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与“人文”之间——五四新文化倡导话语辨析

五四新文化倡导期间,足以代表"科学话语"的是中国科学社及其《科学》月刊,但该刊主持者之一任鸿隽是以文学革命"反对者"的面孔出现的,《科学》在话语层面与《新青年》相对立。与《科学》的"科学话语"的对立显然不利于偏重"人文话语"的《新青年》的新文化倡导,如把"灵学"视为"迷信",而与"科学"相对立。改变《新青年》与《科学》之间话语隔阂的,是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而真正实现"人文话语"与"科学话语"相联系的是胡适。但是,对于五四新文化倡导而言,实现"科学"与"人文"之统一与融合,仍然是一个远没有解决的问题。     

重新审视《新青年》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关系

《新青年》在五四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乃至胜利的全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往学界在论述《新青年》对现代汉语形成的贡献时,往往局限在《文学改良刍议》等少数有意提倡白话文的文章上,忽视了《新青年》所倡导的思想革命在语言变革中的作用。《新青年》走在汉语现代化变革的最前列与其高举“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进行思想文化革命密不可分．而这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根本性区别所在。     

论《新青年》的现代性

本文以《新青年》作为考察对象,探讨“五四”现代话语是怎样形成的。文章认为《新青年》的现代性突出地表现为人的确立,文体的创立。《新青年》同人以西方文化资源作支撑,而且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出现代性的因子,以此展开人的确立、文体的创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双向动态建构。文章还反思了《新青年》现代性的局限性。     

从“盗火”到“理水”——《新青年》文学翻译浅探

五四时代是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西方的文学作品蜂拥而入。《新青年》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旗帜和号角,自然承担起了翻译的重任。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的文学翻译不容忽视。《新青年》共翻译了40多位外国作家的100多篇文学作品,其中以屠格涅夫、泰戈尔、莫泊桑、王尔德和易卜生等作家的作品居多。从对源语作者定量分析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会发现《新青年》当时的翻译存在着严重的“误读”现象,但这在当时却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     

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

“五四”时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后期出现明显的转向.这与其创始人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密切相关,而直接诱因则是陈独秀不再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事既与校外的新旧之争相关联,也涉及校内的大学体制构建,以及与办学取向异同相关的人事之争.而陈独秀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转移,及其主张的谈政治与《新青年》侧重思想的既定方针之间的紧张,还需作进一步的考察.与思想倾向关系不大的经费问题,反倒可能是使刊物与中共联系起来的一个实际考量因素.重新探讨《新青年》转向的因缘脉络,由此揭示出“五四”远比我们认知的更丰富多彩.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对孔子的“曲解”

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尊孔现象是一学术难题。从青年学角度分析可以看出，青年诗人郭沫若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了诗人艺术化情绪化的曲解改造，他与“新青年”派的对立和封建旧营垒与“新青年”派的对立有名根本出发点的不同。郭沫若的曲解是一种新价值观创造的需要，他在孔子身上提取了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并且提供了观测传统的全新的眼光。但这种眼光当时缺乏实践有效性。     

“五四知识分子”与知识共同体——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知识分子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世代,其独特性在于,代际认同与分化都是建立在报刊基础上的。与清代知识分子的典籍文人不同,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报章文人,其活动围绕报刊展开。以《新青年》等新刊物为中心,五四知识分子通过阅读报刊、报刊撰文、创办刊物的形式,彼此联络交际,构建了一个有着共同取向和志趣的社会文化空间,取得了文化身份和文化精神上的认同,进而形成共同体。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在取得认同的同时也在不断分化。分化的根本原因与思想和人生取向的分野分不开。追求趋时性、议论性的社会介入与追求基础性、恒久性的学术建设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分化。     

《新中国》的创办及其“报政网络”

《新中国》是“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既往研究多发现胡适与其有密切关系,甚至断定胡适为杂志主持者。实际上,《新中国》背后涉及一个更为复杂且庞大的“报政网络”,其中包括北京政府的官员与南北报界的报人。具体而言,杂志是在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由时任财政部次长的张弧出资赞助,报界闻人钱芥尘与叶恒牵线组织,网罗南北报人名流参与撰述。胡适因与钱、叶二人曾共事于《竞业旬报》《大共和日报》的交谊,同《新中国》产生关联,在1919年初《新青年》同人初步分裂后,他曾一度将接办《新中国》作为其独办《新青年》未果的替代方案,终因《新青年》同人的反对而搁置。依托“报政网络”办刊宣传新思潮的方式并不为新派人士所接受,《新中国》因此被视为由军阀官僚赞助、假冒新思潮招牌的杂志。自第二卷起,受张弧资助、总理靳云鹏支持的《又新日报》派出记者张煊、顾君义、王小隐等人主理杂志,进行“革新”,对于旧文学、旧戏的喜好让他们有意区别于北大新派,使得《新中国》新旧兼采。考察《新中国》的创办历程,揭示“报政网络”的聚合离散,有助于重新理解“五四”前后政局与思想舆论界的复杂关系。     

对后五四时期《新青年》同人“分裂”问题的认识

作为贯穿“五四”前后的著名刊物,《新青年》整合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青年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到了1919年后《新青年》同人由分歧走向最终的分裂。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分裂后的《新青年》仍有“整体”影响力。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对整个五四运动都起了巨大而全面的作用：梁启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北京大学是由康有为、梁启超所办强学会官书局演变而来;以《新青年》为标识的一代新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五四运动的两大旗帜是“民主”与“科学”,而作为“新思想界勇士”的梁启超正是这方面的先驱;梁启超领导的政治派别研究系也与五四人建立了密切关系。     

"大众语":五四白话文精英色彩的祛除——对1934年大众语问题讨论的一个观察侧面

20世纪30年代是"大众的崛起"的时期,民族危亡形势赋予大众更大的历史责任,而要使大众明确自身的历史重任,就必须让他们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这个基本要求,五四并没有让他们达到。不仅如此,五四的半文半白的"欧化"白话文,比文言文还要难懂难学。因此,这场俗话运动就从五四的"洋买办白话"开始了。左翼语文家对于五四白话文的不满是它的水准远远高于底层大众的接受能力。白话文没有走向大众,仍然是"少数人"的语言,因此,必须祛除其精英色彩,建立大众语。大众语必须为大众所完全熟悉,必须满足大众"说"、"听"、"看"、"写"四项标准。论争中,有些论者注意到了大众语的多元特性,主张根据大众的需要,从普通话里、从白话文里吸收尽可能多的养分。大众语讨论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必须抛弃自己语言观上的精英意识,向大众、向大众语做无限靠拢。     

"个人"文学的典型文本——论"五四"日记体小说的叙述方式

日记体小说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小说样式,并在“五四”前后形成一股创作热潮。“五四”日记体小说作为“个人”文学的典型文本,具有独特的叙述方式:它的叙述主体是“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人”,提供了反理性、反常规的审视角度;它以人物的情绪脉络为结构,是“片断中倾吐的心灵絮语”;它的叙述时间是“此在中体验的进行时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生活;它以“封闭中内省的我———我自诉”为聚焦方式,给予隐秘灵魂最深切的观照。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次浪潮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次浪潮,那么,以大革命和左翼运动为背景的革命文学运动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的运作以创造社、太阳社和“左联”等文学社团为中心,体现着由文学向社会运作进发的中心情结,都是以理论批评为先导而不是以创作为先锋。不过,第二次浪潮更多地得力于社团集体运作的自觉性,基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流向,因此,它比第一次浪潮产生的影响更深刻,更持久。     

五四新文学对浪漫主义的接受、选择与弃绝

五四是一个浪漫的时代 ,新文学家们通过借鉴浪漫主义文学 ,发动了一场文学的自由主义运动 ,也展现了自我的浪漫情怀。但是 ,五四新文学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接受是有所选择的 ,二者在宗教性、自然性和回到中世纪等方面有很大的差距。 2 0世纪 2 0年代中期以后 ,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浪漫主义又被新文学所弃绝     

论新文化运动间平民文学的源流

“平民文学”一词是中国新文学史上重要的术语 ,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出现频繁 ,是白话运动及文学革命的产物。平民文学的真正得势是在清末民初 ,白话的繁荣为平民文学开辟了道路 ,近代报业的大发展和平民教育运动促进了平民文学的发展 ,精英文人对民间文化的重视与对贵族文化的敌视使五四时期平民文学成为时代的主潮。受当时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影响 ,出现了平民文学与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混为一体的现象。平民文学思潮不但影响了当时的汉诗的功能与形态 ,催生了白话诗和新诗革命 ,还极大地影响了以后中国的文学 ,使 2 0世纪的大众文学运动此起彼伏。     

五四文学革命与留学生教育

五四文学革命在短时期内取得了极大成功 ,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大都在国外接受过西方式的现代教育。西方现代教育赋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全新的文化视角 ,使他们能够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对中国现代文化变革进行深刻的反思 ,从而促动了五四文学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历史进程     

赵树理与五四问题小说

赵树理延续了“五四”问题小说的创作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注重现实人生的切实方面的创作姿态,把“问题小说”作为他实现其使命意识的最佳方式。文章在提出问题的性质、问题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三方面对赵树理与“五四”问题小说进行了分析比较。     

文字与思想——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白话观及启蒙立场

五四时期当大部分知识分子努力将＂神台＂上的古文推翻在地时,周作人却因为不满当时白话文的浅白与简单而出人意表地主张把古文请到白话文中,成为国语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他对五四白话的改造意见,同时隐含着他的启蒙思想,即改变普通民众的落后心理,而随着社会思想的转变,它也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变化。     

对“五四”激进主义发展命运的另类解读

“五四”是一个张扬激进主义的时代。它以思想启蒙为指归,但为什么它没有沿着欧洲式的启蒙道路走,相反却采取苏俄式的激进方式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在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作家的文学观以及现代文学史叙述作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从沉浸在历史的具境中的角度真实地考察“五四”激进主义的发展轨迹和在历史上的是非得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转型

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享有独尊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实质是反对孔子的偶像地位以及定儒教为一尊的形式,而不是反对孔子及其全部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新文化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将儒学纳入现代化学科体系如伦理学、哲学、历史学等进行研究。它实现了孔子的真正平民化,恢复了孔子在历史上的诸子学地位,而且还在学术研究方面确立了一种新范式,为以后客观、公允地评价和认识孔子及其思想创造了条件并直接导致了儒学的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