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社经济繁荣说”是否一个假命题

明代末年文人社团为何在"江南"兴盛?学术界归因于江南繁荣昌盛的商品经济。这是经济繁荣促进文学兴盛的普遍规律,我们无意对此进行质疑,但对此也要作具体分析。我们知道,明代万历前期经过张居正的十年改革,社会经济再度呈现辉煌局面,但也未能阻止住明末社会全面衰退的历史命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江南经济是否仍然保持其繁盛的强劲态势?如果江南社会经济在明末社会全面衰退的大背景下也开始衰退,那么,"文社经济繁荣说"就有可能是一个假命题。对此,我们不得不辨。     

中国近代文社简论

文社是组织松散的文学社团.从宣南诗会到后期南社,近代绝大多数文社都属于消闲性质,其成员以传统的文学样式抒发旧式文人的闲情逸致.日据时期的台湾诗社一度畸形繁荣,但也逐渐走向消闲.近代文社所体现的,不仅是文人与文学的惰性,而且是传统文化的惰性,这就使旧式文社逐渐沦为与历史发展相悖的文化形态,与旧文学一起走向终结,以致在五四大潮中迅速被洋溢着青春朝气的新式文社所取代,中国文社史也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文学研究应借助于文化热潮的推动

当前正在中国兴起的文化研究热潮,对整个文坛,尤其是对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研究有什么意义?我的直感是:文化热潮的酝酿与日益繁盛和文学的成熟与文学研究的深化是同质、同向的。文学研究工作者在这一热潮中,可以进一步揭示文学的本质特征,加速文学自觉意识的觉醒进程。说文化研究正在中国兴起,似乎视野还不够开阔。其实这是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和理论研究的新动向。如果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把德国的赫尔德关于“文化是人们活动的产物,同时又是人们活动的刺激物”的论断     

论复社主盟张溥的影响和意义

张溥为晚明复社领袖、著名学者、文学家,在晚明党社、学术及文学方面兼领一时风气,颇具影响.张溥逝后,因清代官方评价体系对他持否定贬斥的态度,其面目逐渐模糊起来.运用现代眼光来重新审视张溥,其影响和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创立中国古代第一大文社——复社,培养、团结、奖掖了一大批优秀士人,对明末文坛和政坛均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二,嫉恶如仇,勇斗阉党,显示出士人高度的责任感、正义感和节操,其敦风厚俗、激励士气、感召人心的作用不容忽视;其三,张溥为明末实学风气的倡导者和力行者,所倡导的实学风气对清代朴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其四,张溥通过广泛的文学交游和多产的创作及文集整理等活动,对明末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朱倓《明季桐城中江社考》补正——兼与魏中林、郑雷诸先生商榷

崇祯五、六年间,六皖文士在安庆创立中江社。中江社与复社同时并起,又缘阮大铖参与其事,遂引起现代学者浓厚的兴趣。朱倓《明季桐城中江社考》认为中江社为阮大铖与东林党、复社暗争的政治之具,郭绍虞等人接受其说,今人或谓中江社更倾向于文学创作,其说皆不免有误。中江社只是明末的一个普通文社,既非海门大社的延续,亦非政治性结社,其旨在会文,以备科举之需,兼为诗酒之会。阮大铖在中江社创立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参与社盟,大抵是尚标榜,好名利,以风雅自许。论者不当斥中江社为与复社为敌的小人集团,亦不必视其为文学社团,从而夸大它的文学功能。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使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转型的制度阐释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发生了意义和形式的转型。文学转型依赖于文学制度的建立和支撑,如科举的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创建,大众媒介的兴起与传播方式的改变,从作家、作品到读者的存在方式都发生了大变动,一套新型的文学体制被建立起来。文学体制为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成为中国文学转型的重要背景和支撑力量。     

专题研讨: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

主持人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2005年是中国学术界的“科举年”。今年,不仅许多刊物开辟了科举百年专栏、发表众多论文,而且还将出版第一部科举学专著《科举学导论》;不仅在大学中首次开设了“科举学导论”的课程,而且还将于9月2日这一科举百年祭的日子,在厦门大学召开“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届时将有海内外众多历史学、教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以及文博界、考试管理界研究科举的同仁参加这一盛会。废止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废科举后,深谙社会进化和世事变迁的严复曾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     

关于中国近世文学公共领域的思考

文学公共领域的充分发展是健全政治公共领域的前提, 解读中国近世政治演进的过程要从解读这一时期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状况入手。自明中叶以后, 中国近世的社会批判思潮和倡导个性解放的人文精神不断发展, 并通过明代的文社、清代的茶馆及书场、晚清的报刊等载体向社会民间传播, 这说明中国近世具备了萌生文学公共领域的条件。但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生存环境也使中国近世文学公共领域存在许多不足: 一是批判性不足, 二是地域色彩浓厚, 三是独立性不强, 四是向政治公共领域转型不深入。     

给流行一个理由——略论流行歌曲中修辞元素的发挥

流行歌曲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当代呈现出超乎寻常的繁盛,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的繁盛在俗文学方面合乎逻辑的延续。一些颇具正统文学色彩的修辞格式在流行歌词中的广泛使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流行歌曲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国古代民歌的一些表现手法在当代流行歌曲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继承,表明俗文学正在试图超越粗鄙的、简单的格式框架,向正统文学靠近。     

朱元璋文学思想与诗文风貌——兼论开国帝王文学特征

朱元璋在明初文坛的地位不高,但凭借帝王身份,他对明初乃至明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其文学思想明显带有回归先秦儒家文艺观倾向,文学观念宽泛博杂,崇尚实用功能,淡化文辞、体制要求。文风由此呈现质朴率真、粗豪雄放之美。朱元璋的传奇人生在历代开国帝王中最具代表性,其崇儒尚实文学思想和朴野自然文风又体现开国帝王文学重质轻文、抒情豪迈、不拘格套的一般特征。作为出身寒微开国帝王的文学典范,朱元璋文学成就不可小视。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论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与古代判词的文体融合及其美学品格

判词是一种司法文体,经过漫长时期的发育演进,在唐代发展完备并完成其文学化的转型过程,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学品格,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到宋元时期,它开始与此时发展成熟的中国古代公案小说联姻,并在明代孕育出一种形式独特的书判体公案小说。判词在公案小说中有如下独特的美学品格和表现功能：一是有卒章显志、强化主题的功能;二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三是在作品中起着结构上的组织作用。     

"意象"的美学历程发微

"意象"是中国美学、艺术学领域中的重要范畴。其萌芽于中国原始思维中的"感物—象数"传统,"数"与"德"构成了"象"所承载的原型意义;魏晋至唐代是哲学意象论向审美意象论滑移的过渡时期,"境象不一"由艺术领域的泛化所指,向文学领域的确定所指靠拢;文学意象论完成于明清,意象在文学批评和理论言说中被普遍使用,对其主客统一、情景交融的认知已经全面渗入日常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明中叶以后叙事文学中"形象"的凸显,以及西方话语的冲击,导致五四以后学界一度以西方视角审视意象。辩证地看,也为这一范畴的现代化提供了契机。     

从杜丽娘形象的浪漫主义色彩看汤显祖的"至情"观

在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中,对于明末清初戏曲、小说产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在左派王学影响下,由李贽、汤显祖、冯梦龙、孟称舜等人直接推动而形成的强大的写“情”思潮,它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增添了最亮丽的色彩。《牡丹亭》中的主人公杜丽娘形象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汤显祖的“至情观”。     

从《艳异编》《广艳异编》看明代中晚期小说审美观念的发展

明代中晚期出现了《艳异编》和《广艳异编》等小说选本,所选篇目以“艳”和“异”为主要题材,这与明末社会思潮、选者审美趣味、小说观念变化密切相关。由此反映了小说观念由“奇”到“奇”、“艳”、“异”三者结合,从“雅”到“俗”的审美趣味和由“情理”到“情欲”的情感观的变化。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     

两种文艺情场--魏晋之情与晚明之情

在中国文艺史上有魏晋和晚明两个情场.由于二者哲学基础的不同,"情"的具体内涵又有所差别.两个情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但二者皆本源于先秦老庄之学.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王彝“文妖”说与明初文学批评

王彝《文妖》一文对杨维祯的批评,是明初官方意识形态下,建立新朝自身文学体统的反映,既有理学渊源也有个性言说。王彝以"文妖"指斥杨维祯,其批评并不仅是指向杨氏个人,实则含有区别元明之异,着意凸显明朝文学典范的目的。明代文学批评建设的始功当归于王彝,同时,其"文妖"说也是明初文学批评风气之坏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