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家”到“名学家”

中国古代有“辩者”之称，无“名学”之名。传统知识分类体系有“名家”之位，无“名学家”之说。“名家”如何在近代学科分类中演变为“名学”和“名学家”？随着晚清分科体系的建立和大量新名词、新概念的涌入，一系列学科新名词，如化学、计学、名学等被创制生成。词缀“学”在指称学术思想之外成为了具有近代学科意义的学科名称的后缀。在此背景下，“名学”成为了一门学科（discipline）。从“名家”到“名学家”并非自然直接的过渡，除了需要“名学”转接外，还需要“家”这一新词缀。此外，“名学家”一词的创制还与近代汉语在构词上通过附加类词缀构造新词以及汉语的词汇化现象有关。     

“明辩逻辑”何以言衰

从来没有过"名辩逻辑的衰落",因为"名辩逻辑"的概念是近人所定义的,同时,"名辩"与"逻辑"、"名辩逻辑"不能简单类同,即使存在过"名辩"思潮的衰落,而未必有"名辩逻辑"的衰落.事实上,"名辩"的思维形式与思想方法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明的发展.     

尹文子名学再论

尹文子在中国名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后人在其学术流派归属问题上有所争议,但是冠之以名家身份当无可非议。尹文子名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形名有别、形以定名、名实互检、以名定事、名实相符、名正则分定等方面,同时又与现代语言符号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契合之处。毋庸置疑,尹文子的名学思想对名家理论体系的构成、内涵的丰富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在战国时期"名辩"思潮中形成自身独立而有特色的景致。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尹文子名学的地位和价值,避免其遭受西方逻辑学的遮敝,从而令其光芒不灭。     

张东荪论言语构造与名学方式

张东荪首次细致地研究了言语结构和逻辑类型的关系。其研究方法也仍值得我们借鉴。但张东荪认为"言语结构左右名学方式",而没有看重科学的发展与论辩的盛行对逻辑产生的影响。     

名学与符号学

名学是我国古代以名为研究对象、以“正名”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独特理论。名即事物的名称符号,名实关系是名称符号与事物之间的指称关系,名学就其实质来说,乃是一种语词符号理论。它的主要论题包括名的本质、作用,名的分类,名的规范化兼名的构成,用名的原则,名与名之间的关系等。以汉语言文字系统为背景的名学,在符号类型、指称关系等方面,都有自己独有的特色     

中国逻辑史研究“五范畴”--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

“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记录着崔清田先生中国逻辑史研究历程,反映出其中国逻辑思想,即,研究中国逻辑史理应以“历史分析”、“文化诠释”的方法还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为“名学”、“辩学”、中国逻辑推理类型为“推类”。“历史分析”、“文化诠释”、“名学”、“辩学”和“推类”这五范畴构成了崔先生的整个中国逻辑史研究。     

从符号学角度看《墨经》名学

《墨经》名学探讨了名之界说、名实关系、名的分类、正名原则以及名之谬误,其中包含深刻的指称论、语义、语用和语境等符号学思想。从现代符号学观点重新审视这些思想,有重要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声训与先秦名学思想

先秦名学思想对声训之影响包括追求因果关系、申言类同原则、强调属性之独立普遍以及经世致用的正名观。声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民族的认识事物的方式,即通过范例类推而不是思辨推理来掌握事物的类别范畴。我们应重新认识和评价声训这一极富先人智慧内涵的语言事实。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

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辩名、墨以申礼义之道——对荀子政治思想之名学维度的考察

战国晚期荀子对同时代的名家和墨家提出了激烈批评。他将陈仲、史鰌与公孙龙、惠施归为一类,前者好义高行异于常人,后者擅长怪异难辩之论。二者之行为与思想有"不知止"之蔽,对治他们的办法是止于儒家的礼义之道。墨子非礼乐而尚俭约,墨家一派的宋钘则提出"见侮不辱"、"人之情欲寡"等以支持其非战主张。荀子指出二者的错误在于不知人之性情。人之欲本多,斗起于恶而非辱,礼乐在人性中有深厚的基础。墨子、宋子之说有悖于人情而不能实行。名家和墨家的理论从根本上与荀子的政治主张不合,无益于强调尊卑贵贱之差别的礼义之道的施行。荀子通过驳斥他们的看法以建立自己的名学理论,指出制名与用名的目的是使人获知和践行治理群生的礼义之道,他期望阐明作为"治之经理"的儒家之道以改造当时混乱的政治现实。     

惠施"历物"名学思想的自然哲学基础

惠施以“弱于德,强于物”的思想取向为基础,注意探察事物之间的同与异,用他朴素的自然哲学观,深刻揭示了他以“历物”为核心的名学思想,并表现出了与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侧重社会政治伦理的不同的特征。惠施把名实关系问题的讨论置于对实的同异分辨的基础之上,这种方式和方法对先秦名学的思想内容及其深入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更深入的层面上,深化了对名学基础的认识。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墨经》名学的现代解读－从语词符号的角度

《墨经》的“名”并不是传统所理解的“概念” ,而是一种用以标记、指称客观事物的语词符号。在《墨经》中 ,后期墨家深刻揭示了“名”的符号性质及其功能 ,提出了名的分类理论 ,具体讨论了名与实的关系以及名与名之间的关系 ,深入阐发了使用名称的原则和方法。因此 ,《墨经》的名学实质上是一种关于语词符号的符号学理论。     

逻辑与文化——中国逻辑研究中文化范式的提出及其演变

文化范式目前已经成为中国逻辑研究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一种研究思路和框架.这种研究思路和框架,发端于近代时期的学者张东荪,崔清田教授明确提出并着力强调,鞠实儿教授则把广义论证的观念引入其中,并对逻辑与文化的关系做出了合理性论证.     

王国维“通人之学”与“专人之学”的尺短寸长

王国维“通人之学”“专人之学”等学术思想是中国学术研究转型的重大创新,通过对王国维学术成长的梳理、学术成果的分析、学术思想的论证,对“静安之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王国维凭借厚实的知识贮备,批判地继承西方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构建中国大文科的学科体系、研究文史哲的学术体系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体系方面做出了全面系统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和开创性成果,堪称开一代风气的大学者;王国维以创辟胜解、通方知类的学术思辨,创立二重证据方法,探索出一条由“通人之学”到“专人之学”学问研究蹊径。系统审读、反思静安之学,对我们严肃读书风气、匡正学问研究态度、提倡学术争鸣、甄别解决知识产权争端、清除学术造假现象、规范学术研究流程,能够起到见贤思齐、弃旧图新之作用。     

从符号学角度看《墨经》名学

《墨经》名学探讨了名之界说、名实关系、名的分类、正名原则以及名之谬误，其中包含深刻的指称论、语义、语用和语境等符号学思想。从现代符号学观点重新审视这些思想，有重要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甲骨文“之”字辨析

古汉语中“之”的用法十分丰富。通过对甲骨文中“之”的用法的讨论,说明殷商时期还没有出现第三人称代词,“之”是个表示泛指的指示代词。     

“称雄科场”抑或“强学待问”?——以《四书疑节》为中心论元代四书“科举”与“研究”的一体化

元代四书"科举之学"颇为独特,它在服务科考的同时还具有"研究之学"的特质,《四书疑节》即充分显示了这一特性。该书以流行的"经疑"形式,围绕《四书集注》辨异析同,解疑释惑,体现出程序化、重复性、集中性等"经疑"科举的共性。然该书还洋溢着"如老吏断案"、"卞是非如数黒白"的"研究之学"特质,时有对朱子学的创新"越轨"之举,显示了经义与理学、《易》与《四书》、民间学术及个人修身与国家教化的同步,深化了四书学与理学关系,对今人把握科举与学术的关联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