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乡村的出路:经营乡村

西藏乡村是中国区域社会最边远的一角。城市化如何化及乡村,乡村以何种方式和姿态融入开放社会,这是西藏发展面临的考验。本文认为,西藏乡村仍将在城市化中存在,乡村发展与城市化是相辅相成的,调动城市与乡村两个积极性,内含乡村发展的城市化更符合西藏迈向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的整体利益。经营乡村是西藏乡村建设的新方向。以经营的理念去认识、发现西藏乡村资源,在开放市场中激活乡村资源,使西藏乡村在加强建设的同时,更充分地实现乡村资源价值,这就是西藏乡村的出路——走向繁荣的现代化之路。     

乡村振兴视阈下的精细化治理研究——以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为例

当前,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利益与价值取向不断多元化,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精细化的要求。西藏乡村社会精细化治理的网格化推进中,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初步建成,取得了不少实效,但仍存在治理人员能力不足、联户机制不完善、信息技术程度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完善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应充分发挥精细化治理机制的有益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矛盾治理精细化立场,通过网格化治理模式完善西藏乡村社会治理全覆盖、社会服务零距离、村民诉求全响应、法律保障全面化的多元共治治理格局,优化网格化治理的顶层设计,注重网格化管理人员及联户代表的多方培育,健全网格化治理体系中的激励、监督、评价机制。     

电视与西藏乡村日常生活——以曲水县茶巴朗村为例

在现代社会,电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人们通过电视获取生活信息、模仿生活样式,电视藉此促使人们的消费、闲暇、交往以及家庭生活不断发生变化。文章以曲水县茶巴朗村为例,以电视与西藏乡村日常生活为基本研究内容来探究电视在西藏乡村日常生活变迁中的作用。     

西藏乡村城市化分析——兼论麦基的亚洲城市化模式（Desakota）

该文是作者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5次(1991、1993、1996、2001、2003年)在西藏城乡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从西藏与内地沿海城市化的特殊性着手,研究加拿大学者麦基(T.G.Mcgee)的Desakota模式在中国不同地域的适应性,并试图对这一亚洲城市化模式进行补充。     

论西藏乡村社会的疾病观及村民的求医行为——以西藏南木林县艾玛乡牛村为例

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与科学预防和治疗疾病观念的传播可以说是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最大福祉。人类学认为,看似简单的对疾病原因的解释和不同的就医行为,其背后是一整套的地方性知识和传统观念。所以,建医院易,改变观念难。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如何与根深蒂固的传统疾病观和就医观相结合,从而真正改善民众的健康状况,是目前西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2012年7月和2013年7月,本文作者先后两次赴西藏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艾玛乡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对当地村民们的疾病观及就医行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调查显示,在当地村民看来,现代化医疗体系与传统的疾病治疗方法并不相互抵牾、彼此冲突,可以同时采用,相互补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面对现代化,村民们并不总是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而是自有一套主动应对的智慧。     

市场经济条件下西藏农村经济的发展——以西藏江孜县班觉伦布村为例

随着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逐步深入,西藏农民的经济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西藏农村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文章选取了江孜县的班觉伦布村为个案,用社会学方法描述了班村农民的基本经济生活状况以及班村经济的新发展,同时还探讨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班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出路.文章认为,只有充分利用和适应市场,西藏农村才能走上富裕之路.     

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研究

西藏乡村振兴需要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培养乡村管理人才、制定乡村发展规划、实施产业发展、营造乡村文化、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全面发展。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前提;推动产业发展是西藏乡村振兴法治的物质基础;创新乡村组织自治是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源泉;确保生态环境是实施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重点;营造乡村文化建设是实施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氛围;构建三维互动新机制是实施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功效。在具体实施中,要因地制宜、人才为本、发挥区位资源优势。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法与乡规民约自治相融合,是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发展方向。加强法治保障,全面推进多种主体积极参与、多种因素综合提升,实现共享共生共治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西藏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及策略——以勒布沟门巴族非遗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抓手之一。西藏非物质文化种类齐全,是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资源。西藏的边境线长度仅次于新疆,是我国边境线第二长的省级行政区。因此,西藏边境地区的乡村振兴关乎我国西南边疆的安定和西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和战略意义。西藏错那县勒布沟有四个门巴族民族乡,是我国门巴族集中居住地。文章以勒布沟门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结合田野调查资料,论述了该地非遗文化产业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赋能乡村振兴的具体措施和当地政府通过非遗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策略,认为勒布沟的实践经验对西藏其他边境地区的乡村振兴具有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     

西藏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西藏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民族地区的显著特征,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民族问题。文章对西藏城市化进程中的特点及其城市化过程中引发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归纳,并提出了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民族问题的一些对策。     

西藏农区的家屋空间及其意义——以西藏曲水县茶巴朗村社区调查为例

文章以曲水县茶巴朗村第四自然村为田野调查地点,对该村不同时期家屋的物质建构和空间分割进行调查研究,并以此为例来探究西藏农区家屋物质建构和空间分割的变迁以及家屋空间内含的意义.西藏自治区2006年以来实施的安居工程是文章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和分析点.     

西藏村落公共空间与村民阶序——以曲水县茶巴朗村为例

村落公共空间是区别于私人宅院的一个村民共有的、重要的公共场所,是村民信息传播、情感交流、仪式集会、游艺游戏的场所,同时又以寓教于乐的形式传承村落的道德价值和审美情趣。就西藏广大的乡村而言,其公共空间涵盖的范围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诸如村委会、甜茶馆、寺庙、道路、晒场、山川等等。在这些公共空间内,因权力、职业、长幼、性别等的不同,人与人之间体现出鲜明的阶序关系。文章以曲水县茶巴朗村为例,以空间为分析视角,对该村村落公共空间,以及此空间内的社会关系和生产生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城市化进程中的福建回族社区 --以晋江市陈埭镇回族七村为例

本文以晋江市陈埭镇七个回族村为例,探讨福建回族社区城市化之路,主要从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几个重要元素,即人口、土地、市场、企业与城市的互动关系的分析中,研究陈埭镇回族七村的城市化进程中的成就、经验与存在问题.     

生态合作社:西藏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研究

文章基于对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聂拉木县C村的实地调查,对该村乡村振兴的可持续路径,即“生态合作社”模式进行了分析。经田野调查发现,该模式以基层政府为主导,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纳入乡村振兴的范畴内,建立“党组织+合作社+农牧户”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政府项目扶持地方生态保护、垃圾分类换物激励模式、生态燃料加工、农产品加工等具体途径,让当地老百姓有机会入股“生态合作社”并获得年底分红。C村“党组织+合作社+农牧户”的富民模式,不仅给C村的村民带来了实际上的经济收入,还为巩固西藏偏远地区的脱贫攻坚胜利提供了直接的经验。     

西藏乡村经济转型的目标与基本路径

西藏自治区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地区,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西藏乡村经济在西藏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推动西藏乡村经济发展、增加农牧民收入、全面建设西藏新农村,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文章以当前西藏乡村经济的环境和现状为立足点,着重研究西藏乡村经济结构转型的目标与基本路径,提出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西藏乡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建议。     

新时代西藏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以M县Y村为例

文章通过对西藏M县Y村的个案研究,认为西藏乡村治理现代化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有效推动了西藏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然而,由于特殊的社会发展状况与恶劣的自然条件,西藏乡村治理现代化还存在提升的空间,只有进一步深化基层干部的社会治理理论学习,加快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孵化培育社区自组织,建立起多主体参与的完善的为民服务体系,才能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新格局,切实提升边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外生型城市化模式下的市场经济与族群互动——以西藏昌都的昌庆街为例

援建和汉族移民贡献的外生型城市化模式是西藏昌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特点.特别是自然地理条件和城市历史积淀的不足导致昌都本地居民在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以及精神文化消费品等方面对内地汉族移民的高度依赖.而汉族移民的高流动性以及汉藏族群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又使汉族移民与本地藏族在市场经济共同体之下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一种孤立、脆弱、不稳定的特点.汉族移民与本地藏族在主观意愿、社交网络、文化认知和传统方面的区隔依然存在.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基层党组织载体效能探析——以西藏边坝县嘎村为例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基层组织维护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团结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社会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领导力量和组织保障力量。以基层党组织为载体,发挥其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的载体效能,通过加强党的领导、筑牢法治保障基础和坚持人民至上,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贯彻落实于基层,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热情,是促进基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     

福建畲族特色村寨乡村振兴路径探索——以三明大田东坂畲族村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部署,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乡村振兴的重要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乡村振兴是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大田东坂畲族村为例,通过对福建畲族特色村寨的深入研究发现,特色村寨建设在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弘扬畲族特色文化、乡村治理实践探索、重视乡土人才培育等方面...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地方性实践——以东乡县布楞沟村为例

文章从基层实践入手,以民族自治地方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布楞沟村为个案,考察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现状。在总结其"内连外搭、融合推进"衔接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民族地区实现两大战略有效衔接,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坚持农村农民主体地位,创新性转化乡土文化潜能,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战略衔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从后脱贫时代向全面乡村振兴阶段的平稳过渡。     

旅游开发与乡村振兴耦合模式研究——以泰国湄康蓬村为例

旅游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被寄予厚望,但也要警惕其不当发展在乡村内部制造新的不平衡。本文以泰国"社区本位式旅游"典范湄康蓬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村民对旅游的感知、态度与评价,发现村民感知积极,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大,发展模式认可度高。从实践效果看,湄康蓬村在旅游开发的同时实现了乡村全面振兴,这一成功的耦合模式得益于以长老式文化中间人为核心,以外部支撑和内部增能为两翼的东西合璧式治理。该模式有效结合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管理,有利于推动垂直治理向合作治理转型。湄康蓬村旅游发展的启示是:(1)重视长老式文化中间人的培育与规制;(2)挖掘收入之外的正向影响与幸福之源;(3)客观看待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