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法三正论、殷历、周历、干支纪年起源考

一、引言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史记·历书》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在历史上,这是中国“三正论”的最初由来。本世纪20年代末,日本著名汉学家新城新藏著《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一书,否认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间,官颁与民用间,在历法上的不统一性,因而认为司马迁以来的“三正论”,为“中国上古天文历法发展史”上“系累非浅”的“憾事”。而新城新藏此说,为张汝舟先生所接受,著有《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一书。他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一文的叁表解中,将“三正论”与“岁星纪年”、“四象”、“三统”等,并列为“四害”之一。我认为,新城新藏与张汝舟等对“三正论”的否定,     

金世宗的人才思想

金世宗的人才思想隋喜文金世宗完颜雍，史家评价他是金代九君中最贤明的君主。尤其是他在用人上，反对循资守格，主张破格选拔和使用人才，有过一些精辟独到的见解，对今人颇有借鉴和启迪。金朝中期以前，像我国许多朝代那样，在用人上是严格地论资排辈的，形成一套讲资论...     

孔子和谐社会再解读

孔子的和谐社会论是孔子政治理想、愿望的集中反映、概括与提升。“务为治者也”,孔学本质上是社会政治论体系。追求和谐社会理想之实现,达到“天下为公”的目标是其主旨所在;“齐之以礼”,是和谐社会的秩序保障;“依于仁”,是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保障;“足食”,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孔子之论即是和谐社会论,孔子之观即是和谐社会观。     

从除“四害”到扫“六害”——低调的沉思

32年前,我们曾有以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为目标口号的除“四害”运动:近年则有扫除赌博、卖淫、吸毒、贩卖人口,色情淫秽,封建迷信的除“六害”运动。“四害”是危害人类的小动     

从“王宝森现象” 引出的教训

北京市出了个王宝森,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有些群众提出了疑问:“组织上当初是怎么考察他的?”类似王宝森这样的败类,不断地被提拔重用的现象(我们且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王宝森现象”)时有所闻。群众提出的问题很尖锐,也很有针对性,说出了人们在干部任用问题上的某些困惑,有必要对这一现象进行一番思考,从中得出教训,以戒今后。“王宝森现象”的教训之一,考察干部的工作应由政治素质好、作风正派、责任心强的同志去进行。组织上考察干部,通常是由代表某一级组织的一二个人去完成,考察的结果与他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考     

从《稽古录》看司马光的帝王论

司马光的《稽古录》共三十六条“臣光曰” ,概括出“人君之道有一 ,其德有三 ,其才有五” ,是司马光帝王为政思想的集中表述。司马光提出人君五才论 ,是在考察了历朝历代帝王之后 ,根据才能的高下 ,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和乱亡五类君主。五才论重点在于论述如何守成。司马光为帝王推出了一整套守成的方案———“仁、明、武”修心三德与用人治国之道     

试论巴门尼德存在论哲学的性质

古希腊哲学流派之一爱利亚学派中最著名的代表——巴门尼德,他的全部哲学理论体系都建立在他的“存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其一切哲学问题也都是围绕“存在”而展开的。对于他的“存在论”哲学的性质,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争论。有人认为是唯心主义,有人认为是唯物主义。在我国,巴门尼德的哲学普遍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论脱钩

“脱钩”问题是依附论等激进派学者讨论第三世界发展问题时时常提及的一个主张,学术界有不少争论。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是著名的依附论学者,他在这篇文章中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夏目漱石的“非人情”艺术主张及其中国文化思想渊源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巨匠。他不仅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还撰写了《文学论》这部文艺理论著作 ,推动了日本近代文论的发展。漱石在文论研究和自身文学创作中提出并亲自实践了他的许多艺术主张 ,如“余裕”、“非人情”、“写生文”等 ,这都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日本近代最杰出的集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于一身的文学大家。漱石的文艺主张同他的小说一样 ,受到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下面 ,以“非人情”为例 ,通过分析其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暗合之处 ,探讨漱石文论的中国文化思想渊源。　　漱石在《文学论》第二编第三章里使用了“非人…     

“中间人物”论必须连根拔掉

“中间人物”论,是林彪、“四人帮”蓄意炮制出来,为其“文艺黑线专政”论服务的理论支柱之一,理应彻底推倒。因为,这一个谬论,其源出于文化大革命前我国文艺战线曾经批判过的所谓“写中间人物”主张,所以,要彻底推倒“中间人物”论,一直是大家认为最棘手的问题。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以后,有的同志写文章仍然认为对所谓“写中间人物”的批判是批对了的,那末“写中间人物”究竟是不是“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谬论,邵荃麟同志是否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文学主张”?大连小说会议是不是“黑会”?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进行公开讨论。     

谈王符量才授任明选考功的用人思想

谈王符量才授任明选考功的用人思想杨春毅王符（约公元８０—１６７年）古代著名的思想家。生活在东汉由兴盛走向衰亡的历史阶段。他写的《潜夫论》，是一部讥评时政得失、揭露社会弊瑞、提出治国改良方案，“指评时短，讨物情”的政论书。东汉中叶以来，豪门世族把持察举...     

贵在独创 勇于实践——学习鲁迅有关论述札记

“四人帮”出于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需要,处心积虑地编造了“三”字经、“多”字诀等种种创作模式,驱使文艺工作者充当其篡党夺权的工具,炮制阴谋文艺。作者们稍越雷池半步,即遭棍棒挞伐。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文艺工作者哪里还有创造性可言?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群众性的事业,要攀登艺术高峰,必须调动广大作者的积极性,勇于实践,并善于总结经验,正确对待文化遗产……可是,“四人帮”却倒行逆施地以“黑线专政”论、“空白”论等等精神枷锁,紧紧束缚住作者们的手脚,又哪能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创作水平?哪能在世界文学发展中作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积极的贡献,关于文艺创作贵在独创和勇于实践问题,我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早有精辟论述。在澄清被“四人帮”搅乱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     

两大历史里程碑：“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

文章分析、比较了“两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伟大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之后提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一贯提倡“实事求是”，这正是他们创立“两论”的方法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创立，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指引中国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出现种种失误，都是因为背离了新民主主义路线；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发展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光辉思想，他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共同富裕，规划和设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标志着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建成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两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国富民的伟大历史里程碑。文章最后在“跨世纪的新课题”中提出了有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需要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有待深入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     

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

1899年10月之前,梁启超在指称民族时使用的仍是传统的“种族”一词,但其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含有现代“民族”的涵义。1899年10月他开始使用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是中国最早使用“民族”的思想家之一,并且是最早将“民族”与“帝国主义”“民族”与“思想”联用的中国思想家,他是1901年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文中使用了“民族帝国主义”和“民族思想”的。这两词的使用,尤其是“民族帝国主义”的使用,是梁启超在民族理论上的一大贡献。他也是最早使用“中国民族”的中国人,他最早使用“中国民族”是在1901年7、8月间发表的《灭国新法论》,而非学术界通常认为的1901年9月3日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他使用“中国民族”的涵义前后有所变化,这一变化又与他对“中华民族”的使用及其涵义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在民族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最早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用他的话说,他提出和使用的“中华民族”实际上就是“汉族”,但他是在“国族”的涵义上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即他认为,“中华”是中国的国名或国号,而根据西方的“国族”理论,建立中国的民族亦即中国的国族应该以...     

略论苏轼的政治道路

苏轼是深受我国人民喜爱的一位“多才”而又“全能”的文学艺术家,他对我国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的发展,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论诗文,他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论词,他和辛弃疾并称为我国杰出的词人;论书法,他是“颜、柳、殴、苏”唐宋四大家之一(也是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论绘画,他是“文湖州竹派”的中坚分     

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与董楚平同志商榷

董楚平同志的《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一文(载《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对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旧式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发表了自己新的看法。但仔细读过全文,觉得他的论述并不能令人信服。这里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与董楚平同志商榷。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积极作用不能抹煞董楚平同志认为农民的平均主义是“极左的嗓子”,“美妙的理论”,“动听的口号”,“最漂亮的画饼”,它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开始是“兴奋剂”,后来是“腐蚀剂”,最终是     

广松涉物象化论在日本左翼运动中的位置与影响

战后日本的旧左翼运动呈现追随大众现实意识状态的倾向,新左翼运动旗手广松涉对此展开批判,他主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具有首要意义,认为马克思主义迎来了“第三阶段”,在日本应该通过理论斗争与实践运动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一般被视为纯哲学问题的广松物象化论就是用来指导新左翼运动的理论武器。与“异化革命”论相比,物象化论是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进行的原理上的、更加彻底的批判,因而不容易与现实运动形成直接关联,广松立足于物象化论的革命论自然也无法解决他自己所批判的在革命运动中“前卫”与“大众”相脱离的问题。     

丸山真男:传统演化与文化的现代化

丸山真男接受西方现代化理论 ,对什么是现代化的表述 ,与西方语境并无两致。他与国粹、国学者都保持不小的距离。然而他对现代化论中的“西方中心说”显然抱怀疑的态度。他提出“历史古层”的史学观 ,采用精神考古的方法 ,以丰足的资料描述现代化在日本固有文化中“自行”演化的历程。不过 ,丸山在学理思想上依然对西方科学技术、民主制度、理性思维表示热忱的欢迎。工具、制度层面的西学论与文化层面的传统论的结合是丸山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谈农民的不平等地位

不久以前,梁漱溟先生逝世了,大家赞扬他“高风亮节,宁折不弯”。人们都记得他在五十年代初期为农民说话,受到毛泽东的痛斥,但是他观点未变。以下发表的也是一篇为农民说话的文章,我们认为它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于是犹豫了,原因之一是怕做“小梁漱溟”,故而收到此稿虽久,却迟迟未用。但是在党的十三大春风吹拂下,还是大胆将它发表了。此文只是揭露一些问题,不是给党的农村工作作全面的评价。这几年来,中国农村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农村的问题也应该有目共睹。有目共睹,才便于认清问题,解决问题。     

耗散结构论

本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伴随新技术革命的急邃发展,出现了现代系统科学的新学科群——“新三论”,即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耗散结构论是一种现代科学方法论。本文着重说明了它的创立、主要内容、应用和展示的前景。我们研究耗散结构论,对于推动各门学科重视新科学方法的探索,为各门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开拓新视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世界新技术革命中。耗散结构论(DissipativeStructure)伴随本世纪六十年代末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而崛起。在1969年《理论物理与生物学》的国际会议上,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派的领导人、自由大学著名物理学家、教授普利高津(L·Pvigogine)发表了《结构、耗散和生命》一文,提出了耗散结构论，并把它应用于物理、化学、生物、哲学、经济等领域的研究，对人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它“协助人类解决了科学上一项最忧人而又似是而非的问题”，即所谓劳克修斯和达尔文的矛盾，而被誉为“七十年代化学业领域的辉煌成就之一”。他因此而荣获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金。这一理论可能代表下一次科学革命。从科学发展的趋势看，它将演化为现时代的主要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