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褴褛创建族群文化博物馆——访贺州学院南岭民族走廊研究院李晓明教授

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家们不仅重视田野调查,也十分重视收集田野点的各种民俗文物。贺州位于"南岭走廊"的核心区域,是进行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特别有价值的田野点。为了抢救民间文化,我在不被人理解、收集实物困难、没有经费、没有场地的条件下毅然投入创建族群文化博物馆之中,最后终于打动了各级领导,得到支持,建成了贺州族群文化博物馆。     

南岭民族走廊的人类学定位及意义

从人类学角度,特别是从社区和区域的视角,来讨论南岭走廊的人类学意义。南岭民族走廊的研究,需要考虑不同生态空间之间的有机的联系,需要重新反思中心与周边的学术概念在这一新的人类学视角中的特殊性问题。在南岭民族走廊这一空间中,空间的社会性、文化性及区域性的特殊性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民族或族群的特殊性和个性,因此一定要重视民族走廊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则。南岭走廊本身的变迁也是全球化的重要方面,在这变迁过程里面,族群文化不断建构的同时,也带来地方文化的重新创造与生产。     

穆斯林社会的非穆斯林少数族群——他们的贡献、地位、权利与义务

穆斯林社会中的非穆斯林主要包括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祆教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等。他们尽管属于少数族群,但却是整个穆斯林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他们为穆斯林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现代以来穆斯林社会的非穆斯林与穆斯林也大多能够和睦相处。非穆斯林享有信仰自由和宗教独立、不受外敌侵略和内部黑暗势力的侵害、自由择业等方面的权利。同时,非穆斯林必须遵守伊斯兰教法,缴纳人丁税、土地税和商税。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关系和睦的深层原因在于伊斯兰教的宽容性。     

再论民族走廊:兼谈“巫山-武陵走廊”

讨论了费孝通的民族走廊理论,并与李绍明的民族走廊及藏彝走廊见解进行商榷。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走廊的观点,认为民族走廊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中心圈层结构的特殊表现形式,它的特性决定于古代农业文明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民族走廊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时空界限由其性质所决定,民族走廊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学理论的一块基石。     

晚清甘青民族走廊的族群互动与社会治理——基于多哇藏族部落与河南亲王旗一案的考察

民族走廊地带若干民族多元共生、彼此交融的局面由冲突与沟通共同促成,尤其是地域相连带来的冲突,往往转化为一种更为深刻的“糅合力”。多哇藏族部落与河南亲王旗一案,是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甘青民族走廊各族群因争夺公共资源、生存资源而产生的群体性社会纠纷的一个典型缩影。其产生与解决暴露了人口增长、环境压力、族群互动等社会变迁带给国家治理的诸多考验,亦展示了地方政府与民间权威如何同时引导和塑造地方层面的变化。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界限、范围得以不断调整和重申,二者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该区域的社会治理体系。由此,甘青民族走廊各族群的互动互容性不断增强,国家权力日益绵密,逐渐形成稳定的地域文化共同体,为后续政权的边疆统合、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地理—文化基础。     

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族群"概念的介入,对于我国学术界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概念引发了大量学者的思考与论辩,有人甚至提出应用"族群概念替代民族概念"的观点,随之还引出了"少数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之类的建议。本文将对是否认同和使用族群这一概念,对待少数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族地位的确立等问题,提出笔者的一些拙见。     

网络穆斯林社群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对中国穆斯林网站BBS社群的个案研究

对一个族群而言,有关族群历史的记忆对构建一个族群稳固的身份认同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研究试图通过对中国穆斯林网站BBS社群的实证研究,梳理在网络空间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域中,网络穆斯林社群成员反复提及的历史记忆要素,构建的历史记忆影像及其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密切关联.     

范式转换:中国民族走廊与国际民族通道——丝绸之路研究的方法论刍议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国际大通道,自2013年习近平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之后,这条古老的政治经济文化通道被重新激活,成为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广泛讨论的热门话题。自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走廊的概念以来,国内学术界就民族走廊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这个研究仅仅囿于国内的民族走廊,而没有从走廊更进一步延伸到丝绸之路这个国际大通道上。本文试图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将国内的民族走廊研究与国际的丝绸之路研究整合到一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的大背景下,讨论这两个密切相关的论题。     

再论"族群"概念与解决民族内部矛盾的路径

自从族群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族群与民族、族群意识与民族意识已经成为民族研究的主题。在本文中,笔者尝试着再次对“民族”与“族群”概念、民族意识与族群意识进行了回顾与分析;接着对美国和我国所采取的族群政策的变化进行了一番仔细比较分析;对解决族群矛盾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只有淡化“族群意识”,加强各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遵循族群发展的自主性和客观规律才能较好地解决我国的族群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畲族的民族身份与族群认同

畲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畲族在历史上有"畲民""瑶人""峒人""山哈""輋人"等不同称呼.建国初,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国家决定实施民族识别政策,经过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后,1956年,畲族被确定为一个单一民族.从此,畲民获得了一个确定的民族身份.     

Ethnic group(族群)、Nation(民族)与中国的民族

本文从族群与民族概念的争论入手,揭示族群概念的引入是关于中国民族研究的深入。指出以族群替代民族是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由于中文"民族"一词已为民众所熟悉并在实际中不致引起误解,族群与民族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运用。     

民族地区高校的族群关系与族群和谐

学校族群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始终是社会民族关系的缩影,对社会族际关系、地区稳定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主要对民族地区高校族群关系的基本态势进行探讨.     

侗族“卜拉”的文化人类学阐释

卜拉是普遍存在于侗族社会的以血缘为基础、地缘为纽带的一种拟制宗族。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侗族卜拉的概念、形成的历史根源、特征、社会功能、族群认同与民间自治、卜拉与卜拉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析,较为全面、深入地展示了卜拉文化的内涵。     

侗族“卜拉”的文化人类学阐释

卜拉是普遍存在于侗族社会的以血缘为基础、地缘为纽带的一种拟制宗族。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侗族卜拉的概念、形成的历史根源、特征、社会功能、族群认同与民间自治、卜拉与卜拉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析,较为全面、深入地展示了卜拉文化的内涵。     

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

汉语"民族"概念虽然具有含混、模糊的特点,并带来使用和交流的诸多不便,但其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宽泛,所显示的灵活性和包容性是欧美各国语言的相关术语不能比拟的。它能充分展现不同层次和不同层面的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综合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民族共同体的共性,揭示民族过程的规律与趋向,适应不同学科民族研究的需要。必须坚持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完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族群"概念的泛化使用会给我国民族研究带来困惑,不赞同用"族群"来取代"民族"。     

南岭走廊族群的语言接触与互动 ——以萌渚岭中段贺州为个案

贺州地处萌渚岭中段、 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世居着壮、 汉、 瑶、 苗等族群.这些语言族群长期以来与汉语方言族群毗邻,随着经济、 文化的交往,语言接触互动成为必然.区域族群语言互动的原动力来自彼此的多层次需要,其差异根源在于族群文化内在的认知结构及文化语法.这种差异表征在语言上为语言符号的非对应性,族际互动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互动的形式通常有语言互用、 词语互借、 语法互适,不管何种形式,都必须建立在语言族群个体或群体认同的基础上.语言的彼此认同互动,有利于语言和族际关系和谐.     

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争的综述

在对近年来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相关观点进行了整理归纳.近年来,我国民族问题研究不断深入、成效显著,学界就很多热点问题进行了较充分的研讨,但也还存在着观点上的分歧与争议.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就是关于"民族"与"族群"的概念之争.     

历史记忆、宗教意识与「民族」身份认同——青海卡力岗「藏语穆斯林」的族群溯源研究

对于理解中国西北「回」、「藏」族群文化长期互动关系的发展过程而言,分布在青海东部化隆、循化等地境内卡力岗山区的「藏语穆斯林」现象,确实能够提供出一个具有结合当代族群史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研究特色的观察案例。如果从族群溯源研究的观点看来,此一观察应该具备以下三个论述面向:一、在历史记忆的展现方式上,「昔藏今回」或是回民祖源的争议,都必须面对藏文化如何与穆斯林文化并存适应的事实;二、从花寺门宦太爷马来迟于清乾隆年间至卡力岗传播伊斯兰教的传说开始,经过格底目、苏非主义等老教到今日伊赫瓦尼新教,当地宗教意识的变迁意义及其对于穆斯林我群意识所产生的形塑过程;三、当代大陆民族识别下,回族与藏族的法定少数民族身份,对于「藏语穆斯林」的族群认同意识的巩固,及其所引发的族群边缘研究意义的讨论。而这种以卡力岗「藏语穆斯林」的族群溯源研究的论述模式,亦有助于扩大并深化当代中国西北族群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     

现代性视阈下的族群再理解——基于理论与田野的思考

族群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人类学研究领域。以挪威人类学家巴特为代表的“边界论”对族群研究的理论范式有着深刻影响。“边界论”指出,族群不是一种本质化的现象,而是需要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与社会过程中理解族群边界与族群认同的生成过程。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随着个体能动性的增强,族群认同会在个体人生历程中不断生成,也具有更加多变的特征。由此,在讨论族群问题时,我们需要区分族群的政治维度与社会维度,前者是当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的范畴,是相对固定的,后者则呈现自发性、流变性的特点。营造包容性的社会环境,可以降低族群冲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