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的审美理想与其短篇小说的人物形象

在我国当代文坛上,茹志鹃是一位深受读者喜爱的女作家。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素为评论界所称道,本文拟从作家的审美理想与她的短篇小说的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作些探讨,就正于先学。茹志鹃的创作大体可以“文革”划限,分为两个时期:“文革”之前为前期,“文革”之后为后期。自一九四三年在《申报》副刊发表第一篇小说起,茹志鹃就在创作上     

茹志鹃小说的女性化特色

从女性文学的角度看茹志鹃的小说,其独特性显而易见。茹志鹃的女性意识表现为关注女性的角色转换,并以人道情怀关注人自身的生命价值。茹志鹃用女性的眉笔细腻展现了普通人特别是女性的心灵历程和情感变化,显示了茹志鹃在十七年时期作为女性作家的独特性。     

茹志鹃早年的生活与创作

一、“艰辛困苦的少年时光” 1925年10月30日(农历9月13日),茹志鹃出生于上海的一个贫民家庭里。这个家庭的祖辈居住在浙江绍兴,至茹志鹃的祖父一代才迁居抗州,靠经营生丝行业而发家致富,但家业到了茹志鹃的父亲手里便因他是个浪荡公子而败落了。茹志鹃两岁丧母,三岁时父亲弃家出走,全家成员星散,她的四位兄长或寄居在姨母、姑母家,或当学徒,茹志鹃随着裹小脚的祖母辗转于上海、杭州等地为生活奔波,曾做过翻丝棉、糊火柴匣子、磨锡箔纸、     

论茹志鹃小说创作艺术风格的发展

五十年代就以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登上当代文坛的女作家茹志鹃同志,她以《百合花》的发表,而赢得了声誉。《百合花》一反当时通行的只用黄钟大吕的调子正面表现铁马金戈场面的风气,从另一个角度、用另一种方式,淡淡如水墨画般地表现了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有如骄阳之下出现了一股晶莹的细泉,使人为之耳目一新。这篇小说正象一朵纯洁秀丽的鲜花,色泽雅致,香气清幽,韵味深长,历久难忘。今天,作家在经历了十多年复杂动乱的生活以后,生活的视野大大开扩、思想的触角进一步深入。经过这十多年的沉思和严肃     

创作道路相近 作品风格迥异——峻青和茹志鹃前期短篇小说风格比较分析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峻青和茹志鹃都是读者熟悉和喜爱的作家。五十年代分别发表的《黎明的河边》和《百合花》,是他们的成名之作,后来都被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并搬上了银幕。在此前后,他们分别陆续出版了多部短篇小说集。至“文革”前,两位作家及其短篇小说作品,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乃至相同之处,但作品风格却迥然有别。将二者加以比较分析,是件十分有益而又有趣的事情。     

峻青与茹志鹃创作风格比较

峻青与茹志鹃都是三四十年代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共同的斗争经历使他们不自觉地把笔伸向了战争岁月,歌颂和发现那些战争中难忘的人和事,怀念那些为了和平、为了革命而牺牲的人民和战友,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民族和时代精神,然而在各自的创作中又表现了迥异的风格。     

迁移与转化：从日记到小品文——试析苏轼日记《记承天寺夜游》的文体跨界写作

《记承天寺夜游》是古代文体跨界写作的范本,体现了日记向小品文的迁移转化。以该文为研究个案,可以探讨从日记向小品文迁移转化的路径和规律,分析俗与雅、实用与审美等写作形态的界限,及其对当代文体跨界写作的启发与借鉴。     

评茹志鹃的近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沉默了十年的茹志鹃一共写了《出山》、《冰灯》、《小星和他的孃孃》、《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儿女情》、《家务事》、《一支古老的歌》八篇小说。《出山》、《冰灯》等最初几篇作品,基本上还保持了作者过去的清新隽永的艺术风格,但也渐趋深沉。《剪辑错了的故事》标志着茹志鹃的艺术风格有了重大的发展——由清新隽永发展     

从《晃来晃去的人》和《赫索格》看索尔·贝娄写作技巧的发展

本文对索尔·贝娄的两部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和《赫索格》的写作题材 :日记题材和书信题材 ,进行了比较研究。《晃来晃去的人》是贝娄的第一部小说 ,有扭转当时创作风气的作用。《赫索格》是贝娄的代表作 ,其气势恢弘、挥洒自如的写作风格使贝娄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最终适应了城市荒原的知识分子     

无穷乐趣笔端来

我自退休后,很快便选准了一块较为适合于自己兴趣爱好的小乐园——写稿,并以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点。我学习写作并品尝到写作的欢乐与甘甜,是从写退休生活日记开始的。记得那是1995年7月末,老伴突患肩胛骨损伤。恰巧当时《江西卫生报》刊登了陈书林写的《拍打保健法》。我按该文要求,为老伴拍打了数日,果然奏效,治好了老伴的伤痛。此事我记入了日记。8月,我将这篇日记整理为《谢谢您,     

“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     

关于《诗薮》创作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文章通过对胡应麟创作《诗薮》过程的再考察，得出以下结论：《诗薮》创作次序很可能是内编、外编、杂编、续编；《诗薮》内外编、三编、四编分别有不同的刊本；《诗薮》内编当完成于1587年，《诗薮》外编主体当完成于1588年或更早，《诗薮》杂编不迟于1590年完成，《诗薮》续编完成于1590年以后；《诗薮》开始创作时间当在1584年左右。     

“推敲”的原则与途径

当前许多教师在回答“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中“推”与“敲”的优劣时，往往以故事的演进、情节的展开为依据，他们认为贾岛的《题李凝幽居》只不过在叙述着贾岛自己一段拜访友人的经历，情节之外所有的诗性因子就这样被他们一一抹杀。其实，《题李凝幽居》的主题应该是突出李凝居所远离尘嚣的岑寂，在创作方式上存在着“妄想揣摩”的可能性，并非一定是其行程的实录。     

《都柏林人》中的“灯”意象

在詹姆斯·乔伊斯经典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以“灯”为代表的诸多意象表现出极为丰富的内涵。“灯”象征着都柏林人之虚假“希望”,“灯”的缺失状态则揭示了当时都柏林人受殖民者和教会双重压迫的黑暗生活。通过对“灯”意象的阐释,能进一步展示乔伊斯运用“刻薄语体”实现创作意图的精湛写作技巧,并可表现这位自愿流放者对国人命运的终极关怀。     

“英国”奥登还是“美国”奥登？——对艺术的个人自由与公共责任的辨证思考

奥登移民美国一事曾激起英国文坛的非议,当年的批评者认为他没有担当好诗人的公共责任。但艺术并非是社会状况的简单呼应,奥登对个人艺术自由的坚持,源于他对“艺术无用性”的认识,源于他以“真实”为标准的艺术价值观,他认为写作本身便具有社会政治性。因此,其写作的私人化倾向,不是对诗人责任的抛弃,而是体现公共责任的迂回方式,因为对他本人而言,写作的私人化更有效地达到了艺术真实。     

潘岳《悼亡诗》对后世悼亡诗词的影响

悼亡诗是一类用以寄托对亡者思念的特殊诗歌形式,在我国古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晋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开悼亡诗先河,对后世悼亡诗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笔者通过对潘岳的《悼亡诗》（三首）赏析,分析其悼亡诗在意象选择、取材的角度、艺术手法和诗歌的形式等方面的写作特点,进而探讨《悼亡诗》对后世悼亡诗词的影响。     

《道德经》内蕴的文章本体理论

《道德经》作为中华第一部个人学术专著，既是哲学圣典、道家首典，又是文章宝典、文章学元典。它不但包含老子的文章写作论和文章阅读论，而且内蕴丰厚的文章本体理论基因：“文原于道、文以明道”的文道观，“道法天地、文法自然”的文法观，“疾伪存真、言而有宗”的文质观，“言可表意、言不尽意”的言意观，“有无相成、虚实相生”的形神观，“‘无为’思维、辩证否定”的文思观，“言之有德、积德治文”的文德观．“关在真善、关在科学”的文美观。     

舒元舆《牡丹赋》作年考

《全唐文》收录有两篇《牡丹赋》,其中舒元舆《牡丹赋》作年无考。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主要运用排除法和推论法,推断这篇赋创作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暮春,即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前半年。该赋集中体现了舒元舆参与文宗及李训、郑注密谋诛杀宦官行动因而得到升擢的特别心态。     

基于“生活教育”理念的中学作文教学实践

按照杜威＂教育即生活＂＂从做中学＂的理论,针对当前高中作文教学领域日益明显的技术主义浮躁风气,提出作文教学应与生活教育相结合的实践策略,引导学生体验生活、深入思考,抒写真情实感,使写作呈现本色状态,并形成自主写作的动机。     

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创新分析与朴实文风——袁本良《守拙斋汉语史论稿》语法论文研究

文章论述袁本良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创新分析与朴实文风：一、传统经典语法著作的现代意义＂新＂分析;二、古汉语语法专题的另视角＂新＂分析;三、语料翔实,继承朴学传统;文风朴实,显现学者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