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青藏旅游流网络研究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民国时期青海和西藏地区的旅游流网络的整体网络结构进行了分析,探讨不同旅游节点在青藏地区旅游发展的相应地位.研究发现,民国时期青藏地区的旅游流网络可以很明显的分为两个子群,并且分别以布达拉宫和塔尔寺作为子网络的中心节点,而两个子群之间的链接则主要依靠青海湖-布达拉宫路径.网络中心性特征的分析表明,布达拉宫在民国时期青藏旅游流网络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并且是一个独立性非常强的景点,塔尔寺次之.哲蚌寺、扎什伦布寺在旅游流向的广度和独立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此外,布达拉宫、塔尔寺、扎什伦布寺在民国时期青藏旅游流网络中处于比较竞争的优势,在当时的旅游竞争中拥有着更多的机会和区位优势,并且可以很好地桥接其它的旅游景点.     

基于共生理论的青藏地区入境旅游区域合作研究

因为区域背景和旅游区域合作的共生环境,青藏地区旅游在本质上存在一种共生关系.本文从共生概念和旅游共生关系的内涵入手,研究了青藏地区旅游区域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通过对青藏地区入境旅游流的季节性、旅游收入、转移态、经济联系强度的定量计算,分析了旅游区域合作的共生条件,进一步说明了青藏地区跨行政区域旅游合作的可行性.     

基于TEF模型的青海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

将旅游者生态足迹用于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的出发点,是把地区的旅游生态承载力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探讨与旅游活动相关的生态消费水平与地区生态供给能力之间的关系,以此确定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本文以青海省作为研究对象,在对其2000～2007年旅游者生态足迹进行计算的基础上,评价了青海旅游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并在可能改善的领域进行分析,探讨促进与改善青海省旅游业可持续性的途径.     

旅游者休闲情境建构与民族文化再生产关系研究

旅游社会的存在使得个体与地方性社会在转变为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容易.旅游成为个体建构休闲情境的一种方式,亦成为地方性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旅游社会改变了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交往方式,旅游者休闲情境的建构满足的是个体的非物质性需求与感官体验,旅游目的地民族文化再生产是地方性社会彰显自我文化价值的手段.旅游社会使得旅游者休闲情境建构与旅游目的地民族文化再生产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在现代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旅游者休闲情境建构是个体对自我体闲权力重视的结果,旅游目的地民族文化再生产是地方性社会对自我发展权力重视的结果.     

旅游者与消费者:博物馆人类学视域中的观众

旅游社会和消费社会将博物馆塑造为景观和符号,将旅游者和消费者吸引进博物馆的异域空间中,并改变着博物馆的知识权力结构和功能.博物馆的观众在这种改变过程中成为旅游者与消费者双重身份的存在.博物馆人类学视域中的观众不再只是展品表征意涵的建构者,也是将博物馆及其展品作为景观的旅游者,也是将博物馆及其产品作为符号的消费者.博物馆为生活于现代性社会中的个体提供了建构休闲情境与娱乐消费的场域.个体的旅游行为和消费行为将博物馆纳入到分化现代性社会的过程中.观众的参观行为将博物馆置于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社会价值体系的视域中.     

背包旅游者与梅里雪山目的地的互动研究

以徒步梅里雪山雨崩村的背包旅游者为对象,运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将互动划分为旅游前、旅游中和旅游后三个阶段,从"景观"和"人"两个维度探讨背包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互动过程。研究发现:目的地的原生态景观是吸引背包旅游者的首要因素;背包旅游者与目的地之间的互动表现为旅游前的咨询式互动、旅游中的参与式互动和旅游后的延续性互动,三个阶段的互动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互动形成了以雇佣关系、竞争关系为代表的商业性主客关系以及路人关系、同伴关系、朋友关系、婚姻关系等情感性主客关系;互动程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生活世界的延伸:文化旅游者的博物馆凝视与反凝视

作为使命驱动型组织,博物馆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集中展示地方意识,它是更注重精神层面需求的文化旅游者的必访地.文化旅游者的博物馆旅游体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先验性场所——生活世界.若把文化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体验比喻为一棵正在茁壮成长的参天大树,其“生活世界”正是深埋于大地的强壮根茎,大树枝叶向远处的每一寸伸展都依赖于根茎的充足滋养.因此,本文以“生活世界”在旅游世界的延伸意义为基点,构建“博物馆凝视”和“反凝视”概念,旨在说明“生活世界”在旅游者认知和理解博物馆文化事物和获得良好博物馆体验层面的先验性影响.     

目的地居民对研学旅游吸引力影响研究——以三亚市为例

现如今,旅游行业发展迅猛,因旅游者需求的多样性,分类也呈多样化。本文对相关文献阅读及实际调查后,对研学旅游者、研学旅游吸引力、旅游目的地居民进行了大致定位。通过对三亚市研学旅游发展的研究,得出三亚市提升当地居民研学旅游吸引力有以下几点：强化旅游产业可持续化发展;提高三亚市居民幸福感;提升三亚市旅游形象。此外,本文就提升三亚市居民研学旅游吸引力,提出了些许建议。     

对民族旅游概念的再认识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为发展民族旅游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经济潜力.如何理解民族旅游成为当前推动该项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命题.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与考察,对民族旅游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而获得了新的结论.我们认为:民族旅游就是旅游者以民族聚居区域为旅游目的地,以该民族文化为内核,以经济、社会生活为主线,以全面了解民族文化特质及生产、生活状态为目的一种参与、体验活动.     

旅游者对民族文化真实性感知的差异性研究

旅游者对民族文化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在民族文化真实性的感知上存在着差异,本文对此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阐述,并指出本文的意义在于利用分析结果来设计民族文化旅游产品、发展民族文化旅游。     

柔然时期的新疆佛教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 ,阐明了柔然的族源、历史活动和其佛教信仰情况。     

恢复性司法在我国藏族地区刑事冲突解决中的特殊意义

从刑事法价值的时代内涵、刑事法的法律特性以及刑事法基本原则来看,恢复性司法与刑事法的基本理念不矛盾。从我国藏族习惯法的内容来看,其中蕴含着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精神;在现阶段,我国藏族社会属于机械社会,而且藏族习惯法具有宗教性,这为恢复性司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基础和心理基础。因而,在我国藏族地区建立恢复性司法,不仅有利于刑事冲突的终局性解决,更重要的在于它为国家刑事制定法整合藏族习惯法提供了有效途径。     

Renationalisation of space in everyday life in Singapore

As globalis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familiar in our everyday lives, one readily visible phenomenon is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igrants from outside the borders of nation states. This influx of migrants inevitably makes societies more complicated racially and culturally, and a ‘multi-racial’ or ‘multi-cultural’ society is no longer the monopoly of migrant societ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or Australia. This spread of multi-racial and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in the world, however, does not mean that we have achieved racial and cultural co-existence (among nationals, and needless to say between host society and migrants) without hierarchies. In the face of a constant flow of migrants, both the host states and host societies need to control migrants, to ensure that migrants will co-exist with the host society as the host society wishes. Hierarchy and difference need to be creat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host society to control the influx of migrants in their everyday lif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Singapore society draws a border between itself and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For this purpose, it examines both everyday discourses of Singaporean employers about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efforts of the Singapore Muslim Converts’ Association to teach such workers to become ‘good Muslims'.     

关于当前中国城市民族关系的几点思考

在深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各地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已十分普遍,这些变化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迈上一个新台阶,也使发生在各地区、各层面的民族交往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我国的政府部门、汉族民众和少数民族这三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思想准备不足的现象.本文对如何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大潮中出现的城市民族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对今后城市民族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与环境保全并存的生业的可能性: 水满村的事例

生活在海南岛水满村的黎族的传统生业主要由水田农耕、火田农耕(陆稻、根茎类作物以及其他作物)、野生植物采集和野生动物狩猎构成.在村周围覆盖着大面积的草地,这种人工环境是定期焚烧的结果.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环保政策的实施,这样的生业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变.焚烧被禁止,水田农耕也得到了强化.与此同时,人们也强化了水田可使用野生植物的利用.这样生业变化导致了村落周围二次植被的恢复,也改善了村民们日常饮食的营养摄入.从环境学或营养学上说,当今的水满村的农业生产也许是合理的生业.尽管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可能会影响到这种生业的可持续性,但是这种生业还是可能成为未来亚洲各国农业的模范.     

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蒙文佛经之中的蒙元因素

本文考察了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的蒙文佛经所使用的字母、译音和文章格式, 判定它们源自蒙元时代。     

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

非文本的口述有文字表达所不及的优势身势、表情、语调、场景的"合谋",生动地传达寓意,包括大量直觉.它以特殊的记忆形式进入说唱者的操演并不断加深、重现、重构或重造地方社会记忆.口述史要靠操演来复现和传承;口述史的操演是一种"立体的"社会记忆.口述史不分男女,都可以当讲述者和听众.口述史能够拒绝语言强势,可以用各种语言操演,其听众既可以是权贵,也可以是"贱民".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论纲

区位表征与文化差异等使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呈现复杂态势并出现诸多棘手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认真评估、考量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知识传统、治理效果、民众认同度及自组织治理资源.衍生于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渐次形成的传统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影响深远.因此,重拾已被放逐和边缘化的知识传统,培育以民众主动参与为核心的自组织治理能力及法治保障机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化水平.     

唐朝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羁縻府州

羁縻府州制度是唐朝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维护边疆稳定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通过设置羁縻府州,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管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促进了中原内地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     

俄罗斯этнос(民族)理论中的几个术语

随着一些西方学说被介绍到中国,有关“族群”(ethnic group)及其相关理论已成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然而学术界却忽视了与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术语“族群”、“族群性”等同出一源的俄语术语。本文在对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术语этнос、этничность和этническаягруппа与相应的英语术语ethnos、ethnicity和ethnic group进行源流、释义对比分析后指出,双方学术观点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对этничность(ethnicity)的理解上,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个术语指“民族(或族群)的性质和特点”。差异之处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表示民族(或族群)实体的术语不同,俄罗斯学者用этнос,西方学者用ethnic group;(2)俄语этническаягруппа特指民族的亚体或部分少数民族,而英语的ethnic group已由原来仅指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人集团和亚集团,扩展到泛指社会上因文化或血统关系而具有明显不同意识的所有集团,甚至包括一国之内占人口多数的民族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