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移动与反思

本文指出“边缘”是我们察觉自身认知偏见的关键场域;理解“边缘”奇特、陌生的现象后,我们才能将自己熟悉的现象视为“奇特”,而对它产生反思性了解.为了对社会本相有反思性理解,本文以移动凹凸镜为喻,介绍一种借着移动、多点的观察比较,以认识社会本相的研究方法.     

公众记忆与城市记忆工程:档案与公众史学

作为公众史学的一部分,公众记忆产生的条件与公众史学一致,即能认知和思辨的公众和能自由对话交流的空间.公众空间在这里是一种社会建构,具有时间和社会维度,它决定了产生于其中的公众记忆具有文化性、社会性和集体性.本文主要探讨公众记忆的定义与特征,从公众史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城市近十年来陆续实施的“城市记忆工程”,进而剖析档案与公众史学的关系.     

当代西藏研究:藏学与国史学的交融

藏学是一门以中国为故乡的国际"显学",国史学则是以新中国历史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科.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研究当代西藏问题需要藏学与国史学的交叉和跨学科研究.沿着这一学术理路,我以"当代中国的西藏"为研究领域,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为主线和重点,将当代西藏研究贯通于国史学中,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     

彝族六祖分支史学新探

在彝文典籍记载中,洪水与六祖分支密不可分。洪水与六祖分支作为彝族史学经典,不仅确定了持续几千年的彝族人的活动区域,更是承载着彝族人的族群记忆。在本文中将重新细读《勒俄特依》《西南彝志》《梅葛》等涉及洪水与六祖分支的彝文典籍,从彝族疆域观、人地矛盾、战争等因素进行研究,以天地通婚、兄妹成婚为佐证,提出洪水至六祖分支存在人口小高峰的设想,并对引发六祖分支的原因就教于国内外少数民族史学研究者。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趋势研究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由近代发展至今,已有80余年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及学科发展收获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研究领域开拓方面,还是研究问题深入方面,均是前无古人的.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趋势展开探讨,旨在为如何促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序进行研究适用提供一些思路.     

白寿彝史学史思想的发展历程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史学史研究最有成就的史学家之一.对史学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许多开拓性贡献.本文把白先生史学史思想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解放前、解放后二十七年(包括“文革”)、粉碎“四人帮”以后,就每一阶段史学史思想的内容、形成作了论述、归纳井概括了白先生史学史思想的特点.     

传记史学发展状况概述

传记史学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以历史人物或历史行为个体的人生经历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传记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史记》中的本纪、列传是传记史学走向成熟的标志,而梁启超的传记创作及理论研究则对传记史学从古代向现代过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建国以来,中国传记史学在经历了一些困境之后,迎来了它的研究高峰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传记史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对传记史学的起源至当代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概述、对传记史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析。     

历史人类学: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新诉求

一些西方史学范式丰富了中国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但它们大多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不是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之上。以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和方法来观照历史 ,符合中国研究对“历史记忆”的“精致化”需求 ,日渐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取向     

试析《新红史》在藏族史学著作中的地位

文章以阐述<新红史>的史学价值为主旨,分析了作者著书的社会背景与修史态度;以史学对比法来比较同一时期的史学名著,强调<新红史>的鲜明特点,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从史学角度解析<新红史>及其著者的史学思想.     

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

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集中表现为社会责任和理论追求;其成就反映在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民族史和宗教史等许多领域;他的学风和文风作为精神境界和表现形式,则深深地浸润着他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白先生是一位有广泛影响的史学家。探讨他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具有学术史的价值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藏族传统史学"学科概念分析

完整的藏族历史应该包括历史发生过程、记录历史的文本、文本塑造的历史等三部分。目前的研究大多在探求历史发生过程的真实性,试图重构历史过程。本文提出“藏族传统史学”概念,认为其已经形成比较完整和独特的历史文本和文本历史体系,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从语言对文化的意义观“族群边缘论”的神话——对王明珂《华夏边缘》的辩驳

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出现似乎渗透了社会/文化人类学所有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社会/文化人类学从二元对立观到二元融合的兼容并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学科.尤其在心理学、认知理论等后结构主义流派出现后,语言、文本、历史对文化之研究变得更加复杂和多维.以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的学术脉络和研究范式——“透过边缘见‘中心’来看,其学术思想无不受到后结构主义的严重影响.因此,考察其试图运用二元对立与兼容史观来构架一个有着客观和历史文化特征、主观认同、相互指认并跨越边界、以“华夏”和“异族”千年互动庞大案例为叙事主体的“概念化族群”研究,一定要放在后结构主义方法论之下才可能从根源上去理解和释疑,并藉以辩驳一个没有“中心”意涵的“族群”和没有结论的“民族史族群边缘理论”,其实只是一个历史先验论的神话.     

百余年来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及当代走向

自20世纪初完成近代化的转型以来,中国民族史学从搭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框架体系到学科领域的拓展及基本理论体系的完善,走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中,中国民族史学能否在资料整合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研究范式,能否在研究领域拓展之中寻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值得思考与关注.     

边缘文本﹕以《川康民俗调查报告》为例

权威典范知识造成人们生存其间的社会现实﹐而社会现实如一稳定建筑物﹐人们安居其间难以突破此知识造成的思想牢笼。笔者指出,边缘文本可以作为突破此认知障碍的窗口。以写成于1929年﹐因被认为无学术价值而长期未能出版的一本《川康民俗调查报告》为例﹐说明什么是边缘文本﹐以及阐释它为何可作为反思性研究的重要切入点﹐让我们得以突破权威典范知识的束缚﹐对自己一向熟悉的知识体系与现实世界有崭新而深刻的认识。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趋势研究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由近代发展至今,已有80余年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及学科发展收获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研究领域开拓方面,还是研究问题深入方面,均是前无古人的。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趋势展开探讨,旨在为如何促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序进行研究适用提供一些思路。     

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

近代中国"新史学"是一种相对于传统史学有显著不同的史学形态。自1902年梁启超先生开创"新史学"来,中国近代史学在"科学化"的风气下对传统史学进行全面的批判与继承,在包括对历史的观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态度等方面均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催生了我国史学的蜕变,也取得非常瞩目的成绩,对中国当代唯物主义史学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探讨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考察史学科学化,对于研究中国当代史观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史学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族群的社会记忆

"社会记忆"在当代学术界,特别是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其单纯作为表述、建构、传承的方式,其价值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些学科,这种具有反思意味的讨论明显兼有学术转型中的学理义涵。鉴于此,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兆荣与他的博士研究生围绕着这一话题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专题研讨,大家集中就理论要件、记忆本体、记忆载体、记忆与认同等进行了研讨,以下为讨论综述。参加者包括:葛荣玲、朱志燕、罗正副、樊昀、艾丽曼、张卫红、谭红春、温春香(以发言先后为序)。     

佤族“阿佤理”文本释读

书写情景下的“阿佤理”,是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体系下对佤族社会伦理道德的解读、归纳的文本呈现,也常常被认为是佤族的“习惯法”.由于它对传统社会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起到标杆性作用,长期为研究者所关注.但我们发现,由于视野的局限,传统田野考察下的对佤族“阿佤理”的文本书写存在误读;从佤族阿佤里的“发现”和表现等几个方面进行脉络梳理,厘清了文本的“阿佤理”是不存在的一个事实,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初步解读,借此希望我们对“他者”社会曾经撰写过的想象的文本进行反思.     

蒙古国书与蒙元史学

本文从传统史学的传播、经史书籍的译刊、国史的修撰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蒙元时期蒙古国书与蒙元史学的关系,进而指出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后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对本民族传统的继承与坚守,而这种坚守对其民族文化的保存与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

近代中国"新史学"是一种相对于传统史学有显著不同的史学形态。自1902年梁启超先生开创"新史学"来,中国近代史学在"科学化"的风气下对传统史学进行全面的批判与继承,在包括对历史的观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态度等方面均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催生了我国史学的蜕变,也取得非常瞩目的成绩,对中国当代唯物主义史学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探讨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考察史学科学化,对于研究中国当代史观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史学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