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夫即本体”的命题看黄宗羲哲学思想的实质

本文从“功夫即本体”的命题入手,深入剖析了黄宗羲哲学思想的本质。认为“工夫”是黄宗羲哲学中的本体范畴,它意蕴着“理气合一。”的思想,黄宗羲正是籍此推演出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因此,把他哲学中“盈天地间皆气”与“盈天地间皆心”这两个命题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做法,乃是对黄宗羲哲学的曲解。     

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新论

黄宗羲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提出了“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的平等社会观,表现了他对个体主体性的重视。他在哲学上主张“盈天地皆心”和“穷此心之万殊”的命题,也主要着眼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强调发挥主体意识的能动性。黄宗羲提出一系列冲破程朱理学“成说”的精辟见解,主张思想解放。他的民主启蒙思想,体现了历史的自觉。     

黄宗羲论儒学

黄宗羲以儒学为中国古代各派学术的正宗,其他如杨、墨、申、韩、佛、道诸家,均属别派异端。在别派异端中,黄宗羲又以杨、墨为害最大最深,并惊呼“杨、墨之道,至今未熄”。认定杨、墨之道违背儒学的仁义之道,并以为佛、道二教与杨、墨之道相通,这是大部分儒者的共识,而以为“自古至今,只有杨、墨之害,更无他害”,则是黄宗羲的独到见解。当然,黄宗羲是站在维护儒家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来批判杨、墨的,因为他以儒学为洽国之本,以儒学为中国学术的正宗。他认为儒学是一种仁义之学,即社会伦理学说,这种学说”经纬天地“,经世致用,主张仁义与事功的统一。黄宗羲在揭示孟子学说的宗旨时指出,儒学以“仁义”为核心,仁义是孔、孟所立的人极、人道,即做人的准则。他在《孟子师说》开卷便明示仁义之道即为天地之道,他说:     

黄宗羲避乱第泗门小考

黄宗羲晚年(65岁)奉母避乱第泗门轶事,《清史稿》本传及其他专著均无记载,清黄炳(?)《黄梨洲先生年谱》中虽有提及,但语焉不详。笔者考索了《乾隆余姚县志》、《光绪余姚县志》、《余姚六仓志》、《东山志》等方志资料,查阅了黄宗羲遗著,并实地勘查了遗迹,将共始末钩稽如次: 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起兵反清,派大将曾养性等进犯浙江,龚万里也据余姚大岚山遥相呼应。“时群盗满山”,黄宗羲家乡贽竹浦亦受其害。为避兵乱,黄宗羲奉老母携女孙投后第泗门友人诸九征之“半草堂”。他在《避地赋》中记述当时情况:“……奉老母而窜于海隅。累古书之千箧兮,牵家具之一车。襁女孙之三孩兮,因世乱而怜渠。一室分为庖湢井臼兮,盈丈而共鸡犬图书。”他在这种环境里避居长达半年,虽境遇背晦,但他仍然勤奋著述,不忘奖掖后进。他校定了其六世族祖     

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发言摘登

黄宗羲与近代历史主义方法冯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认为,黄宗羲是一位立足于当时的现实而又一脚跨进了未来的伟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辉。他第一个为中国近代勾画了一幅民主主义的蓝图(尽管是粗略的),并以“风雷之文”召唤“豪杰之士”起来冲破“囚缚”,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斗争。黄宗羲对中国近代思想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我这里主要就历史主义这一侧面对此作一简要阐述。中国近代经历了社会大变革,也经历了一次哲学革命,后者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合流过程中实现的,它现在还在继续着。哲学革命是思维方式的根本革命,包括有逻辑和方法论的革命。近代哲学家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探索。他们力图把西方文化中最优秀的成果移植到中国的合适土壤,找到中西哲学在逻辑方法上的交接点,以便促使中国哲学近代化,或者说,     

"礼器"的文化阐释

郑玄、孔颖达等训诂大师皆将《礼记·礼器》篇名及篇首“礼器”之语诠释为“礼能使人成器”。这种解释与孔子“君子不器”的哲学命题相悖 ;孔子和儒家认为人乃“天地之心” ,礼是人治国、修身之器 ,故“礼器”不得解释为“礼能使人成器” ;儒家坚信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仅有一器之用 ,而应该成为博学通才。“礼器”当为古汉语判断句式 ,意思是“礼是器具” ,可以理解为“礼是人修身之器”。     

修德而后可讲学——论《明儒学案》的精神

长期以来,学界主要从哲学、学术史、体例学等方面来研究《明儒学案》,很少有人从修德角度来探讨《明儒学案》。其实黄宗羲的创作宗旨在于修德,《明儒学案》的精神是“修德而后可讲学”。围绕着修德,黄宗羲从三方面来评论明代学术:一是修德重在自得,学术要在自家身心上生根。二是修德深浅关乎学术深浅。判断学术深浅要考察其圆融性和深刻性。圆融性要求说话前后一贯,理论没有矛盾。深刻性可以从如何解决本体与工夫,从如何回答理-心凑泊、儒-释分别这两个问题,从如何进行学术辩论,从如何讨论同一个话题这四方面看出。三是修德具有效果,可以使人坦然面对贫穷、危险、死亡,可以“所过者化”。本文通过考察黄宗羲对明儒学术的评论,再现了黄宗羲修德的深浅,建构了黄宗羲的修德理论,同时期望引起现代学者能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深刻反思。     

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的水

《孟子·离娄下》载: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这一段落的描述并不孤立,孔子把水视之为理解人类行为准则的方法而对之兴味盎然,这点是有大量史实为据的。《论语》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夜。’”(《子罕》)他还讲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话。而且,据《孟     

黄宗羲《四明山志》小考

《四明山志》是黄宗羲所著唯一的一部方志体著述,也是现存有关四明山这一浙东名山的唯一的一部专志。通过该志不仅有助于了解黄宗羲治学为世的思想作风,追踪他的生活足迹,而且更有助于探究他对地方志编纂的独特见解和方法,以及对后世方志特別是浙东地区方志编纂的影响。《四明山志》的成书年代,据洪焕椿《浙江方志考》说是“纂于康熙间”。此语欠当。黃宗羲自序说:“壬午岁余作《四明山志》,亡友陆文虎欲刻之而末果,藏于牛箧鼠啮     

康德的现象学说简评

“自在之物”和“现象”是康德哲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没有“自在之物”,康德的哲学体系就建立不起来;同样,没有“现象”,也就没有康德的认识论。郑听先生在 《康德学述》一书中指出:康德的哲学是“严格的现象论”①。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认为,要正确掌握和评价《纯粹理性批判     

论《留书》

数年以前,一度失传的黄宗羲《留书》残本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由吴光先生发现了。之后, 骆兆平先生在宁波天一阁也发现了完整的清抄本。《留书》是由“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五篇构成的,一共有五千字左右。和黄宗羲的好多著作相比,是很简单的。但是,这本书的发现使我们对黄宗羲的评价要有所变化,而这无疑会在今后的思想史或者史学史上增写新的一页。因为黄宗羲在该书里表露了他在其他的著作中从未有过的民族感情。去年秋天,我有机会到太原去,在各位先生的协助下看到了山西省文物局收藏的又一个《留书》的清     

论黄宗羲的文学思想

黄宗羲的文论黄宗羲在《李杲堂先生墓志铭》中说:“文之美恶视道合………聚之以学,经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无情之辞,外强中乾”,文、道、学、法、情这五项因素的结合,是他文论的纲领,他称为“五者不备,不可为文”。这五项包括了作品的内容、创作的源泉和艺术技巧等问题,兹叙述如下。一、“文以情至”的至情说     

黄宗羲东渡日本史事考

东渡日本,是黄宗羲生平行事中一段不可忽略的经历。同、光之际,他的裔孙黄炳?辑《遗献梨洲公年谱》,即称之为宗羲生平三大案之一(《遗献梨洲公年谱》卷首《遗献梨洲公年谱叙》)。然而,由于在传世的黄宗羲遗著中,对这一段经历罕有涉及,以致引起后人争议,迄今悬而未决。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两种看法。雍、乾间学者全祖望认为,黄宗羲东渡日本在顺治六年冬,目的是为了向日本乞师(《鲒埼亭集》卷十一《黎洲先生神道碑文》),此其一。其二,近世学者梁启超于此则持异议,他撰文驳全氏之说,考订黄宗羲东渡日本为顺治元年,目的在于“避仇亡命”(《饮冰室文集》之十四》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一个是“避仇亡命”,一个是“乞师”邻邦,而且时间又相去五年之久,二者的距离是很大的。二说孰是,颇费推敲。以下拟就此试作一番钩稽,以求教于方家。     

论唐君毅的文化哲学

唐君毅(1909—1978)乃现代新儒家之重镇。他特重文化哲学的重建。他的1 文化哲学的中心观念是“道德自我”即“道德理性”。他在抗战末期出版《道德自我 之建立》时即已确立这一中心观念,在50年代末出版的文化哲学著作《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更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念。他将人类一切文化活动统属于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视文化活动及其成果为道德自我分殊的表现。他指出:“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存在,皆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一道德价值。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     

四海宗盟与所得一半:黄宗羲明文统系中的钱谦益

明末清初,钱谦益与黄宗羲先后主盟文坛。钱对黄有铭墓之托,黄亦嘉许钱为"四海宗盟"。黄宗羲晚年重构有明文统,却称钱仅"所得一半",并在其《思旧录》中全力批揭钱文之弊。这一落差实源于黄宗羲对明文统系的自觉构拟,并通过对归有光地位的归属而鲜明表现出来。前评突出了钱的派别影响,后评则自文章史地位立论。无论在作为一代文章渊薮的《明文案》《明文海》,还是在作为一家之学的《明文授读》中,钱文皆大量入录。这也反映出黄宗羲在标揭明文正统的同时,不失对钱文的理性评判。     

黄宗羲与浙东学派学术讨论会述要

为了推动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的研究工作,浙江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学研究所和宁波市哲学学会,于1984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宁波联合主办了“黄宗羲与浙东学派学术讨论会”。这是建国以来浙江首次有关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的专题学术讨论会。来自上海、杭州、金华和宁波等地的中国哲学史、历史、文学史的五十多位专业工作者参加了讨论会。提交会议的论文有二十余篇。会议围绕对黄宗羲的研究着重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厚德爱人乘物游心

人源于天地,而立于天地之间,可以说是天地的派生物,那天地之道就是人生之道.“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来自《周易》里的话很好的诠释了天地之道与人生之道的关系.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尤其是前一句.很多人都明了它的意思,但我认为在这儿还是有必要把它解释一下,意思是: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离,也要不屈不挠;如果你是君子,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样,没有任何东西不能承载.     

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启蒙意义及局限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传统民本思想有六大突破:把维护天下人的“自私”、“自利”作为为君之“本”;把“在万民之忧乐”作为“公天下”的基本诉求;将民本思想中尊重民意的观念上升到尊重民众权益的思想;认为“以民为本”就是君为民设、君是民仆;君臣都是为天下人服务的,因而是师友关系;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政治观念。由此可见,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但他从传统民本思想中得出的进行社会改造的政治结论,却超越了民本思想,是具有民主启蒙意义的新民本思想。但用近代民主思想来考察,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没有人权观念;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虽然看到了君主专制统治的弊端所在,但并没有真正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黄宗羲新民本思想中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所以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引发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理论。     

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宇宙论体系——论《淮南子》的宇宙论

中国哲学的重心由先秦的“天人”“道物”之争<认识论>向魏晋的“有无”“动静”之辩<本体论>的过渡,表现为两汉宇宙论的繁荣,而《淮南子》的宇宙论,则是这一转化过程之开端。作为一种自然哲学,《淮南子》的宇宙论所取的理论形式直接影响了汉代名家宇宙论,反映了两汉哲学的理论特色。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环节,《淮南子》的宇宙论把阴阳二气理论和“精气说”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唯物主义的主要形式——阴阳气化理论之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     

黄宗羲与甬上证人书院

黄宗羲自康熙元年南明监国鲁王卒于金门,郑成功病逝台湾后,感到抗清一时无望,于是始放弃抗清武装斗争,从事著作和讲学,按他自己说法,则是从“游侠”而厕身于“儒林”(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他讲学所建立的甬上证人书院,是清初著名书院之一,开创了康、雍、乾三代屹立于东南而其精神影响到清末的浙东学派。一黄宗羲讲学,康熙三年始于语溪,六年次于会稽,七年继于宁波,十五年终于海昌。甬上证人书院建立较迟而影响最大,他自己也说,甬上“一时多英伟高明之士”(《董吴仲墓志铭》),这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