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尼僧寺院经济结构与模式初探

文章主要从藏传佛教尼僧寺院的经济现状出发,分析尼僧寺院的所有制情况以及收入支出状况,总结具有代表性的尼僧寺院的经济结构与模式,对藏传佛教尼僧寺院经济进行初步的探讨。     

近现代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贵金属、劳动力与土地

文章尝试从历史人类学角度切入藏传佛教,以Aziz、Carrasco、Goldstein论述为主,透过文献与民族志、高僧传记等分析反思近现代藏传佛教寺院经济:贵金属、土地与劳动力的运用,以及礼物互惠流动的僧俗共生关系,进一步探究归纳藏传佛教的一般性(general)共通特质.     

伊犁藏传佛教寺院考述

西域藏传佛教传播的真实情景,随着国内外学人的努力正在逐渐呈现.历史上,藏传佛教寺院在伊犁地区曾一度兴盛.17～18世纪中叶,该地建有藏传佛教寺院17座;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建有13座.     

弘化寺:一个藏传佛教寺院的兴衰与区域演变史

弘化寺是明正统年间敕建于河湟地区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经明朝和清初的优渥和扶持政策,盛极一时,掌握着当地宗教、政治、经济、税收等权力。随着清朝的拓疆开土,弘化寺一带不再是边关,不再是朝廷倚重的对象,在整治中趋向衰败。在历史演进中,弘化寺一带由番地变为汉地,民族格局亦从纳马番族转变为汉、回二族。随着地理文化生态的变迁,弘化寺的香火和信徒日益减少。弘化寺不仅见证了甘青交界藏传佛教的兴衰,亦映照了区域社会的变迁。     

藏传佛教伦理的局限与文化更新

藏传佛教伦理成为藏族传统伦理思想的最基本结构要素之后 ,对藏民族最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产生着普遍的、久远的影响 ,为人们和平相处提供了特殊的道德力量。但其哲学思想、伦理规范及其实践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种种不利因素 ,对藏族现代伦理的生长和发展起着消极作用     

藏传佛教慈悲伦理与生态保护

"慈爱众生"、"利乐有情"是藏传佛教伦理思想的纲要。"慈爱众生"的伦理观具有生态道德的价值,也是佛教生态伦理的重要内容。挖掘和梳理藏传佛教的生态伦理及其实践的同时,要进一步推动藏传佛教传统生态伦理的现代转换。     

四川藏区藏传佛教现状调查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描述和分析了四川藏区藏传佛教的现状。近年来,区内藏传佛教复兴的趋势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贫困地区、弱势群体对宗教的需要程度明显更高。在世俗化趋势下,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主要集中在生老病死等人生事务上,民俗信仰的成分很大。它能解决的不是社会发展,而主要是通过补偿、整合和世俗干预等机制来解决个体精神和心理层面的问题。     

藏传佛教寺院治理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一个国家或民族传统文化仍然不失为国家或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的主体和核心,藏传佛教所特有的文化属性无疑影响着藏传佛教寺院治理.从藏传佛教寺院治理制度演进轨迹来看,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环境、组织、形式和内容.但在当下藏传佛教寺院治理中恰恰忽略了藏传佛教及寺院所具有的文化特点和属性,更多关注社会层面的问题.因此,建立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藏传佛教事务社会治理体系,须从藏传佛教及寺院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特点,审视藏传佛教事务社会治理,构建起与当下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机制.     

碑文所见明代在甘青地区弘扬藏传佛教的客观条件

明朝建立之初,即在甘青地区大力扶持藏传佛教,通过广建寺院、颁行诏谕等措施安定僧俗民众,基本实现了西北边疆社会的稳定。明朝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在这里顺利传播,究其终极原因,是在明朝建立之前本地区就已经具备了民族融合的良好氛围、和睦相处成为深得人心的理念等客观条件。     

藏传佛教在近代上海的流传与发展

藏传佛教自元代以来不断传入内地。到了近代,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宁玛派同时在上海流传,开始在上海产生影响。本文即是探讨藏传佛教格鲁源、宁玛派在近代上海流传、发展的情况,以及藏传佛教在上海文化教育方面的行迹。     

元朝陇南吐蕃的行政机构与社会经济

元朝统一全国后,为了对吐蕃聚居的陇南地区加强镇戍,设置了诸多吐蕃机构,皆系属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由于元朝重视发展生产,陇南吐蕃地区农、牧、商、手工业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且颇具特色。     

市场经济中的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主流实践与理论诠释

本文对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发现,其发展逻辑与经典判断有诸多悖离。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影响的同时,农牧民家庭经营并没有被专业合作社所取代,反而更加巩固,农户小资产所有者身份也得到加强。按照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工业化来定义的"发展"的观念,在上述专业合作社的实践层面来看是狭隘的。相对于农牧民的经济机会、政治自由、社会条件、透明性保证以及防护性保障而言,笔者认为市场经济中的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流实践存在更全面的诠释可能。     

藏传佛教觉囊派在四川藏区的传播与发展

Jonang is one of schools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writings of the historians, Jo-nang is listed after Nyingma, Kadam, Skya, Kag-gu, and Gelug, or is even listed with the smaller lineages, such as chod, gcod-Yulh, and shalu. However, its “zhentong”( view of the emptiness of others) , as “an unique idea on the emptiness in Tibetan Buddhism”,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scholars.     

西夏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乃至整个西夏文化影响很大 ,而西夏对于藏传佛教的东传又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夏接受并发展藏传佛教有其民族渊源和历史基础 ,受到西夏和吐蕃两个民族政治关系的影响。西夏的藏族僧人数量较多。现有各种资料表明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大抵以河西走廊为重点 ,并逐渐向西夏腹地延伸 ;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 ,主要是在西夏中后期。设立帝师是西夏僧官制度的重要特点。新发现的文献表明 ,早在元世祖忽必烈封授八思巴为帝师 (1 2 6 9年 )一百年前 ,西夏就开始封设帝师了。西夏时期的文献出土、发现很多 ,其中不乏藏传佛教经典。西夏故地 ,还发现了大量藏传佛教的绘画和雕塑。藏传佛教对西夏的佛教建筑也有显而易见的影响。     

论民族关系与青海藏族自治地方的社会稳定

民族关系是衡量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变量.本文就当前青海藏族自治地区民族关系中存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及对社会的影响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对此建议.     

经济发展与青海藏区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产值增加、文教进步、结构演进和体制变革的综合性进程.这样一个涉及面较广的发展过程,必然引起社会结构、分配机制、人们的思想观念等的巨大变革,从而对社会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近代甘青藏区度量衡制问题探析

在近代甘青藏区商贸活动中,所使用的度量衡器很复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当时社会经济水平方面的因素,有外来商帮的因素,也有官府方面的因素.度量衡器的这种混乱状况,给当地商贸经济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状况的存在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是当时市场经济体系开始初步发育,但又很不完善的表现,是甘青藏区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自然、人文环境的地区,商品经济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早期阶段.     

论儒学与藏传佛教在藏汉两地之间的互动传播与相互影响

儒学与藏传佛教曾长期在藏汉两地之间进行互动传播,彼此影响。这既有政治、经济、宗教、婚姻、交通、人口迁徙以及儒学和藏传佛教各自的特质等方面的根据,又有着多种实现方式。二者之间的互动传播与彼此影响不仅表现在外在的形式上,更体现于思想文化的内容上,且形成一种以形式为载体,以内容为核心的互动传播和影响的结构模式。其实际效用是多方面的：拓展了藏区藏民族和汉地各民族的思想文化视野,丰富发展了汉地和藏区的思想文化内涵;促进了藏区和汉地社会秩序的稳定;增强了两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允礼与藏传佛教

允礼系康熙皇帝第十七子,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后因疾而终,享年41岁.允礼一生不但位高权重,而且笃信藏传佛教,尤其是宁玛派,将许多藏传佛教典籍,特别是伏藏,组织整理并翻译为蒙文和满文.从允礼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清朝统治上层对藏传佛教既推崇信奉,又充分利用的矛盾态度.     

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考察与构想——谨以此文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从1984年以来,费孝通12次到甘肃考察,2次到青海考察.在西部大开发的适当时机,他进一步思考和研究西部民族社会的发展路径,通过对甘青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详细考察和理性认识与思考,提出了有别于苏南、温州、珠江等内地社会发展模式的多种甘青民族社会发展模式.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考察与构想的理论基石,探讨其对甘青民族社会的研究理路,从而整理出费孝通研究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