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城邦问题

近年来,在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的统一安排下,对城邦问题开展了几次学术讨论。本文仅就其中几个分歧较大的问题,淡点认识。 一、城邦是一种国家类型 从国家产生以来,出现的各种国家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属于城市国家即城邦类;其余的皆属于非城市国家即非城邦类。这种划分不同于国家形式,国家形式是指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这里所说的城邦是一     

古典城邦政体类型及其成因

<正> 作为最早的国家形式之一,城邦的国体或本质是没有争议的,人们都承认它是奴隶主阶级的国家,是奴隶主对奴隶的专政,但是对城邦的政体则颇多争议。《世界上古史纲》认为;“城邦共和制度是国家的一种政体,一种政治形式。城邦的国体或本质则是奴隶制国家,奴隶制城邦或奴隶主共和国”。书中它处亦有使用“城邦或共和国”这种术语的。有些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如果把城邦与共和国等同起来或认为奴隶制城邦只实行共和政体,那就未必妥当了”。“因为城邦曾出现过非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而这种政体决不等于共和国”。那未,城邦的政体究竟有哪几种类型?君主政体是不是     

论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君主政体

<正>在《古典城邦政体类型及其成因》一文中,笔者指出:“君主政体不是城邦政体的基本形式之一,它只是作为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在一些城邦出现过。城邦政体的基本形式是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它们各自有一个极端形式,即寡头政体和极端民主政体。”这是就希腊罗马这类古典世界的城邦政体而言的。那末,古典世界之外的早期奴隶制国家的政体如何呢?笔者打算就此问题继续进行探讨。这一问题涉及面较广,各民族、各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实在不易把握。我自知学浅力薄,难以胜任,但仍欲踊跃一试,意在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重视讨论而已。     

柏拉图《法义》论立法者的德性教育

在古希腊城邦中,教育是城邦的头等大事,传统的公民教育指的是个体精神从幼稚走向成熟,“德性”“律法”“教育”三者密不可分。在民主城邦中,立法者的德性教育造就了城邦共同体成员的政治品格,决定了城邦政体的优劣。立法者要订立城邦大法,一方面要接受整全的德性教育,另一方面要在政治教育中培养政治德性。此外还要与诗人、自然哲人等争夺城邦话语权,从而对城邦公民进行成文法和未成文法双重教化,通过立法重塑城邦礼法秩序。     

立法家、政治家与公民——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一种研究视角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亚氏对城邦政体的制度分析,忽视了“人的因素”在其理论中的重要意义。从“人的因素”视角看,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根本特征在于,他创造性地将德性、公民与政治三者融为一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优良的城邦就是一个动态的稳定体：公民依据各自的德性和能力各司其职;政治家维持着城邦政体的良好运转;立法家监测城邦的政体,并对出现的不良倾向提出校正方案。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贡献不在于他找到了什么是最优良的城邦制度,而在于他发现了一个优良政体的趋向及其得以保持的优良条件：有德性的公民、良好的政治家以及立法家的常在。     

西周宗法分封制下的贵族等级隶属专制政体试探

西周国家政体问题,是近年来史学界颇为注重研究的课题。关于政体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列宁在论述奴隶制国家机器时,也曾谈及政体问题。他说:“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这个机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奴隶占有制国家内,有君主制,贵族共和制,甚至有民主共和制。管理形式确实极不相同,但本质只是一个: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始终是     

试论雅典和斯巴达城邦政体的演变及其原因

一政体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奴隶社会中,由于各个国家具体历史条件的差异,奴隶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组织国家政权机构方面,采用了不同的政体形式。列宁说:“在奴隶占有制时期,在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内,例如在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之上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那时已经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古代奴隶制城邦国家,在其早期基本上都是奉行贵族共和制,其原因在于,它们都是在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原始社会晚期,由于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氏     

古代世界不存在“工商业城邦”

古代世界不存在“工商业城邦”徐松岩“工商业城邦”，顾名思义，是指古代城邦中以工商业为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或其公民多以从事工商业为生的城邦。长期以来，一种在学术界相当流行的观点是：古代欧洲的某些城邦是、或至少一度是“工商业城邦”。在古代早期国家的比较研...     

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观中的政体

亚里士多德在其分配正义中体现了主张差别对待的几何比例平等原则和“过毋不及”的中庸之道原则。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观中的优良政体是由具有鲜明“中间性格”和崇尚中庸的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在这种政体中城邦的全体公民都参与议事,议事机构应是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亚里土多德分配正义观中的政体的局限性在于不但具有当时的浓厚阶级（奴隶主阶级）性,更体现为一种空想主义。由于公共利益或优良生活的模糊性,其造就的只能是一个暴力强制的现实——变态政体。     

论“封建”的内涵

“封建”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而不是一种政体。“封建”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一种经济制度。“封建”既不是社会形态，也不是社会阶段。先秦时代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复合制的“封建”王国，政体是等级式贵族专制；从秦到清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的帝国，政体是皇帝独裁专制，而春秋战国就是完成这个变化的转型期。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并不是所谓的“封建地主经济制”。     

国家概念发展简述

在古希腊,伴随奴隶制的产生,出现了城市团体“poliso”,即出现了奴隶制国家,曰城邦国家。古罗马奴隶制的国家也叫城邦国家。一用“Civitas”表示,和希腊“Polis”相当;一用“respublica”表示.“国家”一词由法文“etat”,德文“staat”,英文“state”而来,而英文、法文、德文的“state”、“etat”、     

雅典人与周人

城邦是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是初始的国家。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城邦就是“为了保证自主独立、自给自足生活而有足够公民人数的集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城邦是公民的国家。参与政治,立国安邦,都是公民的事。奴隶只是主人的一笔财产,一件活的工具,可以打骂,可以买卖,可以易物,可以处死。这在中、西方的历史上都一样,人们对此叙述得很多,就不再多言了。以下要谈的是城邦的主人,主体——公民。无论行何种政体,或贵族、或平民、或寡头、或民主,都是就奴隶制城邦范围内而言,其阶级实质是一样的。     

从《孟子》和《政治学》比较古代中国和希腊的政体及其演变趋向

早期国家的政体问题是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所谓政体是指国家的组织形式,即政权的构成形式。作为古代社会的伟大思想家,孟子(公元前385—304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在空间上生活于相距万里的古代中国和希腊,然而他们的活动年代在时间上却几乎相同。这个时期,即公元前四世纪,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希腊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均已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当时中国正处于地域性诸侯国割据争雄的战国时代中期,希腊则进入了古典城邦时代的后期。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古代中国     

古希腊殖民地：城邦制在海外的复制

古希腊的周期性的殖民活动是希腊城邦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本文通过殖民者的社会身份，经济生活和殖民地的政体与对外关系等论证了殖民地与母邦的关系，阐述了古希腊的殖民地是希腊城邦制的“复制”这一论点。     

解读：亚里士多德的“中产阶级”政体

亚里士多德构建的古希腊城邦“中产阶级”政体,是依其政治学的理想主义而设计;而其所推崇“中产阶级”的理性、中庸等品性观念,也是为制度安排的一种理论铺垫。实际上,亚氏的“中产阶级”政体不仅是主观性产物,带有先验性和空想性,而且还具有极强的阶级性。故以亚氏的中产阶级理论来引经据典,未必适合对当代中产阶级的价值判断。     

现实因素与亚里士多德最优政体的选择

政体问题是亚里士多德城邦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而最优政体的选择又是政体问题的主要议题。亚里士多德在构建理想政体时,注意到现实因素对其学说的巨大影响。首先,他在强调最优政体应当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同时,对现实因素进行了考虑并对最优政体的建立原则进行了变通。其次,在最优政体的设计上倡导共和政体以及中产阶层执政,并对城邦外部条件的配备进行了调整。再次,对于最优政体的保存具有重要作用的法律与教育也根据现实状况有所调整。最后,在最优政体之下,城邦与个人具有共同的目标,城邦臻于优良有赖于个人的善。     

太平天国的国体与政体论略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史学界颇多争论,有“农民政权”论,“封建政权”论、“转化”论等等。这些观点,各有所据,各有其理。持“农民政权”论者,多以其国体为依据。持“封建政权”论者,多从其政体来剖析。笔者认为,必须就太平天国的国体与政体进行全面的、辩证的分析,分清主次,抓住本质,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公允的结论。 一个国家的国体,是这个国家的阶级性质,政体是它的政权构成形式。政体与国体互为表里。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在国家这个矛盾体中,国体与政体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中,国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体是矛盾的非主要方面。政体受国体制约,并与之相适应,这是一般规律。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不同,国体相同的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政体,但都体现着一定阶级的专政,其实质是一致的。 历史上还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国家的政体性质与国体性质不符,发生矛盾,这就叫做政体与国体不相适应。这样,在国家这个矛盾体中,互不适应的国体与政体这两个矛盾的方面,相对立而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逐渐转化。太平天国就属于其中之列。     

政治体制改革的哲学反思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七五”期间的一项重大决策。它对促进经济、教育、科技的改革;促使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等等,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政治体制”这一概念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广义地理解政治体制,是指国家制度,它包括了国体与政体的全部内容。狭义地理解政治体制,主要是政体的内容。我认为,我国目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后一种理解。这种狭义的政治体制的内容,又可划分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层次:一是总体上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国家     

近代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

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中世纪的“城市社会”构成了近代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城邦国家的兴起与衰退推动了公民政治生活向市民私人生活的转变,使得人类社会从“作为一种政治动物的人”的公共生活中发展出了一种“作为一个个人的人”的自由意志。城市公社的复兴和发展则打开了中世纪封建社会和等级社会的缺口,为近代市民社会的诞生提供了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要素。城邦国家和城市公社不仅构造了二者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性格差异,而且奠定了近代市民社会的公民品格和市民精神的历史基础。     

论法兰西中央集权国家专制君主政体形成的历史条件

毛主席说:“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构。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根据毛主席这一经典指示,我们知道中世纪法国封建主阶级的政权构成的形式曾经历了三个阶段——封建国家的君主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等级君主制和中央集权国家的专制君主制。这三种政权形式在本质上都是法国封建主阶级为保护其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