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到国家：清代的边界与边疆治理

在“天下”体系中,中央对边疆一直延续着一种忧患意识,这一意识无形中建构了中央与边疆的“区隔”。伴随着清代天下观的转变,这种区隔转变为一种融合。边疆在空间划分上呈现出从界线模糊到边界清晰的特征,在治理上呈现出从拱卫中央、维护统治到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目标的转移,清代从而完成从“天下”到近代“国家”的转变,其边疆治理呈现出陆海兼顾的企图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倾向。在清代面临边疆危机的同时,中国边疆的近代化历程也由此展开,这一历程始终伴随着根植其中的“大一统”理念,并作为中华民族的黏合剂发挥重要作用。     

“边疆”再探:概念、类型与治理路径

“边疆”的本质属性涉及人口及其密度,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从“边疆”的人类社会属性上讲,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则是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根据边疆社会属性的两大维度——安全与发展程度的高低,通过2×2矩阵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纯粹型、控制型、相对型和中心型.在此基础上,总结抽象出边疆治理的基本路径:安全优先模式、发展导向模式、“钟摆”模式和安全发展并重模式.     

固边治边：近代边疆危机中的铁路功能

边疆研究是考察近代中国由传统天下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重要领域,而近代铁路因其与边疆危机的关系紧密正逐步成为边疆研究的重要切入点。19世纪后40年,中国的边疆危机愈演愈烈。清廷按照“由腹达边”的原则修筑了一批国防铁路干线,以期支援边防、拱卫中央,通过军事固边使边疆成为维护内地安全的屏障。进入民国后,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现代边政学的兴起,国人意识到开发治理边疆、促进边疆发展和民族融合是缓解边疆危机、巩固国家统一的长远之计和根本途径,由此开启了新一轮筑路实践。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近代国人在应对边疆危机时对铁路的认识变化及实践,厘清铁路在近代边疆危机中的功能演进。     

“一带一路”与边疆经济发展:基于满洲里市的税收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助推边疆经济的繁荣发展.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大力推进,中国边疆经济势必会迎来重要发展机遇.而税收是边疆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税收与经济关系密切,税收对边疆经济的发展具有能动作用.文章在分析满洲里边疆城市的税收与边疆经济的关系基础上思考了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发展边疆经济,维护中国的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     

从“碎片化”到“系统化”: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转向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边疆地区远离国家中心区域又与多国毗邻,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内地和沿海在发展程度上有相当的差距,往往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边疆治理除了面临传统安全的挑战外,还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方面非传统安全的系统挑战并朝着多元化、复杂化、复合化态势的趋势演化。因此,要推进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碎片整合”,实现边疆非传统安全系统化治理,要求从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全局视野与整体视角上,把握好非传统安全治理与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和规律,以系统观念把握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全局,以源头治理作为化解边疆非传统安全系统性挑战的根本手段,以聚焦重点破解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系统瓶颈,进而建构多元共治的系统化治理,实现边疆治理的系统优化,提高边疆治理化解非传统安全挑战的系统效能。     

从“草根全球化”到“文化边疆”的建构——基于瑞丽市外籍学生跨境学习的调查

“文化边疆”不是领土边疆概念的延展,而是对空间想象的研究探索。全球化的“流动”正在边疆地区发生,人类学家试图以民族志的形式来描绘全球化背景下边疆地区的变迁图景。瑞丽市外籍学生的跨境学习现象,呈现出“草根全球化”的个案,通过“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得以展现全球化的多样性。跨境实践的情境中,边疆地区正呈现出其空间性与社会性。作为空间实践主体的外籍学生,在实践自身策略的同时也参与到“文化边疆”的建构之中。他们自身同样受到边疆地区社会文化的“形塑”。全球化语境中,边疆不再是地理的“边缘”,跨境实践中的边疆地区正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文化边疆”成为了文化的“中间地带”。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与中国边疆治理的思考

我国大陆地区数万公里的陆地边疆的治理绕不开民族区域自治。在国家建制及民族理论上,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混用,再到“民族自治”,最后确定“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然而,民族区域自治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如“自治权利”有哪些内容,该如何行使等。尽管如此,民族区域自治已确定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边疆治理必须在此框架上开展。我国各边疆地区存在种种差异、发展不平衡,但边疆治理需要统一,应避免差别。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权利”的实现不能简化为“机关民族化”及“党员民族化”,毕竟汉族与少数民族是相互依存的。边疆治理需积极地、变通地发展经济,缩小甚至消除差距,化边区为内地,边疆才能长治久安。     

边疆人类学概述

人类学家关于边疆和边界的研究包括将内涵和认同层面存在差异的各个世界分离和联系起来的文化边疆,标示出地理空间的边疆以及形塑社会关系秩序和界定“社群”（community）成员资格的边疆。这些文化、领土和社会维度常常交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边疆人类学。目前,社会科学已经逐步将对边疆关注的焦点聚集到其关系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不再将其视为政治边缘,而是嵌入到日常生活中,这也是人类学长期坚持的一种探索路径。     

区域协同与跨域治理:“一带一路”中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在给我国边疆地区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增大了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国家主义”倾向、政府属地化管理、社会有限参与等为特点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模式难以适应“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非传统安全的跨域性、流动性和复杂性特点.因而,区域化的跨域治理模式就成为“一带一路”中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应然选择.跨域治理模式主张通过跨国合作、政府间协同、多元主体协作网络构建等途径,推动形成跨国家、跨区域、跨组织的边疆非传统安全协同治理格局.     

作为边疆治理底色的人民治理：当代西藏治理的轨迹、经验与启示

从边疆治理理解,民主改革不应简单地理解是一场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它还包含着中国边疆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之后的西藏治理不再是国家统治者与当地统治者的联合,而是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对边疆实施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理边疆,其治理“底色”是“人民”治理,是新中国70年治藏效能提升背后的“治理密码”。“人民”治理是一种新的边疆治理观,也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简单地讲,这种治理方式是站着人民利益角度上治理边疆。治理“底色”为治理边疆提供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各种有利于边疆发展、稳定和安全的举措均得到实施。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显示“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治理办法的结果。同时,也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底色”,“人民”治理并不排斥其他先进的治理方式,恰恰相反,边疆地区是国家的特殊区域空间,与国家治理相联系,与非边疆治理比,有其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启示是,维护“人民”治理这个“底色”是边疆治理走向长治久安的根本方向。     

中国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三维探讨

从基本理念、方针政策和实践启示的三维视角,总结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可为21世纪西南边疆治理提供有益借鉴。边疆和疆域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词概念,中国边疆与中国观念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中国疆域形成和定型有其自身的规律。西南边疆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疆域范畴,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历代王朝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活动,但历代王朝的“边政”少有主动介入地方经济社会事务,在西南边疆的渐进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边疆治理的共识。清末边疆治理能力衰弱致使部分主权领土丧失,边疆社会和谐稳定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大一统秩序构建有利于中华民族认同,西南边疆治理经验构成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援藏西征”:云南主动解决边疆危机的尝试——兼论西征过程中交织的合作、矛盾和利益

清末民初，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云南边疆危机不断加深。为解决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冲破英国对云南边疆的合围，云南军都督府在民国之初拉萨动乱爆发后，选择主动出兵参与西征以平息藏乱。对于云南来说，主动出击西征平乱，不仅能够维护国家主权，还可尽可能扭转以往云南省在中英西南边疆纠纷中的被动地位，在压制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云南边疆野心的同时震慑西藏地方分裂势力。然而，这一主动解决边疆危机的积极尝试，终因滇川关系的不睦、中央政府的妥协及英国的施压而被迫中止。文章在详细梳理云南边疆危机和川滇“援藏西征”来龙去脉的基础上，认为地方中心主义思想盛行、中央政府势弱、国际形势不利等因素的相互交织，使清末民初中国的边疆问题日趋复杂，其中亦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引以为鉴。     

民国时期甘宁青边疆教育研究述评

推行边疆教育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当时取得了一定成效。对此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民国以来甘宁青边疆教育研究状况进行简要述评,并提出今后应注重研究的问题。     

马福祥与清末及民国时期的蒙藏边疆治理

马福祥是近代以来回族官员的一个杰出代表.其在清末随仲兄马福禄镇压农民起义起家,每每在关键时刻与清政府和民国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先后在宁夏和绥远主政,并在晚年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先后处理过十三世达赖与塔尔寺僧众冲突等一系列蒙藏边疆纠纷和事务,其善于运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为维护边疆统一、稳定及民族团结作出了积极贡献.马福祥关于蒙藏治理思想亦有可圈可点之处,其最大的特点是正视现状,能从根本上寻求解决途径,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修建“高原铁路”的建议,而这些思想又集中反映在其著作《蒙藏状况》及一些文章与演讲中.     

全球边疆：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比较史与边疆研究路径

长期以来,美国对外关系研究的新路径并没有对例外论者的假设构成挑战,同时也无法对全球范围内的美国经验提供一个比较视角。最近开展的边地（borderland）和边疆（frontier）研究则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深入到文化遭遇、文化认同转变以及国家政治边缘的富有价值的视角,并可以对周边地区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如何整合到更大的经济交换体系这一过程进行分析。在对边疆研究的域外经验与实践进行系统梳理之后,本文指出,有必要将边疆路径引入美国对外关系研究的领域,这样不仅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推进,而且能够突破特纳理论的局限,进而更全面地看待包括当代跨国市场等在内的美国的内部发展与海外扩张历程。     

传说与历史记忆：主体人群与边疆人群如何“与共”？——从“庄蹻王滇”和“打箭炉”说起

文章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分析讨论,提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历史上当主体人群与边疆人群之间出现大规模交往交流时,二者必然需要“与共”,需要构建彼此的关联性。在此情形下,人们往往选择和利用传说来塑造共同历史记忆、共同符号。这些传说虽掺杂了许多与史实不符的主观成分,却真实反映了不同时代主体人群与边疆人群“与共”的愿望与需求,是一种重要的历史真实。这类传说尽管因包含较多主观建构成分而受到主流文化的忽视、冷落或排斥,但其重要的文化整合功能与作用不容小觑,它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历史上主体人群与边疆人群之间大规模交往交流之时如何“与共”,如何进行文化整合,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     

民国学者边疆治理思想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述论——基于改土归流问题的分析

自历史而观,民国改土归流问题研究学者的边疆治理建议,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思想的具体表达。民初边患背景下,学者们提出改土归流、驻兵开发等边疆治理对策,强调更多的是国家统一与边疆各民族相融一体;抗战时期挽救民族危机背景下,边地经济、文化发展等治理建议则在深化民族平等团结融合,在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过程中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他们在不同时段所表达的边疆治理思想或各有侧重,但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有其积极意义。     

边疆人类学发凡:全球化时代边疆观的叙述与重构

全球化及带来的流动社会催生了边疆人类学的诞生,开创了边疆研究的新途径.边疆人类学无论研究视角还是研究内容,都提供了新思维与新知识,多角度、全方位地拓展了边疆研究,形成了人类学视野下与众不同、斑斓多彩的边疆观,继而彰显了自身独特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取向.从人类学视角出发,由边疆看世界,梳理全球化时代的边疆观形成过程,既能够理解流动社会中"边疆"这一概念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涵演变,也有助于全面认识边疆问题的时代特征以及相应的治理安排.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边疆形象构建的历史基础与文化战略意义

自古以来,“边疆”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关口,具有不可取代的战略意义。古时,在“一点四方”统治观念下,“边疆”具有区别于王朝国家核心区的文化地理内涵,通过“边疆”走向欧洲、非洲的丝绸、瓷器、茶叶开启了西方人对东方国度乌托邦式的想象。近代,随着王朝国家的衰落和西方启蒙运动自我批判的觉醒,“边疆”又成为“东方地狱”中一抹神秘的色彩,一块未经发掘的处女地。20世纪90年代,自中国将“和平崛起“作为对外交流的叙述话语以来,“边疆”又被西方冠以落后、分裂、暴力的形象,意图通过充满意识形态的“人权”倡导和模糊的民族国家概念来肢解中华民族。中国边疆何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性格迥异”的面孔？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边疆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场域和资本。而边疆形象的合理建构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布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中国形象的正确定位、与邻国的政治经济交往以及边疆地区自身的发展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意义、挑战与对策

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国家认同建设,从而保持国家认同在认同序列上的优先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国家认同建设面临着诸如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基础教育薄弱、现代化冲击、民族政策负面效应、境外势力渗透等重重挑战,急需从培育普适性公民文化、转变边疆治理思路、调整民族政策取向、拓展利益表达渠道、强化国族认同等方面强化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