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人控制"失控原因及对策

本文在分析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失控的现实表现的基础上 ,从委托代理关系入手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 ,进而提出解决“内部人控制”失控问题 ,应着重加强法律监督、所有者监督、市场监督 ,并完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外部监督约束机制     

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主体选择与相应的制度安排

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主流思路实质上是一种“外部人”模式 ,它忽视了职工在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方面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 ,与“外部人”相比较 ,职工更有积极性和信息优势去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为了充分发挥职工在控制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上的作用 ,应在国有企业实行职工持股这一制度安排     

内部人控制与国有企业改革

当前,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看法是认为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不但没有实现改革者的预期目标——实现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损害了国有出资者的权益。但是,如果依据青木昌彦(“内部人控制”一词的发明者)的定义,我认为,“内部人控制”是必然的,如果把内部人控制分为均衡的内部人控制与非均衡的内部人控制,那么,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是非均衡的内部人控制。但是,真正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不是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为什么会非均衡化,而是这种非均衡现象为什么会长期而广泛地存在。在回答了这一问题之后,我会相应地提出有关的对策来突破当前国有企业的非均衡内部人控制现象的长期化、广泛化。     

对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分析思考

本文旨在对当前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的现状、原因进行初步分析,并提出重构国有企业监督约束机制的解决思路.     

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及其治理

由两权分离所引发的“内部人控制”企业是现代企业制度演进的必然结果。本文分析了“内部人控制”以及内部人控制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实质,并对如何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来治理我国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研究综述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内部人控制”现象,近年来一直成为谈论争执的热点问题之一,无庸置疑,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内部人即企业的经理人员和普通职工控制的问题不仅没有缓解的迹象,而且呈日趋扩展之势。究竟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理论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现将研究情况概述如下:一、“内部人控制’的成因一种观点认为,造成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所有权约束对     

“内部人控制”与所有者利益关系之我见

“内部人控制”是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固有的一种潜在的、可能的经济现象。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内部人控制”变得越来越明显。由于内部人掌握的剩余索取权与资本所有权没有统一，内部人通过寻租和侵占资产对所有者构成侵犯，导致企业资产收益率的下降，降低了经济效益。但从国有企业的现状来看，一些“内部人控制”较明显的企业效率并不低，国有资产增值也比一般企业多，这似乎是一个体论。国内理论界对此现象提出了三种观点。本文从博弈论出发，认为“内部人控制”也可导致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并非一个悖论，而是内部人在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中的合作行为。     

内部人控制与国有资产信托

内部人控制与国有资产信托周振华（南京大学经济系）如何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是企业改革中遇到的普遍问题，笔者认为，股份制本身并不能消除国有企业内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依靠传统的行政干预手段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引入新的思路：企业改革并不仅仅是政府...     

国企振兴与监督激励机制的耦合

本文提出了“内部人控制”具有正负效应双重性的观点，论证了激励、监督尤其是两者的机制耦合对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振兴国企的重要性，探讨了国有企业激励与监督机制耦合的具体实现途径。     

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刍议

目前,国有企业同时存在两个截然相反的问题:一方面政企不分,政府过度行政干预的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部分厂长(经理)对企业拥有高度的控制权,即所谓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前者是经营者缺位问题,是计划经济的痼疾;后者是所有者缺位问题,是企业改革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随着改革的深入,“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日益突出,其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解决“内部人控制” 问题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个难题。 “内部人控制”这一概念,原来主要被用来研究东欧和苏联一些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其含义是指,企业厂长(经理)(通常与职工共谋)获取企业控制权的相当大的部分。“内部人控制”有所谓的“事实上”的和“法律上”的之分。“法律上”的“内部人控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