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京报＂一词最早产生于元代;作为报纸的形态,明代的＂京报＂已经存在,而且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一类是封建政府的官报——邸报,一类是民间报房的私报——小报。明代＂京报＂具有的双重称谓,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阅读者的＂误读＂造成的。     

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科考弊端及其纷争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 ,科举考试弊端百出。其中冒籍、权臣之子中式较为突出。本文主要讨论二者产生的原因、概况及由二者引发的纷争以及弊端产生的影响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之争述论

明代万历年间,总漕与总河出于部门利益考量,围绕治河方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导致万历五年和万历二十六年两次合并。二者争斗看似是治河、通漕与维护祖陵的理念之争,实则体现了万历年间复杂的政治生态。明代总漕设置于景泰年间,总河设置于正德年间,设置目的在于应对黄河决口后临时性的漕运危机。总漕与总河的设置仓促而成,其职掌多有重合之处,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组织效率低下与相互争斗的泥潭。这是明代体制性弊端的集中体现。     

明代雷州地区的“寇贼”之乱

雷州自古多"寇贼"。有"瑶贼"、"倭寇"、"海贼"及其他"寇贼"。"倭寇"、"海贼"的猖獗与明朝廷推行的"海禁"政策有关;造成明代雷州地区多"寇贼"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明朝廷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欺压、明朝军队及过往官员对雷州及其附近地区人民的骚扰;明代在雷州建珠池采珠,也是导致雷州民众为"寇贼"的原因之一。"寇贼"之乱使雷州人口大减,破坏了地方社会秩序,对雷州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加重了雷州人民的经济负担,对于雷州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摧残也是极严重的。为减少损失与危害,尽快恢复发展生产,地方官府采取了若干有效的措施。     

明代言官的执著

闲读明史,给我印象颇深的,是言官们前仆后继,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万历年间,这群人活跃于官场,充分发挥其不畏权贵、不怕牺牲的＂优良品质＂,心忧＂国是＂。首辅大人够位高权重了吧,然而,言官们不惧。对于时任首辅申时行的攻诘,即显现出这一政治群体的团结协作与不折不挠。万历十二年（1584年）三月,御史丁此吕借着朝廷批判张居正的＂东风＂,上书朝廷＂翻旧账＂,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是走后门的关系户云云。此事本已得到处理,张居正死后,其子已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之所以旧事重提,关键在于含沙射影。原来,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后经申时行为自己辩解,万历支持了自己的老师申时行,命令将丁此吕降职调任外地。     

明代万历后期通番案述论

万历后期的违禁通番贸易,较之嘉靖后期更盛。出海地点自南至北,由福建转向浙江,人员构成由福建为主转向江浙为主。地方各级官府对于通番性质的认定也有所不同。通番之所以屡禁不止,最根本的是因为走私日本利润丰厚,也在于较之合法的“东西洋”贸易利润要高得多,与海防主管部门、税监官员以及巡缉兵丁的劣行也均有关系,明廷的对外贸易政策不尽合理,疏于防范,也是要因。     

慈眉满“笑”的明代象牙雕

“老象牙在保存和收藏的时候都会产生裂纹，但这些裂纹不算瑕疵，可以称之为‘笑’。”朋友见我挑剔这件明代象牙佛摆件上布满的深浅不一的裂纹时，便这样不慌不忙地给我“上课”。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人口贩卖现象

"三言""二拍"中有关人口贩卖的篇目多达三四十篇,大致可分为亲人贩卖、主人发卖和人贩拐卖三类。人口贩卖既与"钱本位"下的生存压力有关,也与社会黑暗、盗贼猖獗相关。小说对人口贩卖的描写,使我们感受到了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低下、忠孝观念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以及明末贞洁观念的渐趋淡薄。     

明代民歌“竹枝”风貌

民歌"竹枝"在唐代以前就已存在,到唐代达到兴盛,宋元时代继续流传,明代仍传唱不衰。根据流传下来的明代文人竹枝词中对民歌"竹枝"的有关记载,可以勾勒出明代民歌"竹枝"的大体风貌:一、传唱地域主要为巴渝楚湘吴越一带,广泛传唱于大江南北。二、演唱者既有女性也有男性,演唱环境多为月下水边。三、演唱内容以爱情为主,兼咏劳作,以苦怨为感情基调。四、音调上具有柔靡婉转的南音特征。明代民歌"竹枝"的盛行无疑会启发影响到明代文人竹枝词的创作。     

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政治变革的走向

嘉靖至万历前期长达六十余年,是明代历史中极为重要的阶段.明世宗通过"大礼议"清除了杨廷和集团,重新恢复了明代政治秩序,结束了武宗败政时代.钦定大礼之后,对世宗之前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变革才成为可能.在世宗的全力支持下,从"大礼议"中脱颖而出的张璁是嘉隆万政治变革的开启者,而在神宗等人支持下的张居正是这一变革的继承者和终结者.其间以阁权的有限扩张为时代特点,并由此带来这一时期的诸多变革,探讨嘉隆万政治变革的政治走向,有助于认清明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成为明代政治变革的最大特点.     

试论明代会典的纂修

《明会典》的纂修始于弘治,校订、刊行于正德,嘉靖间两次续修,万历间重修成定本.其体例远源《周礼》,近取《诸司职掌》,经历了模仿、沿袭与创新的过程.其纂修主要由史馆承担,多家机构共同参与.其资料主要来源于朝廷颁降之书、各衙门的见行事例、造表文册和档案资料以及历朝《实录》.刊行后,成为明代的大经大法,不仅在明代为百司所遵、万民所奉,而且在清初一度被奉为处理政事的政典,更成为清修会典的重要参考.     

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的“别贡”

史学界通常认为,在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史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最为典型,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鲜定期遣使朝贡,明朝对其贡献的方物,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的回赐.而对明朝不时向朝鲜索征贡物的史实,往往给以忽视,或避而不谈.而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处女"、"火者"、"海青鹰子"等就属于"别贡"性质.这种"别贡"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给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     

明代文论视野中的“趣”

"趣"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它在明代文论视野中首次得到多视域展开,表现为在诗论中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在曲论、词论及小说理论中也得到运用或阐说.这标示出了"趣"作为我国古代文论审美范畴的盛兴.     

明人选明词二种考论

明人选编的明代词选,一为万历年间钱允治选编的《国朝诗馀》,二为天启末年至崇祯初年沈际飞在《国朝诗馀》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草堂诗馀新集》。文章对《国朝诗馀》存在的问题,《草堂诗馀新集》的成书时间与主要成就作了具体深入的考证与论述。     

论传统华夷观对晚明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

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偏见。传统华夷观下的晚明统治者,对辽东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施行政治歧视、经济垄断、军事打击和文化输出等一系列民族政策,致使辽东地区民族关系持续紧张,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对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深远。     

明初社会变革及其后果－－明杂剧社会背景探源之二

元明易代不能仅仅看作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 ,它是一次重新确立儒学正统权威的深层文化转型 ,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汉族政治力量重建大一统的最后一次努力。由于统治者特有的专制和独裁本性 ,它不仅将中国的皇权专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且封闭保守、自甘束缚 ,以至扼杀人才、窒息创新能力 ,造成了此后百余年思想文化的冷落萧条。所有这些 ,都构成明前期杂剧最终衰落的的必然命运。     

再论清初的“复明运动”

清朝初年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恢复明朝的政治活动被称之为“复明运动”,它是南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复明运动”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对“复明运动”个案的研究,“复明运动”应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参加者不仅有明朝的宗室、文武官员,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目的是为恢复汉族的衣冠文物制度。     

清顺治朝《明史》修纂史事考论

考说清顺治一朝《明史》修纂基本过程,陈之遴、傅维鳞有关材料十分值得参考,由此可知清顺治朝《明史》馆所在地以及修纂的、体例变化等。顺治朝《明史》修纂的主要成就是史料征集,但也并不排出可能有过史稿,而影响这一时期《明史》修纂的关键是所谓政治上的“忌讳”问题。     

明代的巫术和巫师

明代的巫术从种类来分,大体可以分为禁气符咒、作祟或除祟、樟柳与灵哥、厌胜和厌镇以及幻术几大类。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明代,巫术活动逐渐世俗化,由圣人之术演变成为谋生的手段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