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焯的词学创作论

陈廷焯的词学创作论,主要体现在这样四个方面:一是词作体性论,体现为着力辨析词与诗、曲体性之异;二是词作情感论,体现为标树"情"为词作生发之本,并阐说到词情表现含蓄蕴藉与真实自然之求;三是词作兴会论,体现为反复标举"兴"为词作的本质要素,并论说到"兴"与主体情感表现的相承相生关系;四是词作意境论,体现为对诗词两体境界表现予以深入的比照,并充实与张扬了词境表现的沉郁深致之求.上述四个方面,从不同侧面呈现出了陈廷焯对古典词学创作论发展的贡献.     

元好问的词味说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以"味"论诗.而以味论词,则始于金代元好问.元氏在<遗山自题乐府>中举出黄庭坚的<渔夫词>和陈与义的两首<临江仙>,作为有味词的代表作.这三首词经过详细分析后,就不难看出元氏所谓"词味",指的是含蓄委婉地包含在词中的深层意思,要细心玩味才能理解.     

"味"与游戏 --魏晋时期"味"说解读

魏晋时期出现于文论中的“味”虽还不是正式的美学概念，但已与一定的美学思想相联。它产生于对赋颂作品的讽读过程中，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游戏。游戏之“味”不仅体现了文人对言语的高度迷恋，而且体现了文人的政治意识与价值意识。游戏之“味”为刘勰、钟嵘的“味”论的建构作了理论准备。     

味"和"之内涵及"味"论之美学意蕴

中国美学极为重要的观念“和”往往被认为起源于音乐,“和”其实还有“味和”的内涵。由此,中国美学“声”“味”并举。缘于“无味和五味”的“和”,“味”既实且虚,既有又无。它被魏晋玄学家所青睐,以之论道,以之论乐。随后进入文学,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美学概念,契合了得意忘言的审美精神。     

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厚"

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以"厚"为词中三味之一,频频以"厚"论词."厚"是从"沉郁"的风格里体现出的一种美学特征,它含有正、深、阔、沉、重、隐、曲的种种内蕴,被用来形容词中意蕴的幽深窈曲、飘忽绵邈,亦带有词人内心深处有感社会人生的情感色彩.于词中求"厚"之根本是词人要有温厚的性情,实现"厚"的途径是做到沉郁,具体采用比、兴手法."厚"对了解<白雨斋词话>的词学思想有重要意义.     

"味"的诗性言说

味最初是一种感受,后来演变为审美体验.中国美学以味论诗的本质在于"口弗能言,志弗能喻"的整体风貌之感悟.这种感悟贯彻为文,逐渐演化为以创"味"为核心的言说方式.     

论"Ⅹ味"

"味"的本义是指物质性的实体(实语素).随着社会的发展,词汇意义逐渐虚化,语法化进程加速.目前以"X味"形式产生新词(语法意义上的词)的能力增强.本文试从"X味"结构中"X"的构成类型,"X味"结构的语用功能两个方面对该结构进行全面考察与分析.     

味论翻译观的审美建构

味论翻译观包括本体论和鉴赏论两部分内容,味本体论描述了翻译活动具有"趣味"的内涵和具有"风味""义味"和"异味"外延;味鉴赏论提出了译作赏析的三个层次,即"味内味""味外味"和"境界味"。儒家思想的"中和味"和道家思想的"味无味"是味论翻译观的理论基础,道出了翻译活动"调和"之美和翻译作品"化境"之美的根源。构建味论翻译观,不仅赋予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以时代精神,而且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     

选本批评与词学观念——陈廷焯的词选批评探论

系统梳理晚清词论家陈廷焯对于历代词选的批评,以此凸现陈廷焯的选本理念。并以其对清代朱彝尊《词综》和张惠言《词选》的批评为考察重点,分析其词学观念在前、后期的变化轨迹,以此折射出晚清时期浙西和常州两派词学渐趋合流的态势。     

《白雨斋词话》与张惠言论词主张的异同

清代词学中兴,倚声之业盛极一时,前后三百年间不仅作手如云,名家迭出,词作浩瀚,而且词学理论研究和批评专著亦洋洋可观,为自有长短句以来的历代所无法比拟。在清代各种词话著作中,陈廷焯所撰《白雨斋词话》成书于1892年,全书共计十卷七百余条(据《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齐鲁书社1983年版),不仅篇幅最为庞大,对历代词作、词论的论列也颇为详尽,是一部问世较晚但比较重要的词学专著。一般认为,《白雨斋词话》主要是承袭张惠言论词之余绪,发挥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这当然是不错的,陈廷焯本人在谈到他论词的宗旨时,就曾     

寄至味于淡泊——宋代味论发展的文化考察

作为中国文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味论发展到了宋代,明显地不同于唐代,是将"淡"作为味论的审美理想广泛推崇.究其原因与庶族地主的崛起与平民文化的兴起,儒学朝理学方向发展的影响,宋代文人生活环境与心路历程,以及宋代文学形态和风格变化的要求密切相关.从中看到味论的延展性,也为考量味论融入当代文论体系提供重要的启示.     

论杨万里的“诗味说”

"诗味说"是杨万里诗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独特处在于:以"味"论诗歌群体风格特质——追求神似,"舍形逐味";以"味"来规范传统诗教的怨刺内容——要求诗歌精光内敛。杨万里"诗味说"与"晚唐异味"密切相关,他服膺晚唐诗歌的工整,竭力标榜"晚唐异味",是为其"诗味说"张本。     

"味"在三部《诗品》中的演变及其原因

"味"是中国诗论中的重要范畴,它在钟嵘<诗品>中是指"滋味",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是指"韵味",在袁枚<续诗品>中又是指"鲜味",可见,"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这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和文论家的生活所决定的.考察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和特征及其演变的原因,对于构建我国古代文论史不无意义.     

诗味论中的解释学思想

20世纪西方哲学与美学发生语言学的转向后,现代解释学开始认识到文学作品的解读,既是意义的理解与诠释问题,又是情感意味的体验与品鉴问题。但西方文学解释学一贯执著于符号与意义之间关系的探寻,陷入意义的迷宫。中国美学历来将诗歌的审美意味品鉴看得高于意义的诠释和意象的关照。文学欣赏依据意义——意象——意味三层次递进,"味"属最高层次。通过对诗味论所蕴含的解释学思想的探索,印证中国解释传统可以与西方传统解释学成为互为补充的体系。     

浅论常州词派的读词方式

文章认为,常州词派历代词人的读词方式有其内在的继承性。具体看来,张惠言以比兴寄托的方式读词;周济以寄托的方式读词;谭献以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方式读词;陈廷焯以沉郁的方式读词。且这种读词方式的产生主要归因于词学本身和当时的社会背景。     

陈廷焯的“沉郁”词说

陈廷焯(1853—1892)潜心于词学,“历数十寒暑”,“稿凡五易”,写成《白雨斋词话》8卷696条。这是历代词话中篇幅最大的一种,涉及面广。但最突出的内容,是提出和反复阐发了“沉郁”之说。此说大批发挥清代常州词派论词之旨,又有所创新,对词的     

清代词学批评中的稼轩论

清人对稼轩词的评价与接受随词派理论的消长而变化,这些变化既彰显出辛词的丰富内涵,又折射出清代词学思想的某些新变。清人一方面将稼轩词推至"一时无两"的高度,同时又视其为词中变调之代表,这种看似矛盾的评价背后实则蕴含着清人"第当分正变,不当分优劣"的新的正变思想。周济的"退苏进辛论"不仅将同类词人的比较研究推至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而且显示出常州词派重性情、重门径、重统绪的词学思想。而陈廷焯由辛胜于苏到苏胜于辛的转变,反映出的正是自身词学思想在由对外部形式之美的取重转向对内部性情之善的追求。     

"闲人"、"闲居"与"闲味"——白居易闲适诗语词的文化解读

白居易在仕途中,由无奈到自觉,执意于任“闲官”和当政治“闲人”;在生活中走“中隐”之路,晚年执迷于在城郊“闲居”、“闲游”和“营闲事”;在美学上执著于对“闲味”与“闲乐”的探求,从而为我们展示了其丰富和特殊的人生美学与诗歌美学的历程。“闲人”、“闲居”和“闲味”等语词的解读,有助于对白居易的闲适诗进行深层次诗蕴探索和文化特征分析。     

"沉郁"风格新释兼论陈维崧词

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对陈维崧词有比较全面的评述,而这些评述都以陈维崧词“所少者沉郁”这样一个论点为核心。对此问题,不仅旧时学者未能清晰论述,而且当代学者也因误会而忽视了其真正意义。本文从哲学层面对“沉郁”这一风格范畴进行了阐释,指出陈廷焯对沉郁之强调根源于对道德意识在文学审美中的重要性的确认,同时阐明其所以形成此种风格的内在原因。并由此对陈维崧词作的艺术特色略作考察。     

以"味"论诗的美学意义

以“味”论诗是中国传统诗学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方法。它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抒情特质的形成、哲理情思的丰富、意境学说的产生和 完善都有着重要的美学意义。文章勾勒了以“味”论诗的嬗变轨迹，阐明了其美学意义，揭 橥了其美感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