进现代化战略的必要条件和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战略资源,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领域。新时期的政府能力建设应该适应行政环境的新特点、新变化和新要求,根据政府能力的现状,不断提升能力总量、优化能力结构和加强能力运行控制。通过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致力于塑造一个强大政府,通过能力运行控制致力于塑造一个以公共利益依归的民主政府。     

政府行政能力概念辨析

一般而言，学者们是从政府职能、政府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政府机关自身的组织与运作能力、政府与环境的作用、政府的功能等角度来界定政府行政能力，而且将国家能力、政府能力、政府行政能力等同起来。事实上，政府行政能力是一个综合概念，它与国家能力、政府能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政府行政能力具有显著的层次性和时代性。宏观层面上的政府行政能力包括社会资源汲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社会平衡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主要包括科学决策能力、依法行政能力、政策执行能力、政府创新能力、公共关系能力、危机应对能力、利益协调能力、政府回应能力、信息管理能力。政府行政能力具有政治性、管理性、服务性、系统性、层次性、动态性、有限性等特点。     

宋辽金元城市行政建制与区域行政区划体系的演变

宋辽金元时期,中国城市管理制度日益完善,宋代出现了都城行政管理机构都厢;辽代设置了都城行政管理机构警巡院;金元设置了城市行政管理机构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这些专门行政管理机构标志了这一时期城市行政建制的形成和建制城市的出现。城市行政建制的设立使城市行政管理成为区域行政体系的重要环节。本文旨在考察自宋至元城市行政建制的嬗变及其在区域行政体系中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