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文”之风与周代社会

周人尚“文” ,“文”体现了周代社会的整体风尚。浓厚的“文”风 ,对周代社会及华夏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周人政治中重“文”的传统 ,使当时的各族属能够在平稳的环境中协调、融合 ,为形成统一的华夏文化奠定了基础 ;周人对“文”的追求 ,显示了周人的精神自觉和对自身价值的体认 ,它促成推进了周人整体修养的提高 ,对华夏族气质、性格的形成 ,起到关键作用。与社会制度相比 ,时代精神与习俗风尚往往有更深厚的影响力。尚“文”风气不仅塑造了周代社会独特的社会风貌 ,而且保证了华夏文化生生不息 ,传承不断。     

周代乐官与《诗经》的传播

《诗经》作为乐歌和语言交流的工具,其传播与周代的乐官有着密切的联系。乐官传播《诗经》的方式 主要有三种:一是《诗经》的教育,二是以《诗》讽谏时王,三是典礼中演唱或演奏《诗》。"乐语"、"六诗"直接促进了 《诗》的传播。     

浅谈《诗经》中的西周土地制度

《诗经》主要反映的是我国西周的社会人文等情况。从《豳风·七月》 ,《小雅·楚茨》、《小雅·信南山》、《小雅·甫田》、《小雅·大田》以及《周颂》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农事诗中可以看到我国西周的土地制度———走向封建化的土地国有制度 ,有公田与私田之分的井田制     

“以人为本”的文化批评理论的生成与建构——兼论《关雎》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文本解读较为重要的视角。《关雎》作为《诗经》首篇,历来是儒家经典释读的批评对象。在归纳分析儒家阐释《关雎》经典文献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为视点,剖析《关雎》文本所蕴藉的文化内涵,进而可以总结文化批评理论的具体实践方式。     

《诗经》中的婚恋诗与周代邦国交往

西周至春秋时期,周天子、各国诸侯、卿和大夫等贵族的婚姻在制度上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同姓不婚制,二是媵妾制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烝"、"报"习俗。这些制度和文化习俗是建立在邦国和族群交往基础之上的,婚姻对一个诸侯国或族群的发展至关重要。《诗经》中许多婚恋诗就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了解它们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诗经》婚恋诗的理解。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诗经·鄘风·蝃蝀》中“蝃蝀”意象的文化内涵

蝃蝀(虹)是《诗经》中一个独特而典型的意象,人们对虹形状和色彩的类比联想的同时,又赋予其谶纬、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比附象征意义,因而形成了虹文化内涵的丰富多姿,虹意象具有了连类比附的多样性、预兆功能的双面性、象征意蕴的多义性等特征.历代学者基于对《鄘风·蝃蝀》诗旨的不同认识,对蝃蝀比喻、象征意蕴的感情倾向有别.《鄘风·蝃蝀》中的蝃蝀是婚姻吉祥、两性欢好之象.     

变风变雅与“礼崩乐坏”

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变革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下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雍容典重的雅、颂诗篇,到直抒胸臆、讽喻时政的变风变雅诗。在“变风变雅”的一些诗篇中,诗人以激愤的怨恨之情对天呼号。《诗经》再也不是传统风、雅中对现实半真实、半理想主义的讴歌了,而是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变风变雅”可以说是一个更进步、更活跃、人类意识更加觉醒的时代的序曲。     

《诗经》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

出土文献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字的考证训诂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在出土文献研究中引入文学解读方法,可帮助厘定出土文献与已有资料的异文考辨。此外,出土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在治学方法上都注重文化背景,出土文献研究借助文化考察对文字作出新的训诂,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空间。     

从《诗经》婚恋诗看周代婚姻的多元性

恋爱、婚姻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古往今来,描写爱情婚姻生活,是文学艺术所要表现的重要题材。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便大量地收录了这一类题材的作品。《诗经》中的婚恋诗记载了几种不同文化意义上的婚恋现象,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周代婚姻制度的多元性特点,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孔子释“诗”与“诗”的经典化

孔子立足于春秋末世"礼坏乐崩"的历史语境,以"述中有作"为阐释原则,以"信而好古"为价值取向,通过不同的视域融合方式,创造性地提出了诗三百篇"思无邪"的意义,并因此将它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使之从一部远古的乐歌民谣升华为儒家的伦理教化经典。     

从《诗经》、“楚辞”看先秦时代南北文化的差异

《诗经》和"楚辞"作为先秦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诗歌集成,深刻而生动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因人文地理和历史演进不同阶段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南北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具体表现为:宗教信仰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的分野;思想取向上务实入世与玄想超越的异途;思维方式上理性思维与巫术思维的区隔;审美意识上和谐含蓄与奇崛铺张的迥异等。     

《诗经》与“植物祭”

在对原始人类宗教生活的考察中,“人祭”与“动物祭”（即用牺牲的祭典形式）的研究已比较充分;但对“植物祭”祭典形式的清理尚显疏略。事实上,在原始宗教的演进步履中,“植物祭”远比用牲之祭“原始”得多。西方著名宗教文化学者梅叶就曾在他的《遗书》中论述道：“地球上原始居民靠植物性的食物,如野果及禾木科植物生活了二千年,那时他们把最初获得的果实当作祭品献给神灵,洒牲畜的血……被认为是不可宽恕的罪行”…梅叶的观点是正确的。以植物献祭在“动物祭”之前,植物祭是更为遥远的原始宗教现象。下面我们就从《诗经》中的“植物祭”入手,探索一下这种祭典形式的文化遗踪。     

《易》之“象”与《诗》之“兴”

《易》之“象”和《诗》之“兴”是两个既紧密相关又互有区别的范畴:其共同之处是两者在本质上都是隐喻,都需要借助“象”来表情达意,而且存在一定的源流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哲学范畴,后者是一艺术范畴,这就决定了前者主要用于言理,后者主要用于抒情;前者是灵活多变的,后者则是固定不变的;前者所取之“象”既有实象又有虚像,后者所取之“象”则仅限于实象。     

情：王船山《诗经》文学诠释的核心范畴

王船山围绕＂《诗》道性情＂这一命题,以情说《诗》,将《诗经》与其他经书区别开来,从情着眼,肯定《诗经》中的说理诗、叙事诗,突出《诗经》情景描写中的情。船山以情为出发点与联络点,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接受理论,视情为《诗经》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媒介。基于对情的正确认识,船山充分肯定了《诗经》中情爱诗的价值。可以说,情,是船山诠释《诗经》的核心范畴。     

殷商地域文化与《诗经》恋歌

<诗经>中以郑、卫、陈三地的民歌在表现男女恋情方面最为大胆泼辣,热情奔放.三地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发达的工商业经济是其别具一格的情诗之所以产生的外部原因,三国所代表的殷商部族文化传统和风俗则是这一独特文学现象所以产生的内在原因.     

室家之道与天下之理——《关雎》的文化阐释

《关雎》是一首形象化的说理诗。它通过生动的形象表现了室家之道对于天下之理的重要意义,体现了周初统治者对室家之道的意义的高度重视,是后来儒家修齐治平的大学之道的滥觞。得出这一结论,不仅有《关雎》的文本依据和《诗经》其他篇章的内证,还有周初的史实依据和周初的礼乐制度的依据,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观念依据。     

论《诗经》的史料价值

《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从不同方面反映着西周与春秋乃至上古时代的历史,对研究殷周早期历史、西周的盛衰,研究西周民族关系和周代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诗经·秦风》与周代礼乐文化

自东汉班固始,历代论者多以“尚武”为《诗经·秦风》的特征,但这是不全面的。在崇尚武功而外,我们从《秦风》中处处可见周代礼乐文化的印记,此即季札所说的“夏声”,而历代论者大多忽略了这一重要现象。《秦风》中所见之周代礼乐文化,具体来说有车舆、马政、燕礼、田狩、朝觐、聘问、丧葬、饮食等礼仪。     

中国文学的形象思维诞生于《诗经》论

在中国文学"形象思维"研究领域出现了三种错误观点:(1)仅仅将形象思维视为作家艺术家表达思想的"表现方法";(2)否认形象思维作为文学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的独立存在性质;(3)认为"形象思维"是一个外来词汇.以上三种观点均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形象思维"既不是一个外来词汇,也不是一个从外国引进的文艺理论概念,它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早在<诗经>中已出现了形象思维方式.在<诗经>文本里,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有三个突出特点:(1)普遍注重了独特意象的精心选取与引比联类的巧妙利用;(2)以借代、借喻和象征为代表的修辞手法的娴熟使用;(3)双声叠韵、叠词、联绵词、咏叹词的句法模式和重章易词、反复咏唱的章法模式的有机运用.三者相辅相成,使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形象思维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光彩熠熠地屹立于世界古典文学宝库里,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