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名士之死与《三国演义》曹操形象塑造

汉末三国时期,曹操依靠政治手段,笼络了一大批世家大族的信任与支持,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在与名士的合作中,曹操表现出礼遇的姿态;同时,他又清洗了部分名士,以打压士族势力。《三国演义》中一批名士之死都与曹操有关,小说正是通过“无中生有”“移形换影”“抽丝剥茧”“添油加醋”等手法,将名士之死与曹操的品行相关联,塑造出一个无情寡义、残忍凶狠、猜忌多疑的曹操形象,究其原因,主要由“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和小说艺术性的追求所造成。     

析曹操"破浮华交会之徒"与"唯才是举"

在曹魏政权建立、巩固的过程中,"破浮华交会之徒"和"唯才是举"是曹操消除汉末士大夫异己势力与选拔人才、构建势力集团的两个重要步骤.最终打击并清洗掉不愿臣服自己的以汉末名士为主的反对派,通过"唯才是举"的途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为汉魏更替做好了准备.     

汉末士人政治困境中的突围——从《中论》、《昌言》中作者的“介入”谈起

汉末政论文集《中论》、《昌言》因作者“介入”方式与程度的不同而分别彰显出浓厚的“君子”风范与强烈的“自我”意识,作者徐干、仲长统各自气质、学术思想和所处政治环境的不同是形成这两种不同特质的主要原因。对君子之道的推崇与对个体价值的认同是汉末士人突围政治困境的两种路径,即趋于上的道德精英路线和趋于内的自然名士路线;这两种路径都体现了汉末士人疏离皇权,欲以更高的姿态及更独立的精神参与政治的深层内涵。     

蔡邕与建安七子等人交游活动考论

以细致深入的文本阅读为基础,结合详尽的背景史料分析,考察汉末名士蔡邕与灵帝、献帝时期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士人的交游活动。蔡邕的一生约与汉末顺、桓、灵三朝相始末,正值东汉王朝从衰败走向覆灭的时期,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又出身陈留望族,交游比较广泛。他一生中对后辈晚学多有扶携奖掖,无论是对曹操、边让,还是对王粲、阮璃、顾雍等人的真心赞扬和大力举荐,都常为后人所称道,他性格中纯真、坦诚的一面,也在这些交往中得到体现。作为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是东汉向晋魏时代过渡的代表性人物,考查他的交游活动,有助于了解汉末士林的整体风貌。     

世族地主是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

曹操是曹魏王朝的创建者。他在创建政权的过程中,有过“唯才是举”、“拔出细微”、抑制豪强、诛杀世族名士之举。有些同志认为曹操打击世族、反对儒学,是庶族地主或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曹操究竟依靠什么势力为政治支柱、阶级基础,他所擢用的是哪些官员,他主要代表地主阶级中哪种势力的利益?这还是值得探讨的。     

《白马篇》:侠文化的转向

殷商时代是方阵作战,依凭群体力量;春秋战国是步、骑兵代替车、步兵,个体英雄出现了;但秦汉主张“侠以武犯禁”,不崇尚个体英雄;汉末崇尚名士,建安崇尚英雄,曹操以武艺选将,社会崇尚个体战斗英雄。曹植《白马篇》歌咏个体战斗英雄,把侠士舍己助人的境界升华为舍己为国,把武功叙写改变为武艺表演,既大大加深了诗作的艺术品位,又为后世军事战争诗的创作树立了榜样。曹植《白马篇》“游侠儿”形象的原型是其同母兄曹彰。     

魏晋风度对李白性、行之影响

魏晋风度指汉末建安至晋末宋初时期女人名士的言行风貌,其主要表现为清谈、饮酒、吃药、栖隐、漫游、放诞.《世说新语》及《三国志》、《晋书》都对此作了大量记载与描写.李白是以醉、傲、仙、隐、游著称的,他在《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中说:“至于清谈浩歌,雄笔丽藻、笑饮醁酒,醉挥素琴,余实不愧于古人也.”这里说的古人,明显是指魏晋名士.确实,魏晋名士风度对李白的性格和行为都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影响,下面我们就具体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试论汉末的名士别传

汉末名士别传数量众多,重点记述了名士的异行、异能及对名士崇拜之风。它善于选取轶闻趣事,具有明显的虚构色彩,多用细节描写,运用了明显的小说笔法,成为以后志人、志怪小说及史书的重要素材。修史之风的流行,强烈的名士崇拜心理及人物评议之风的兴盛是汉末名士别传盛行的重要原因。     

论曹操用人之道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武帝纪》的最后,对曹操的一生有一段评语:“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这是对曹操的盖棺定论,大体上符合曹操的为人,因而为大多数后人所接受。曹操生于一个宦官之家,在重门第讲出身的汉末,并不为社会所重视。那个以出身于“四世三公”的豪门望族而自夸的袁绍,就不把曹操放在眼里,献帝初平元年春天,十八路诸     

清谈之风的“才性论”成因

盛行于魏晋士大夫之间的“清谈”,与汉末“清议”并无先后的承继关系,人人清谈并且清谈易、老、庄的玄理,只是出于士子展现才性的需要。而这样的需要,正与两汉选举乡里路线的废弃、选举之权落于名士之手密切相关。     

从曹操的理财思想看汉魏经济的发展

曹操以农为本、轻税恤农、以人为本、崇俭仰奢等理财思想，在汉末魏初经济发展尤其是建安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曹操作为“治世之能臣”对推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曹操治国理财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财政发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地位。     

论曹操的“奸”与“雄”

曹操是小说《三国演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典型。“奸雄”是曹操的主体性格 ,却不是他性格的全部 ;他的性格非常丰富和深刻 ,是由多种情致和各种才能构成的。仅就他的主体性格 ,也由“奸”与“雄”两个方面构成 ;他既是一个“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的绝代奸雄 ,又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谋略家和军事家。二者互为条件 ,相辅相成 ,“成雄”是其目的 ,“施奸”是其手段 ;不“奸”难以成“雄” ,为了“成雄”则不择手段。小说不仅写了他“奸”的一面 ,更写了他“雄”的一面 ,还写了他的其他性格特点 ,使曹操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少见的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形象     

《儒林外史》中的名士

‘名士”一词，原出于《吕氏春秋、尊师》篇，与“显人”一词同提，当指“知名之士”而言。“知名之士”在古代，一指名望高而不做官的人，一指以诗文著称的人。东汉末年，地主阶级中一些知识分子喜欢议论朝政，抨击宦官，形成所谓名士集团．曹操出身宦官家庭，自言“本非岩穴知名之士”（《让县自明本志令》），但也愿意向名士集团靠拢。晋代崇尚清淡的朋友，如“竹林七贤”之类，都被称为名士。东晋时的名士，聚会做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是一些名士歌饮于山阴县的兰亭，“一觞一咏”，凑成诗卷，由王羲之作一序文。从此以后…     

曹操并非奸贼的典型──谈《三国志演义》中曹操性格的复杂组合

本文认为：《三国志演义》中的曹操，是统治阶级营垒中一个集功罪善恶于一身的乱世英雄。传统的“奸贼典型”论与近年来兴起的“又奸又雄”论，以及影视剧编导中的无往而不奸的编演模式，不仅没有如实反映出曹操性格的复杂组合，而且大大降低了古典名著《三国志演义》中曹操形象实际上已经达到的美学高度。文章用“美恶并举，有贬有褒”、“主次变换，重心转移”、“善恶难辨，亦美亦丑”三部分，详细论证了曹操性格的二重性、流动性、模糊性。     

祢衡之死与汉末士风

祢衡的狂傲言行使他在汉末文坛特别引人注目,但他也因为屡屡出格的言行,最终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祢衡的言行和汉末畸形的士风有很大关系。当时士人们为了求名,频频做出惊人之举。祢衡处于汉末名士由尚苦节至亡礼法的转变阶段,这个时期需要的是有勤勉精神的实干家,名士的浮华虚矫已经被社会厌弃,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导致自己死于非命。     

论“魏晋风度”形成之独特环境和个体因素

针对“魏晋风度”迅速式微的事实,从“魏晋人物”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个体因素诸方面进行分析,汉末、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严苛的社会政治生态,“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僚选拔制度,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门阀体制下“魏晋名士”独特的家世、形容、才情、少年风范等因素的综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必要条件。     

盛唐士人饮酒之风与魏晋风度关系辨析

始于汉末盛于魏晋的士人纵酒之风,由最初只是名士身份的标榜,到东晋后渐渐雅化,至陶渊明开始酒与诗结缘,到盛唐时,诗与酒关系更为密切,“诗酒风流”成为文人风度的突出表现。较之魏晋,盛唐士人从理性做作的“借酒佯狂”变为真实自信的“纵酒狂放”,从借酒避世到心忧天下,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大大增强了。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再探

关于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考察魏晋时人的看法,并征诸于汉末清议名士郭泰、汉末述德性碑文及士大夫“题目”文辞品议人物的特征可知,“清议”与“清谈”在某些方面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而“清谈”一词在汉末即见记载,他们之间的演进并非是简单性的发展与承续式的衔接关系,而是一个交错发展、主次升降的过程.魏晋时期,“清议”的式微与“清谈”的兴起,其外因是政治暴力对士人的打击,而内因则是士人学理思想的演变,而士人学理思想的变化又主要受到道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不断成长的影响.     

刘义庆的身世境遇与《世说新语》的编纂动因

宋文帝刘义隆对宗室的猜忌和抑制使刘义庆感到本能的畏惧,致使他“不复跨马”,政治上堕入消沉与冷漠;另一方面刘义庆的文人气质与修养使他与魏晋名士有较为相似的境遇感受,与魏晋名士取得了精神上的沟通.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刘义庆对魏晋名士风流情有独钟,不惜工本地组织人力编纂《世说新语》一书.     

曹操“唯才是举”与汉末“综核名实”

曹操“唯才是举”之政策，非特限于“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而为自己集团选拔人才，也非特仅如陈寅恪先生之所论，欲摧毁“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而为寒族地主阶级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内建立新秩序、新信仰。笔者以为，曹操“唯才是举”之政策，亦且还有针对汉末社会礼崩乐坏、上下失序之政治现实，及综核名实、矫正士风、整新吏治之作用目的在。因而笔者将前述三个方面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