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哲学的语用学转向

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经历了面向语形学和语用学的两次转向。在中西方哲学碰撞、交融与汇通过程中 ,以胡适和冯友兰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 ,则主要追随的是西方哲学的第一次转向 ,使中国哲学的建构陷入了形式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困境 ;而在本文看来 ,当代中国哲学语言转向的主流 ,也将由语形学转向语用学面向 :即立于“生活世界”来重建中国哲学 ;从“语用学”的向度 ,来重新理解与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与名辩学思想 ;由西方的镜子式的语言回归到感通的语言 ;由单一的概念思维转向“名象交融的思维运作” ,从而建立起形式抽象与生活世界、人文价值与科学理性和谐统一的新哲学。     

从语言学角度看网络语言

网络语言是一个“拼盘”式语言,它使用了各种各样的造词和表达方式。这种五花八门的“拼盘”,使“外行”解读起来确有很大困难。有人呼吁编写网络语言词典来帮助交流,而来自社会的另一类呼声更值得关注,代表性的就是:上海通过立法,禁止在政府官方文件、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中使用网络流行语言。     

论鲁迅诗学——“鲁迅‘艺术世界’之构造”研究之一

鲁迅通过文学文本创造了一个“鲁迅式‘艺术世界’”,呈现出一种理论构造 ,形成了特殊质地的“鲁迅诗学”。鲁迅学对鲁迅艺术世界——鲁迅诗学的研究包括 :“‘鲁迅艺术世界’的外在——外显世界”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接受世界”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语言——文化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生产方式研究 ;鲁迅艺术世界的内在世界研究     

翻译学"语用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终结

哲学与语言学、翻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语言学转向”、“语用学转向”与译学的“文化转向”有其发展的哲学思想,考察了翻译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不足,文章试图以整合的视野,平衡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张力,探讨翻译学的本质,提出翻译学“语用学转向”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合理的人际交往活动,以意义为归宿,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重点放在主体和客体交往的主体间性上,研究动态交际中语言使用的本质,是归结两大翻译研究范式走向极端的现象,使翻译研究走向建构、理性。     

所知"世界体系理论"的讹传与批判

所知“世界体系理论” ,就是指当下人们在介绍和宣传世界体系研究者们的思想时 ,所作出与其本义不一致的理论归纳和概述。它对世界体系研究者们的思想和观念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甚至矛盾的讹传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即对“世界体系理论”概念的误传、类别的误传、对反体系运动和“边缘化”的误解。对所知“世界体系理论”讹传进行批判有利于人们对世界体系思想真义的理解、批评与发展     

一种值得商榷的语言、文学理论——彭富春同志《文学:诗意语言》一文略评

彭富春同志针对传统的“存在—思想—语言”观念 ,提出了“语言—思想—存在”的新主张 ;并以此为出发点 ,提出了真理来源于语言自身的言说的真理观与文学乃是诗意语言的文学观。这样的主张的确新颖独特、石破天惊 ,但它却是难以成立的。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将语言的存在设定在人与世界的存在之前 ,而且是将语言作为人与世界的创造者而本体化了 ,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尽管语言在产生之后对人的思想与行为具有一定的“规定”作用 ,但归根结底语言还是由人创造出来的 ;它只不过是一个由人造出并为人服务的工具。因此 ,真理只能是人对世界的一种正确认识 ;文学也只能是对人和世界的一种反映。尽管彭富春同志一心要把这些“传统观念”“剥离”与“排除”掉 ,但它们比起彭富春同志的“新观念”来 ,还是要正确而有力得多。     

海德格尔:从存在论回到人本身

海德格尔的思想历程经过了从存在论向人本身回归的过程。早期海德格尔关注的哲学问题是“存在”。而后期,海德格尔转向对人类生存现实的关注。主要表现为对技术世界的追问。在“泰然任之”中,海德格尔把“存在论”作为理论基础,追思了人类在技术世界中的生存状态。     

论马克思哲学在具体境域上的开新:实践人类学哲学

马克思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在哲学对象上,马克思由“一切存在”（整个世界）的形而上学本质,转向了“社会化了的人类”即人的社会存在这一具体境域,创立了以“人的社会存在”为对象的人类学哲学;在哲学立场上,马克思从自然物质本体论转向社会的实践本源论,创立了实践世界观;在社会历史动力观上,由精神意识动力观转向物质生产实践动力观,创立了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即实践史观,从而为人类学哲学奠定了基础;在哲学功能上,由传统的追求“解释世界”的认识论哲学,通过实践和人对世界的实践关系,而转向了追求“改变世界”,即改变人类的不合理生存状况的人类学哲学。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系统分析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系统。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和研究体现了系统论的思想。作者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初步的解读，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特征。系统要素之间的冲突集中表现为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论海德格尔思想的转向与其"世界-大地"结构

海德格尔的思想路向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发生了一个明确的转变,由从此在来追问存在变为从存在本身来追问存在,这是一个重大的哲学事件.在后期,海德格尔更多地关注由艺术来审视存在问题.我们认为,世界-大地结构的显明在其转向中有其深刻的意义,本文就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证.     

查尔斯·泰勒论“涉身能动性”——从现象学到哲学人类学

“涉身能动性”是查尔斯·泰勒哲学人类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批判“自然主义”理论错误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它最初源于泰勒借“前客观世界”概念对梅洛庞蒂现象学的整体性解读,其核心内涵在于强调人类本质上是一个涉身能动者。在泰勒看来,“涉身能动性”概念对阐释现代主体性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事实上,凭借对“涉身能动性”的思考,泰勒从批判现象学转向了一种基于哲学人类学立场的“本体论式”理论建构。     

论"文本"解读与当代审视的内在融通

对“教科书哲学体系”的学理质疑与马克思哲学“文本”解读的深入展开,使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具有不同于宏大叙事的考据理路,但这种考据遭遇当代视界的挑战,即“经院哲学”式的研究缺乏当代审视的现实目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争议随之而来。本文认为,这种争议集中反映的问题恰恰印证马克思哲学并非冬烘遗老的“子曰诗云”,而是“改变世界”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汉代老子"角色"变换及其老学史意义

汉代是老学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老子形象先后完成了从“隐君子”到“治国者”、由“人”到“神”的“角色”变换,老子学说也相应实现了从理论思想向社会实践、由道家哲学向道教神学的两次转向,开创了老学朝着政治化、宗教化方向发展衍变的新局面。     

“总和绝对真理”的虚妄与其真实性质

<正> 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仍在认为,绝对真理是由无数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简称为“总和绝对真理”)。如某权威教科书认为“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有可能或早或晚地转化为主体思想的内容”。为何有此绝对真理?教科书又都坚持这样的理由: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认识尽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这就是思维的无限性;然而,每一     

“一切经过试验”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界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实践检验认识与认识指导实践是同一个过程。例如,有一本哲学教科书这样写道:“由认识到实践,就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检验和发展理论的过程”。还有一本哲学教科书说:“人的全部活动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认识世界,一是改造世界,或者说,一是在实践中形成思想,一是在实践中实现思想,第一次飞跃解决的是认识世界、形成思想的问题,第二次飞跃解决的是改造世界、实现思想的问题”,还说:“第一次飞跃与第二次飞跃     

胡塞尔:从先验自我转向生活世界--从马克思的观点看

在胡塞尔的哲学生涯中,前期注重对先验意识的本质结构的分析,后期则转向对生活 世界的探讨。这一理论转向不仅意味着胡塞尔本人研究方式的转变,而且具有巨大的理论穿透力, 对整个现代哲学也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现代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和马克思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受到 胡塞尔这一思维动机的影响而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观念。胡塞尔的“后期转向”不是偶然的,它实际 上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并从一个侧面凸现了马克思生活世界理论的巨大超前性及其当 代意义。     

政治教师思想观念应有超前性

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要求政治教师的思想观念要具有超前性，这是政治课的特点决定的，要做到这一点，应把握好“四新”。     

杜威教材观对我国五四后语文教材编写的影响

从总体上说,任何教材都是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它源于社会、反映社会而又影响社会、推动社会。语文教材更是如此。它反映产生它的社会背景,反映当时社会主导的思想意识以及教育观点、教育政策等等。语文教材、教科书的编写同时也是一定时期教育思想或哲学思想的体现,是一定时期某种教育思想倾向影响的折射。我国“五四”后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就体现了杜威教育思想影响的痕迹。     

论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近些年来,课堂教学中的“灌输式”、“接受式”仍然是主要弊端,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也是如此,因此,变革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观念,让学生在自主学习活动中成长,使课堂教学充满生机与活力,便成了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改革的主题,而且在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关系着学生素质的培养,关系着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质性进展。     

论"浙商"从边缘到主流——基于"世界之中国"的视角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和大规模地开启了“世界之中国”的经济之旅,“浙商”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和一个商人群体,存在和需要经历一种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浙商”起始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影响和现代经济文化的边缘,而目标是成为“世界之中国”的主流商业群体。“浙商”的“个众”人文特性既依存又丰富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促使“世界之中国”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塑造“世界之中国”和“主流之浙商”一致的主体结构。“浙商”要实现“主流之浙商”的目标,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其核心和关键是循着和超越自然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