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督抚监司监察制度的弊端与异化

清代在各省设置督、抚和藩、臬、道等各级监司,这种制度与现代政治中的地方行政分层制度性质不同,主要职能在于督导、规范州县官行政.督抚监司在督导监察州县行政方面各有其权责.然而,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效果却不理想,不仅未能实现其督导和监察州县行政的本旨,反而造成许多严重的弊端,发生了严重异化.它严重干扰了州县政府的行政,给州县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力负担.督抚监司制度实行的结果,一方面限制了州县官的施政权力,消磨了他们的施政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却未能阻止他们剥民、虐民.中国传统政治单纯通过以官制官的体制内监察,无法解决政府运作的规范与廉洁问题.     

严复与戊戌维新

戊戌维新时期,严复在实地考察和中西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认识到西方的富强与中国的贫弱这一巨大反差。他从国民素质、学术传统、政治司法制度、思想观念等多方面深入探讨了西方富强的奥秘之所在;另一方面,以西方为参照,以西学为武器,对中国的国民性、专制制度、传统文化和科举制度均作了有力的批判,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世方略。这使得严复成为当时对西方认识最深刻,最了解中国的国情民性、对中国现实批判最深刻的思想家。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严复以传播西学为己任,译介了大量的西学理论和西学背景知识,在中国知识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尤其是《天演论》一书,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法则敲响了民族危亡的警钟,为救亡运动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使严复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启蒙大师。     

地方督抚对预备立宪的舆论引导

清末报刊发展迅速,对近代史事记述颇多,并形成强大的舆论阵地。由于地方督抚舆论话语权的不断提高,他们不断引领着舆论潮流。当立宪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时,地方督抚从维护自身统治和拯救国家命运出发,顺势而上,引导清廷预备立宪,推动晚清政府作最后一次政治变革。     

清末督抚与谘议局的设立

在各省设立谘议局是清廷预备立宪的重要举措之一。督抚作为清王朝在地方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谘议局的设立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他们不但率先向朝廷提议设立谘议局,而且为筹办谘议局筹措经费,还督促府州县地方官吏落实各项筹备工作。可以说,没有督抚的支持,谘议局很难按时成立。谘议局的设立说明,尽管"晚清新政"时期清廷的威信已大不如前,尽管督抚们对宪政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朝廷政令在地方依然可以得到遵守施行,清廷中央仍可有效控驭地方。     

地方督抚与清末法制变革

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法制变革,旨在实现中国法律与国际的衔接、并轨,以期维护我国的司法主权.而地方督抚作为执掌地方军政的朝廷重臣,亦积极介入其中,成为推动与左右变法方向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保守立场不仅表明旧有政治体制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强大惰性,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变法的症结所在,并对当今的法制建设给予了启迪、警示.     

光绪乙未年地方督抚的自强论争

先绪乙未年的"因时制宜"上谕,在地方督抚中引发了一场关于王朝朝政走向的论争.量抚大吏们论争的核心是王朝的自强御侮,焦点是"自强"要不要"变法"和"实效"举措的可行性.经过讨论,延续和深化洋务事业借以维护和巩固王朝统治,成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和甲午战后自强改革的方向.     

试探清朝前期督抚的陋规收入

官吏的贪污腐败是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症,几乎无世不有,即使像承载着过多荣耀的“康雍乾盛世”也未能切掉这块像癌一样的毒瘤。官吏们通过“陋规”把贪污发挥到了有组织、成网络、成规模、几乎无孔不入的程度。从中央到地方,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清史学界对此颇多论及,但对于此时的地方最高长官———督抚的“陋规”收入及其名目却未做过全面、系统的论述。     

咸同之际取用能员与督抚用人权扩张

咸同之际,由于战事等实际需要,为及时选拔能员干吏,督抚在奏保、奏调及委署人员等方面打破定制,取得了越来越大的用人权。督抚用人权的扩张,反映了其地位的日渐上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既往铨选制度的运转不灵,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督抚用人权力的扩张,也对原有铨选制度带来了一定冲击,清廷内外权力均势被打破,内轻外重的局势逐渐形成。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以沿江沿海督抚为中心的考察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 ,晚清沿江沿海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呈现出了一个层次分明、逐步深化的过程。综观晚清 70年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可知 :其一 ,民族危机的刺激是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第一动力 ,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过程亦是其探索中华民族出路的过程 ,其爱国之意是明显的。其二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在客观上推进了近代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其三 ,督抚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其对西学的认知程度成正比 ,督抚固有的文化观念 ,既提供了其接纳西学的思想基础 ,又规定了其吸收西学的限度。其四 ,晚清督抚的文化观 ,在某种意义上 ,又构成了清政府进行各项改革的思想指导。     

邓小平理论与哲学新思维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中充满了新思维,本文从几个方面分析了这种新思维 的体现：１．从“本本论”到求实论;２．从“超越论”到阶段论;３．从模式论到手段论; ４．从单色论到多样论;５．从矛盾论到动力论;６．从“均富论”到“先富论”;７．从对立论 到共处论。正是这些新思维使邓小平理论突破了旧有的框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 理论保证。     

督抚互参案与张伯行的悲剧

张伯行1652———1725是清朝康熙时期的著名清官。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人,历任山东济宁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总督仓场侍郎。雍正元年1723更被擢升为吏部尚书。有清一代以名臣身份从祀孔庙者仅三人,而张伯行便是其中之一另两人分别是汤斌,陆陇其)①。康熙五十年1711,时任江苏巡抚的张伯行曾与两江总督噶礼互相弹劾,闹出了一场持续年余的官司,这就是当时轰动朝野的督抚互参案。由于康熙皇帝的裁决,督抚互参案最终是以“张伯行革职留任,噶礼革职”而告终结的,江苏士子还因此发出了“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②的雀跃之呼。许…     

论戊戌维新时代关于“习性”改造的构想及其意义

以往的研究基本上视戊戌维新运动为一场单纯的政治改革,实际上这场维新运动应被看作晚清以后较为广泛的社会变革运动的开端。本文从习性观念的变迁角度,探讨了戊戌时期知识分子对待传统社会风习的基本态度和理念的变化,特别注意深究各种风俗革新组织的建立对知识分子时空观与身体观的影响     

清代河道总督与地方督抚河务职权关系及其演变

清代为治理黄、运两河专设河道总督,但是,河道总督与两江总督以及河南、山东巡抚等地方督抚职权存在重叠,客观上形成了清代河务的复杂管理体制。清初,河道总督专理河务,地方督抚有兼管之名,而权力较小。雍正以降,地方督抚在河务中的权力增大,甚至一度凌驾于河道总督之上。嘉道时期,治河难度加大,官员动辄得咎,双方互相推责。这种职权体制的存在对清代河务产生了消极影响。     

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孔教"构思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把孔子学说宗教化,一是为了抵抗近代西方侵略,二是为了制衡专制君主,三是为了改良社会风俗,四是出于对人类终极价值的追求。经过康有为改造的“孔教”,发掘出具有普遍人性意义的真理元素,并已留下了近代“西政、西学”影响的深深烙印,从而为“现代性”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因各种原因而未实现创教目标,从总体上看,康有为的早期“孔教”思想,为会通中西、推进中国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丙午年外官官制改革讨议——侧重各督抚视角

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上谕,标志着清末预备立宪运动的正式开启。在对中央官制进行一番调整后,编制馆亦草拟了一个颇具西方宪政色彩的外官官制改革草案。在征询地方督抚意见时,意见纷纭,编制馆不得不对原方案做出重大调整,宪政色彩明显消褪,并在拖延一段时间后,宣布先在东三省试行。外官官制改革再次落入传统吏治因循敷衍的怪圈,清廷立宪改革的诚意备受社会各界质疑。     

新世纪的发展需要新思维

为迎接 2 1世纪我国的大发展 ,我们必须掌握求实思维、系统辩证思维、开放思维、创造思维、价值思维、前瞻思维等新思维方式的内涵和特征 ,并作为迎接新世纪的先奏曲     

戊戌维新叙述的建立：《戊戌政变记》的成书、传播与接受

与政治斗争的胜利者通常掌握著史话语权不同的是,戊戌维新的历史叙述主要由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失败者一方建立。政变发生以后,新政事业迅速凋零,面对英国、日本方面对维新运动败于过激的批评,以及出于争取海外华侨支持的政治需要,流亡中的梁启超以“局内人”身份,借助《戊戌政变记》的论述和报刊舆论的力量,对变法做了最初的总结,建构起维新视角下的戊戌叙事体系,虽非信史,却成为后世史学论述的蓝本。通过报刊、档案、日记、年谱、回忆录等材料,返回历史现场,考索《戊戌政变记》的编写背景、成书经过、社会传播与阅读接受,进而探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流亡期间的政治立场、思想脉络与现实诉求,从中梳理戊戌维新历史叙述的建构历程,可展现戊戌神话背后的时代细节与文化图景。     

清代司法实践中督抚和按察使的差异化行为特征

清代省级司法主体中,掌握地方最高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督抚大员和作为一省刑名总汇的按察使至关重要。职位的不同,决定他们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按察使常常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就事论事的刑名技术色彩,督抚则更多基于地方行政大局以至君臣关系的考量通盘筹划,对具体的刑名司法问题大而化之,甚至偶有否决按察使刑名建议的情形发生。两者之间的差异化行为特征,不仅反映了近代修律改制之前司法原本就是行政的应有之义,也提醒现代研究者跳出"就司法论司法"的狭隘范畴,还原更为深刻、鲜活的历史场景与人物关系。     

从布政司体制到督抚体制:清初省制改革与新省制的形成

清朝所承续的明朝布政司省制,存在着无法囊括卫所系统、责任划分不清以及部分布政司辖区过大等问题。清朝以督抚十八省取代原来的布政司省制,保障了“中央—直省”集权财政体制的形成。正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实土卫所统归省管,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分省,以及直隶省制建设等高层政区变革。乾隆朝众多官方文献都有意对新形成的督抚省制加以诠释,有序的高层政区设置是清朝“正统观”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的省制调整是一个改革先行、认识总结滞后的事件,它为清朝“大一统”国家的塑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看对日关系新思维

近年来 ,中日关系问题成为国内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其争论的焦点无外乎对日关系新思维问题。对日关系的确需要新思维 ,关键在于建立什么样的新思维 ,它与邓小平的传统思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本文试对此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