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蒙古舅舅角色之解读

青海蒙古又叫德都蒙古,是指居住于青海的蒙古族,青海蒙古人称自己为“库库诺尔蒙古勒（青海湖蒙古）”或“德都蒙古勒（上蒙古）”,是由历史上的卫拉特和硕特部众为主,以卫拉特其他部众、东蒙古部众的后裔组成,这些蒙古族入居青海在不同的时间,并从不同的地区迁居青海,与各民族长期杂居,过着古老的游牧生活,形成了德都蒙古现在的布局,他们在传承蒙古族古老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他民族的交流接触和地域环境的间接或直接影响,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习俗,成为整个蒙古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西域人蒙古化考

13世纪初蒙古帝国军队西征后,有大批西域人以各种途径移居蒙古草原。他们以后对元朝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巨大。经元朝百年的磨和,他们不仅有很多人融入中原文化中而“华化”,同时由于元代蒙古贵族政治地位的影响和蒙古文化的强势存在,尚有许多西域人接受蒙古文化,认同蒙古民族共同体,终化为蒙古人之一部分。至北元时期,在蒙古各部中仍有很多西域部族名称存在,但实质上已作为地道的蒙古人出现,并积极参与北元政治军事活动。     

微言

@中国西部旅游：烤全羊是蒙古民族的餐中之尊。《达斡尔蒙古考》中载道：“餐品至尊,未有过于乌查（即烤全羊）者.蒙语烤全羊称“昭木”．     

试论明代西海"流虏"对藏传佛教的护持

西海“流虏”是指经常往来于蒙古草原与青海湖地区的蒙古部众,他们为护持藏传佛教而频繁来往于蒙古与青海甚至是西藏之间。他们的行为在客观上密切了蒙古与青海西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格鲁派在蒙古迅速普及并在西藏占据了优势地位。从长远来看,流虏”对蒙藏关系的沟通为清朝进一步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奠定了基础。     

蒙元时期蒙古族衣冠服饰

一、蒙古先民之服饰及其与周边民族服饰之关系形成蒙古民族的核心部落是蒙古人——室韦人——达怛人（鞑靼人）。《旧唐书》称其为“蒙兀室韦”。在突厥、回鹘统治时期（公元7-9世纪），蒙兀室韦还在额尔古纳河（望建河）流域。这时期的蒙古部落主要活动在今大兴安岭地区的深山密林中，主要从事渔猎业和牲畜饲养业等，经济活动具有游动性和不稳定性，同时受其自然条件的限制，居住方式为“巢居”、“穴居”等。其服饰也同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及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紧密相关：以皮服为主。“夏则城居，冬逐水草，多略貂皮……男女悉衣白鹿皮襦祷”，“食肉衣皮……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貂，衣以鱼皮”。     

十六至十七世纪前期蒙藏互动关系与明朝应对

十六世纪初期,右翼蒙古势力进入西番地区,打破了明初以来以甘肃镇为军事枢纽,“北拒蒙古,南悍诸番,俾不得相合”的战略格局,也揭开了继蒙元之后蒙藏两族新的历史性互动关系的序幕。右翼蒙古势力深入西番地区建立游牧区,并将大量明朝属番收为己用,“番达合势”,严重冲击明朝在西番地区建立的羁縻统治体系,西北边防也承受巨大压力。“洮河事变”爆发,迫使明朝采取强硬的军事和政治措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遏制蒙古势力在西番地区的扩张势头,缓解西北边防压力的目的,但已无力改变蒙古势力在西番地区作为重要政治存在的既成事实。而伴随着蒙古各部皈信藏传佛教,蒙藏间结成更为紧密的具有融合性的互动关系。基于彻底解决来自蒙古方面政治军事威胁的政治期待,明朝对于蒙古皈信藏传佛教则持积极推助的态度,试图以此来化解北部边疆问题,这可视为后来清朝统治者“兴黄教所以安蒙古”国策的先声。     

索多巴·洛追坚赞撰写《回遮蒙古之历史》意图

《回遮蒙古之历史》是西藏佛教宁玛派高僧索多巴·洛追坚赞撰写的兼具历史与自传双重性质的一部著作,也是研究16世纪末17世纪初蒙藏关系的一部重要文献。索多巴在文章“缘起”部分交代其写作意图为给宁玛派争光、激励后辈“回遮蒙古”人士、从而利益佛法等。通读《回遮蒙古之历史》,进行认真分析之后发现索多巴撰写《回遮蒙古之历史》的真正意图是,讴歌自己的“光辉事迹”即给自己写“圣传”、使自己的咒术合理化、为自己做辩护等。     

试论马在古代蒙古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蒙古人自古以来就有着发达的养马业,蒙古骑兵和蒙古马政更是举世闻名.马是古代蒙古人最亲密的伙伴,它能够提供人们日常必要的生活物资,又是古代蒙古人游牧、狩猎、驰骋战场的主要乘骑.马在古代蒙古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吉思汗依靠蒙古马组建的蒙古骑兵,战胜了他的强大对手,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蒙古马是古代蒙古族人民的宝贵财富.     

天鹅湖畔的巴音布鲁克

巴音布鲁克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泉水”，是乾隆年间清延划给东归的蒙古部落定居的地方，位于天山山脉中部的山间盆地中，水草丰美。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     

贡王与国寺蒙藏学校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为改进边疆少数民族教育落后现状。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以下简称贡王）在进京担任蒙藏事务局总裁时，首先提议设立蒙藏学堂。他感叹道：“如不及时兴办民族教育，启迪民智，则蒙古民族将不能存在。”在他的努力下，1913年初，蒙藏事务局获准在京创办“蒙藏学堂”，贡王把咸安宫学、唐古忒学、托忒学、蒙古学四所学堂合并，在此基础上扩充、改造，     

“答刺罕”与古代蒙古狩猎文化

本文基于国内外历史文献与蒙古突厥语词语,结合北方民族神话传说,对“答刺罕”一词及其相关意义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清代蒙古地区的"买卖城"及其商业特点研究

清代蒙古社会的变迁体现在各个方面,尤其是清廷在制度建设、宗教倡导、移民开发、交通发展等方面的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蒙古地区的社会面貌.全面总结不同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是我们认识清代蒙古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以清代蒙古社会的新生事物--蒙古城镇--这一"特定区域"为考察对象,选取这一"区域"中最具特色的商业区--"买卖城"--作为突破口,揭示清代蒙古地区城镇建设的状况和商贸活动的特点.文章由"买卖城"的特征与布局、"买卖城"的商业特点、"买卖城"的管理三个部分组成.通过对"买卖城"的概念、性质、规模、布局、市场特色、交易方式、商业群体、市镇管理、行业管理等问题的研究,探讨清代蒙古地区"买卖城"的形成及其商业特色和商业地位,以期能对深化清代蒙古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蒙古佛教史》与蒙藏文化交流

《蒙古佛教史》是蒙古族学者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用蒙藏两种文字撰写的一部蒙古佛教史.自藏文本以《霍尔却穹》为名刊行后,先后有德文译本、日文译本问世,国内则有陈庆英、乌力吉的汉译本.《蒙古佛教史》是记述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早期著作,其史学价值:一是开启了蒙古族学者以藏文撰写蒙古族史的先河;二是承袭了藏族史学传统,以藏传佛教史为主线记录蒙古族历史,续补部分增入的则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业绩及蒙古高僧大德的弘法活动,由此可见蒙藏文化交流的基础在于共同信仰.     

伪蒙疆时期蒙古文化馆与蒙古文化研究所始末

本文就日伪时期建立的蒙古文化馆与蒙古文化研究所为蒙古文化的研究和促进所作的工作,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和肯定,并对文化馆及研究所的结构、馆藏、设备、出版物及职员简历,作了简要介绍。     

浅析蒙古“千年公路”工程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

蒙古国位于亚洲中部,是一个内陆国家,地处蒙古高原,西部、北部和中部多为山地,东部为丘陵和平原,南部为戈壁沙漠.长期以来,交通发展严重滞后成为了蒙古振兴经济的最大障碍.2000年.蒙古提出修建"千年公路"计划."千年公路"计划的实施,对带动蒙古经济的发展,扩大就业,消除贫困,提高蒙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密切和扩大对外联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千年公路"工程将成为蒙古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使亚欧两大洲的公路网相连接,而且将开辟蒙古走向世界的新通道.本文主要阐述了"千年公路"工程及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     

关于发展喀喇沁地区蒙古族学校教育的几点建议

赤峰市喀喇沁旗曾经在蒙古族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现在,全旗的蒙古族学校教育成了普通教育的翻版.这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思考.本文就如何保持喀喇沁地区蒙古族学校教育的民族性,如何振兴蒙古族学校教育,提出几点建议:蒙古族学校教育要发展,就必须传承蒙古族文化,坚持蒙古语文的学习,并且进行校本课程开发.同时,必须有党的政策支持,差异性的学校评价体系的建立,以及多元文化社会氛围的营造.     

《先祖言教》的史学价值探析

仲优·昂青嘉布撰述的藏文史书《先祖言教》,记述了黄河南蒙古迁徙、发展、变化的历程,为研究这一支远离蒙古本部、处于藏族文化包围圈中的蒙古族的历史,以及民族杂居地区文化涵化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仲优·昂青嘉布摆脱了藏族史家以及受其影响的蒙古史家,以弘扬藏传佛教为宗旨,以佛教史为主要内容的撰史传统的束缚,以客观诚实的态度,从世俗的角度考察河南蒙古史.     

蒙古族文化背景下的西洋管乐传播与发展

蒙古族文化自身除了具备鲜明的草原民族特色之外,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基于蒙古族文化背景下的西洋管乐在蒙古族的传播与发展,是独特历史背景下的地域情感表达,更是一种艺术情感的演变发展.本文主要从蒙古族文化对西洋管乐传播与发展的影响入手,细致分析蒙古族文化背景下的西洋管乐作品的演奏与诠释,力求通过全方位的调查和研究分析,为西洋管乐研究工作提供丰富的理论借鉴,更好地推动蒙古特色音乐文化与西洋管乐的融合与发展.     

冷战后蒙古外交政策的定位对我国的影响

冷战以后,蒙古国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其原先追随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奉行了“多支点”外交政策。正是蒙古奉行这样的外交政策,导致世界大国的关注,并逐步将其势力渗透到蒙古。然而,我国与蒙古是有着漫长边界线的邻国,不能不受其影响。因为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事物,而大国将其势力渗透蒙古。也是看重于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正是蒙古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才引起了他们的兴趣。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一旦控制蒙古就可以实现其北抑俄罗斯、南遏中国的态势,这样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明中叶以降西海蒙古与明朝对河湟洮岷地方秩序的重塑

明中叶以降,大批东蒙古部落突破长城防线,辗转南牧青海,及至“隆庆和议”“仰华寺会晤”后达到巅峰,并逐渐向黄河南岸的莽剌、捏工二川转场,导致明朝主导下的河湟洮岷地方秩序被打破,酿成万历十八年的“洮河危机”。明朝不得已派遣深谙蒙古事务的郑洛坐镇经略。郑洛及其后继者采取一系列举措,才最终缓和了紧张局势。在平息“海患”的过程中,明朝逐步强化了对河湟洮岷地方社会的整合,这可视为其在西海蒙古压力下扭转区域关系失衡所作出的一种加速反应。明朝在汉藏走廊的经略无疑深受西北地缘形势变化的影响,客观上推进了王朝制度向“西番”地区的延伸,深化了蒙、“番”、汉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日后西部疆域的稳定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