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同志签署的一张布告

最近,河南省罗山县涩港公社群众,在扒房时发现一张油印的保存尚好、字迹清晰的,由贺龙、周逸群同志签署的布告。 这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在河南信阳至武胜关一带颁发的布告。 为什么在这时颁发这样一张布告呢?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武汉革命政府在武昌举行了第二次北伐师誓大会,宣布继续进行北伐。 五月份,北伐军将进军郑州、开封时,武胜关至信阳一带的红枪会,经常出来骚扰破坏。红枪会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姓刘的所组织的,时时破坏交通,以致火车不能畅行。那时,一方面要派军队保护,一方面靠铁路工人修复。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武汉革命政府的《民国日报》写道:     

北伐军率先攻打两湖地区的原因探析

北伐军率先攻打两湖地区有三方面的原因:吴佩孚既是国民革命军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同时又是比较脆弱的一环;两湖地区有利的政治形势;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北伐受挫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9日在广州誓师北伐以来,因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三军团结战斗,革命军所向,有如摧枯拉朽,未及一年就平定了两湖,闽、赣、皖、浙以及江苏局部,进驻南京、上海、武汉、南昌等大城市,捷报频传,震动世界。国共分     

北伐时在河南的张学良将军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勇不可阻。次年元月,北伐军兵分三路直取豫、浙、皖三省。张学良奉父命,于2月率军进驻河南郑州,与国民革命军相对峙。 张学良将军是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国内和平的,而且他早就看到了东北处境的危险:日本总有一天会“发动战争,占领东北”的,所以对其父之“问鼎中原”“百般诤谏”,但是由于封建的“忠孝”之义,最后他“不得不屈服去作实现此种野心的工具”。     

以“反赤化”的名义:北京政府后期奉直等系军阀的军事行动

"赤化"的符号最初指向改组前后的国民党.1925年底,原属奉系的李景林部以"反赤化"的名义率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进攻,此后,奉、直等系军阀越来越多地应用此一旗帜为自身的军事政治行动正名.奉直联军攻入北京之后,"反赤"景象高涨.1926年夏蒋介石兴师北伐之后,"反赤"主要针对的已经是南方国民革命军,此时的蒋介石与冯玉祥并称"南北二赤".北伐军攻入武汉之后, "反赤"局面开始逆转.蒋介石"清党"之后,"反赤"旗帜的针对性逐渐失效.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赤"的主要对象.     

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

一九二六年从广州出师的北伐战争,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一九二六年底,北伐军到了武汉,北伐战争达到了高潮时期,隐藏在北伐军内部的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投降了帝国主义,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叛变后,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勾结其它军阀,联合对武汉革命政府实行围攻和封锁,帝国主义也关闭了他们在武汉开设的工矿企业;武汉的许多资本家也进行关厂罢业,停止贸易,抽逃资金,囤积粮食和制造金融混乱等破坏活动。造成武汉地区生活必需品日益缺乏,工人大批失业,武汉政府和财政发生严重困难。另外,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和从农村逃到城市的土豪劣绅勾结在一起,大肆散布各种诬蔑工农运动的谣言,猖狂地进行破坏工农运动的活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唐生智

唐生智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位较有影响的人物。他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后扩编为第四集团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参与过两湘战场具有关键性的一些战役并督师河南;在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年月,尽管他大部分时问征战在外和留驻武汉,但一直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对农民运动未予干涉;当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后,他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统兵东下安徽,威胁南京,“要求蒋介石下野”;在蒋介石于     

叶挺是否任过武汉卫戍司令

长期以来,许多人都说叶挺同志领导讨伐夏斗寅叛乱时的职务,是武汉卫戍司令。查稽史实,这是一个失误。按:叶挺于1926年12月23日在武昌升任四军廿五师副师长;1927年3月25日又升任十一军廿四师师长,驻节武昌左旗(今湖北财经学院、湖北省第二招待所一带)。1926年9月7日,国民革命军攻克汉阳、汉口,原由吴佩孚任命的湖北省长刘佐龙即以蒋介石所委之武阳夏公安总司令名义,出示安民。武昌于1926年10月10日攻克后,蒋介石便委任陈铭枢为武汉卫戍司令。1927年3月初,陈铭枢被免     

论国共两党在北伐时期的合作

<正> 自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力量曾多次举行北伐,但均未获得成功。而从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消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两个军阀集团,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为什么这次北伐能成功呢?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国共两党的密切合作是取得北伐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左”的思想的束缚,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在纪念北伐战争六十周年之际,本文拟就国共两党在北伐中的合作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李大钊与国民军策应北伐

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第一军和胡景翼领导的国民军第二军在北方抗击、牵制着近50万奉、直、晋、鲁各系军阀势力,通过南口大战、西安解围、甘肃平乱,继而挥师东进,与南方国民革命军遥相呼应,会师中原,为铲除北洋军阀,完成北伐大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国民军所以能目标明确地策应北伐,并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是与李大钊自始至终的艰苦努力分不开的。 一、确立“联合国民军,打倒段奉”的正确策略 随着1924年11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刚刚宣告成立的中华民国国民军和奉系张作霖的不共戴天之敌——直系军阀倒台,国奉双方暂时维系着表面“合作”的局面。当时冯玉祥请段祺瑞出山维持政局,段却与张作霖暗通款曲,排挤冯玉祥。奉系15万大军三次进逼京畿,其武力称雄、席卷全国的野     

太平天国北伐军在阜城

由林风祥、李开芳、吉文元等统率的太平天国北伐军,于1853年5月出师北征,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由江苏经安徽、河南、山西,再入河南经武安进入直隶境内,於9月29日攻克清军驻守的军事重镇临洺关。自太平军攻克临洺关,至1855年3月7日清军攻陷连镇,长达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太平军一直是在直隶对清军作战的。太平天国北伐军长躯直入,深入畿辅之地,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中心。为阻止北伐军的进攻,清政府不得不调兵遣将,拚死抵抗。咸丰帝一方面命皇叔惠亲王绵愉统重兵驻     

关于北伐太平军内部的出逃问题

北伐军从困守独流静海到退据连镇阶段,兵力总数急剧减少,这主要是由于内部大批量的出逃所导致。那么,为什么在北伐后期太平军内部会出现大量逃跑现象?北伐太平军对此采取了什么态度和措施?史学界对此尚无充分注意,本文试就这两个问题谈几点看法。 北伐后期太平军内部之所以出现了,大量逃跑现象,有三个原因: 第一、北伐军沿途盲目扩军,致使士兵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不稳定性,这是日后大量出逃的潜在原因。 沿途群众参加北伐军的方式,大致有两种情况,即自愿投入和裹胁,“裹胁的乡民,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亦有怕杀跟随的”。其中,“怕杀跟随”的数量大大超过自投的数量。由此形成过“将兵日日加增”的高潮,但是,这种剧增的数量却是一个“不稳定量”,因为参加者并非出自真心。特别是在宗教信仰上与太平军存在着差异,北伐军沿途焚烧庙宇,使北方农民在思想感情上与其又形成     

皖系干将曲同丰是怎样被俘的

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以皖系的失败,直奉两系的胜利而告终。皖系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参战主将曲同丰在关键时刻被俘投降,应该说是主要的原因之一。曲同丰原为皖系边防军第一师师长,直皖战争爆发时,段祺瑞任命他为皖军第二路军司令兼前敌司令,率部驻京汉线。7月18日,他和他的师部人员于前线被俘并投降直系吴佩孚,这是客观事实。当时,直系头子曹锟曾就此事通告其前敌各军:“边防军第一师完全溃败,师、旅、团长等归向来保”。曲的被俘,使战场形势急转直下,终于造成直军转败为     

《辨朱锡锟行迹》驳议

太平军将领朱锡锟在北伐时期的行迹是个历史之谜,1983年我在《史学月刊》第6期上发表了《太平北伐军将领朱锡锟行迹考》曾试解之.张穷对此提出异议,在《河北学刊》1985年第3期上撰写的《辨朱锡锟行迹》一文中以为朱锡锟一直坚持战斗在北伐队伍中,“是在坚守阜城和连镇的战斗中牺牲的,时间是1854年3月至1855年1月”.细读之,觉得张文所述观点难以成立,故提出来,与之商榷.     

论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集团争夺东南地区的斗争

东南地区,尤其是苏浙皖三省,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夕,客观上已经成为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右派军事集团争夺的最重要的区域。蒋介石集团在争斗中逐渐控制了东南地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而武汉国民政府则逐渐丧失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笔者认为,这一过程,是决定武汉国民政府命运的关键的一环。所以,探讨这一过程,对研究武汉国民政府史将有所裨益。一蒋介石在北伐开始时,集党政军民财等各权于一身。但北伐开始后,蒋氏权力开始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北伐军内部将领,主要是唐生智,开始与蒋争权较势。唐部在北伐开始后先行入湘,实力猛增,等蒋介石入湘时,唐已控有了湘省的民政和财政。此后,唐又先蒋攻下武汉三镇中的汉口、汉阳,而蒋攻武昌则失利,湖北实权又落唐手,蒋介石因为唐生智力量的崛起和对湘、鄂的控制,先是感到自己的地位有受到威胁的危险,对唐生     

试论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原因及其后果

直皖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以曹锟、吴佩孚为首领的直系军队和以段祺瑞、徐树铮为头目的皖系军队,于一九二○年七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以北京近畿一带为主要战场,进行了为时五天的直皖战争,它以直军全胜皖军惨败而告结束。直皖战争波及全国,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社会深有影响。直皖战争“冷战”长达二、三年之久,而“热战”不过五天时间。直军为什么能大胜?皖军何以迅速崩溃?有的人认为,这是大总统徐世昌等人密谋削皖的结果;有的人认为,主要是皖军在军事战略上没有将重兵投入夺取天津所导致的。关于直皖战争后果,人们普遍是以“军阀混战,祸国殃民”的传统认识为认识的。我则另有看法,论述于下,敬请指正。     

对《重评武汉政府继续北伐的战略决策》的商榷

《江汉论坛》1981年第6期发表了王宗华、张光宇同志的《重评武汉政府继续北伐的战略决策》一文(以下简称《重评》).读后颇受启发,但也想提出几个问题来求教于王宗华、张光宇同志.(一)关于宁汉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重评武汉政府继续北伐的战略决策》的作者认为:"与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比较,武汉政府的主力部队数量较多,战斗力也较强".还说:"军事形势对蒋介石是很不利的",等等.认为宁汉对立     

农民武装在北伐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北伐战争中,农民武装通过参加平定商团叛乱、配合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协助国民革命政府平息杨刘叛乱、援助省港工人大罢工、支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以及南伐邓本殷等,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通过侦察敌情和为国民革命军带路、救护伤病员以及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等,为保证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作出了积极贡献。     

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再认识

<正> 1927年7月,是国共两党第一次由合作到分裂从而也是大革命由胜利到失败的转折点。由于这个转折,才酿成了国共合作历史上的一场悲剧。那末,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很多学者认为“敌强我弱”是其主要原因,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大革命的对象是北洋军阀,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南北统一”。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长江流域,皖系、直系军阀土崩瓦解,吴佩孚、孙传芳落荒而逃,奉系军阀张作霖如惊弓之鸟,躲进了自己的“老巢”。这充分说明当时革命力量足以推翻旧军阀的反动统治,怎能说是敌强我弱呢?或许有人讲“敌强我弱”中的“敌”,还应把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汪精卫包括在内。但是,把国民党新右派当作革命的对象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而不是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因此,我认为应该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共统一战线的破裂,即国共分裂才是大革命失败的标志。     

论大革命中后期中共湖北党组织的作用

大革命中后期,中共湖北党的组织在湖北和武汉革命运动中,究竟起什么作用?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考察和探讨.1 促进和影响了当时武汉善后工作的开展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中共湖北区委在人事上曾作了一些调整.原区委书记彭泽湘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政治部主任,区委书记职务由李立三接任.不久,中央驻汉代表张国焘事实上参加了区委的领导工作.这时,是中共湖北区委有较大发展和战斗力大大加强的时期,"各方面工作均极紧张".为急谋善后医治战争的创伤,中共湖北区委于10月下旬,创办了《群众周刊》,作为区委的机关刊物,同时也是当时"湖北唯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