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国文化的对抗认同：网络流行语“躺平”的话语脱逸与共识反哺

“躺平”作为曾经风靡一时的青年网络流行语，其对抗性特质值得引起关注。通过深度访谈方式对社交媒体中“躺平”话语进行研究发现，“躺平”的内涵在传播中发生流变，出现词义和性质的脱逸：在社交媒体实用、情感等需求的驱动下“躺平”在使用中逐渐丧失了对抗性，衍变为强化主流共识的话语，逐步实现了对主流共识的确认与反哺。“躺平”话语衍变的路径体现了中国青年亚文化实践的特点，同时也显示出中国主流文化的包容性，以及中国社会中“集体—个体”的互动关系本位。语义的虚浮性与社会文化的症候性是中国式对抗话语的总体性标识，这也成为迥异于西方青年亚文化语境的中国经验。     

青年群体如何应对同辈压力导致的矛盾心理

“躺平”“内卷”“佛系”都是近几年的高频网络用词,尤其是在青年群体中流传更为广泛。这些词语表达的内容与乐观向上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存在一定的偏差,体现了当代青年群体亚健康的心理状态。面对激烈的竞争,青年们表现出了不同的应对方式,是理所当然地选择“躺平”,还是陷入无穷无尽的“内卷”,这种普遍的矛盾心理由多方面因素造成,虽然年轻人在面对朋辈压力时表现出了强烈的改变欲望,但是选择应对压力的方式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问题。无论是“躺平”还是“内卷”,都要积极地关注青年人群的心理状态,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和谩骂。帮助青年人建立正确的三观体系才是消除这种负面情绪的最佳途径。     

教派主义与叙利亚危机教派化机制浅析

关于教派因素在叙利亚危机中作用的现有研究多持工具论观点,忽视了教派身份认同被精英工具化的必要条件以及教派动员的微观机制。本文认为,教派因素确非叙利亚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但阿萨德家族统治时期叙利亚社会长期积累的教派间利益分流、社会区隔和敌对情绪,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危机教派化的前提条件和大众动员的最初框架。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伊始,民间自发的地方性教派动员和暴力已然出现。叙国内外精英通过不同政策迅速直接或间接介入民间自发性的教派动员,制造或强化了历史积累和新近出现的教派敌意、利益冲突、能力、机会等因素,触发并加剧了“安全困境/暴力螺旋”和“群体内—群体间交互作用”两大机制,最终导致了危机的教派化。     

三鹿事件之思：毒奶粉引发乳业公关“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在社会学界用来说明：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戏称为“龙卷风”或“风暴”：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三鹿奶粉引发的乳业行业的全面品牌危机正是“蝴蝶效应”的典型。     

浅析80后道德的重松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关于“80后”道德研究日益增多。因生养中的独生子女角色、长成中的应试教育困惑、就业中的求职危机尴尬、婚恋中的物欲压力窘况、改革中的政府机构自身建设等客观因素引发的思想嬗变；还有西方文化思潮、传统文化、职业道德舆论、主流社会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影响都使其道德观念、道德行为凸显出不同于“60后”与“70后”的特征。文中先就“80后”等概念进行界定；然后就“80后”道德社会评价的变迁进行分析；最后提出若干可行性对策建议对“80后”道德的自我重构。     

“危”“机”公关

危机是一个组织所要面临的正常的现象,同时危机公关也是一个组织在面临危机时所要必须做出的反应。危机的出现有其特点,危机的特点决定着我们在危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要时刻保持警惕,做到防微杜渐;在危机发生时,要保持冷静,沉着应对,以真诚的态度和坚强的意志应对危机。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每个组织面对危机所表现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有的可以把危机化解掉,并且从此突飞猛进;而有的组织却在危机中掩耳盗铃,自取灭亡,从此销声匿迹。在此文中我们就将讨论为何有的组织能够歹于妙地化险为夷,逢凶化吉,如何将“危”变为“机”,有的却遭遇滑铁卢。     

西风东渐：挑战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想类型”

一、进步与危机的悖论 自19世纪末以来直至当今，中国社会似乎始终处于某种危机状态之中。一代又一代社会精英奔走呼唤，号召人们“担负起天下兴亡”，同时对于救国、治国、强国之路“上下求索”，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医国手”（龚自珍语）们为自己的时代开出“救世良方”时，往往将当时社会危机的症结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例如，清末的维新志士、革命党人相信，当时国家的状况之所以那么坏，问题就在于君主专制体制，在于满人当政；民主革命时期的人们相信，当时的中国政治动荡昏暗、民不聊生，祸根全在于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文革”结束后，人们痛定思痛，认为“十年动乱”乃至1949年以后的所有偏差，问题全都出在“左”的路线。     

青少年自我与社会责任的发展

文章揭示了当前部分青少年自我发展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冲突,并分析了当前青少年“看不到”、“看不清”、“看不懂”社会责任的主要机制:异化的“自我”教育,使“自我”剥离了社会责任;传统伦理与道德规范的“解构”,使“自我”无法确定社会责任;抽象的“社会责任”,使“小我”难以内化“大我”。最后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指出青少年的自我与社会责任原本并非是冲突对立的,完全有可能走向融合,而且二者的和谐发展是必然而必需的。     

中阿合作论坛的成就及发展趋势

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是中阿关系近50年来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本文通过笔者与多位阿拉伯国家驻华大使、“论坛”相关人士、中国学者间的直接对话,以及对“论坛”文献资料和数据的分析研究,回顾了“论坛”自2004年成立以来取得的成就,考察了“论坛”的成立对中阿关系的构建、发展、深化互信的影响,评估了“论坛”机制的成效。本文对“论坛”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认为中阿双方都应将中阿合作论坛当作引领中阿全面伙伴关系的重要机制和战略举措,借助这一机制和平台,全面贯彻、落实并推进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浅谈“作为人”的消费

传统发展观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建立在接受性价值观之上，它诱发并强化了人们的贪婪动机，物化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是自我需要和社会需要、接受性价值与创造性价值的统一体。本文指出“作为人”的消费的三重规定，并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背景，阐述了通过自主性消费推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和谐发展的必要性。     

畅销书榜背后的中国人

现代社会的竞争压力,以及大众所面临的生存欲望、生活重担,使得人们几乎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     

儒家修己安人思想与匀圣外王思想的内在联系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是以建构和践履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人文之道为核心内容的．是以达致“修己安人”、“内圣外王”的价值取向为其本质特征的．它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不仅在古代社会曾经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历史影响,而且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作用。     

“八荣八耻”的儒学禀赋

“荣”、“辱”是一对基本道德哲学范畴。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两者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荣”，即荣誉，是指社会对个人履行社会义务所给予的褒扬与赞许，是个人所产生的自我肯定性心理体验；“辱”，即耻辱，是指社会对个人不履行社会义务所给予的贬斥与谴责，是个人所产生的自我否定性心理体验。而荣辱观则是对这种“荣”、“辱”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它是人们对荣辱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一定社会思想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体现。     

“中国梦”对于加强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现实意义

“中国梦”的提出符合社会的发展,是时代的产物,“中国梦”的核心理念与大学生理想理念教育在思想领域有着相通,这为两者在价值领域的契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中国梦”为大学生在精神层面提出了一定要求,大学生不仅肩负着个体的荣辱,更肩负着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民族责任使大学生深刻认识的自身,将自身放在国家发展历史长河中考虑,这于增强大学生责任认识是大有裨益的。     

大学生考研焦虑与情绪调节的研究

本研究采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和“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调查问卷”，随机选取120名大四考研学生，探讨了考研焦虑与情绪调节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考研学生状态焦虑与情绪调节、“情绪评价”维度、“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维度、“应用情绪调节策略”维度、“情绪控制”维度存在极为显著的负相关，与“情绪知觉”维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2）特质焦虑与情绪调节、“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维度、“应用情绪调节策略”维度、“情绪控制”维度存在极为显著的负相关；与“情绪评价”维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浅析“校+企+家”三方合力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对提高技校学生就业稳定性的作用

技校学生的就业稳定关系到学校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学生的情绪、人际关系、环境适应、自我认知等心理状况影响着学生就业后的行为。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是影响就业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为了技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通过探讨“校+企+家”三方合力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提出学校、企业、家庭共同合作对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搭建心理健康教育平台，使三方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以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和职业竞争力，从而提高技校学生的就业稳定性。     

短视频时代“00后”大学生德育研究

作为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00后”大学生,他们更加独立、开放,拥有多元化的思维和更好的创造力,短视频已成为“00后”大学生群体展现自我、获取信息、学习知识的主要媒介手段,文章研究基于“00后”大学生的思想特点以及短视频自媒体平台优势,对如何利用短视频自媒体平台,做好“00后”大学生的德育工作的办法,提出了几点见解,希望能够为有关部门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妒忌？还是正义感？—罗尔斯《正义论》视角下对于“火箭官员”和“最年轻教授”的伦理反思

在屡屡爆出丑闻的“火箭官员”饱受公众质疑之时，武汉大学“最年轻教授”邓鹤翔却用真才实学赢得了广泛的肯定与支持。为什么同样是以年轻人为主体，公众对于两种现象的反响却是截然相反的呢？笔者承认，由“仇官”情绪引发的妒忌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与人们出现上述反差态度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但是，究其根本原因，我们的公众并不是非理性地将质疑锁定在所有年轻人身上．大家真正质疑的是选聘过程是否做到了公开透明，是否遵守了应有的相关程序。本文试图以罗尔斯《正义论》中的程序正义为立足点，对公众在“火箭官员”与“最年轻教授”事件中折射出的妒忌心理与正义感展开分析论述．并力求能够得出针对社会正义与和谐发展等方面的相关伦理反思。     

“左”“右”是如何被误读的？

在中国学界、政界、舆论界，一谈到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几乎都会提到“左右之争”。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各种思潮纷繁复杂，“左”和“右”也被视为最主要的两大阵营。因此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分歧和对立．也通常被看成“左右之争”。但是，从政治学理论看，用“左”和“右”的概念来解读中国社会的思想分歧，事实上背离了“左”和“右”这两个政治概念的原初意义。     

网络空间青年人“丧”的呈现机制与社会解码

网络空间青年人的"丧"是一种重要的话语论述和实践,呈现机制是以情感的自我探索为源起,沿着公共形象的自我控制路径,达到共同体自我抚慰的终端。从"自我"意义的生产和消费到群体认同乃至显性文化的形成,"丧"有从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话题的趋势。自恋与阶层固化是真正干预和影响青年人"丧"气的心理与社会动因。面对青年人"丧"的呈现,社会正确的应对是形成舒展而自由的体制和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