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门智门光祚禅师生平思想研究

智门光祚为云门下二世,其上承云门下一世香林澄远,下启雪窦重显等云门巨匠,对宋初云门宗的兴盛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通过对禅宗早期史料中关于光祚语录、参学澄远、生平事迹、启示学人,以及其弟子参学经历的分析、推论,对现存资料中关于其生平记载的不足或遗漏作适当补充,对于更客观、全面了解光祚本人、其禅法思想,以及宋初云门宗的发展状况都将有所裨益。     

梵净山高僧天隐道崇生平与禅法述论

清代敏树如相门下的天隐道崇禅师,曾住持法道于梵净山著名寺庙太平寺,并在梵净山中举扬临济宗破山祖师宗风。本文专就对天隐道崇禅师的生平与禅法作一述论,以探清代贵州梵净山临济宗风传入的路线及禅法特色。     

常德唐宋时期禅宗志略

唐宋是常德禅宗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常德活动的禅宗高僧见于<灯录>、<僧传>的有60人,主要分布在沅水流域和澧水流域的下游地区.禅宗传入常德,最早始于澧州慧演.药山惟俨和德山宣鉴,是禅门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曹洞宗与云门宗,是在常德活动的最重要的宗派;临济宗黄龙、杨歧二派是常德禅宗的最后宗派.常德的重要禅师还有夹山善会、洛浦元安、钦山文邃、德山缘密、梁山缘观等.     

略论禅宗“五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五代至宋初的禅宗文献中逐渐出现了"五家"的说法,指的是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这五支宗派。禅宗宗派之被称为"家",与历史上其他思想流派有所不同,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以法脉为核心、类似于家系的新的组织形式。这种新的现象根源于禅宗对法脉的重视,同时也是受唐宋变革时期的宗族制度和史学发展影响的产物。     

云门宗法脉归属问题试探 ——文偃与南岳怀让系禅师的渊源

文章依据所搜集到的僧传、灯史、语录等佛教典籍资料和碑铭方志等教外遗存资料,对唐末五代时期形成的“禅宗五家”之一云门宗的法脉归属问题进行了探讨。特别对云门宗形成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道悟其人其事,以及云门宗创始人文偃与南岳怀让、马祖道一一系禅师如睦州陈尊宿和灵树如敏的渊源做了辨析。指出,云门宗虽属于青原行思、石头希迁一系法脉,但其形成也与南岳、马祖系有着密切关系,对云门宗法脉归属问题的争论,乃是后世禅宗门派自严门户、妄造争端的结果。     

临济禅与南方文化的契会——东林常总与圆悟克勤禅法合论

东林常总禅法以平常实在为其特征,时称"平实禅",要在见相识性,讲究自悟;圆悟克勤禅法以公案为其入处,时称"公案禅",要在当机起用,讲究接引。两者分别承继于黄龙禅法与杨岐禅法,并为临济宗南下后适应南方温润平和文化传统的转变,向上则可直接马祖洪州宗风。东林常总禅法不重教示,庸愚之辈难以寻到入处,故其数嗣即寂;圆悟克勤禅法接引学人温和亲切,后嗣因之独步天下。     

石头宗、《参同契》与禅宗美学

在中国禅宗史上,分别出自行思门下与南岳门下的石头希迁与马祖道一,创建了石头宗与洪州宗。他们从不同方面发展了慧能的禅学思想,是从慧能禅过渡到五家七宗禅之间的重要环节,并为后期禅宗奠定了理论基础。据《宋高僧传》卷九《唐南岳石头山希迁传》称:“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头,往来憧憧,不见二大土为无知矣。”石头希迁创建的禅法,灵活细致,其运用之妙,圆转无碍,如环无端,时人常有“石头路滑”之称誉。他的禅风,明显地带有哲学思索的倾向,而且对禅宗美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宋太祖任边帅“皆富于财”的怀柔政策及影响

宋太祖任边帅“皆富于财”的怀柔政策与其收取兵权的措施相辅相成，对宋初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及巩固新生的宋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助长了军队经营活动之风。这一政策为宋朝士大夫们所推崇。太祖以后的宋朝统治者固守“祖宗之法”，使宋初以来军队的赢利性经营活动成为后代军队无度经营的滥觞，对宋朝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南宗禅的形成及其理论创新

7世纪中叶 ,达摩禅酝酿着新的发展动向 ,最先给达摩禅带来突破性发展的是牛头宗 ;慧能从弘忍禅法出发 ,直接对达摩禅提出了全新的见解 ;从北宗内部衍生的净众宗以及保唐宗也对禅法有所突破。 7世纪中叶到 8世纪初 ,禅宗创新思潮的共同特点是 :将众生清净之性归结于现实人心 ,将定、慧等种种修禅方式归结为现实的生活方式 ,将佛法体系归结于禅法。     

弘忍之禅法及其方便法门

弘忍大师是禅宗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但他的生平事迹却在《神会语录》之后的禅宗史传中处于空白和缺失的状态。细究其原因,主要是弘忍禅法著述罕见、惠能与弘忍相处日短、弘忍将禅法付嘱多人等因素造成的。依据敦煌文献,弘忍的禅法也将达摩以来强调一念顿悟作为自己的根本,以一行三昧为禅法之正行,与惠能不同之处在于一念顿悟之外,也注重以各种方便法门接引弟子,如禅修之方便、通经之方便、度人之方便等。这些方便法门也成为禅宗禅法风行天下时殊胜的增上缘。     

论大慧宗杲批评默照禅的真相

宋代临济禅师大慧宗杲曾经猛烈批评当时的“默照禅”,研究者多认为是针对曹洞宗的真歇清了、宏智正觉及其默照禅,笔者考察这是误解。从禅法的角度,宗杲所批的默照禅与真歇、宏智的默照禅根本不同;从宗杲与真歇、宏智彼此关系的角度,宗杲对二人的评价很高,并称赞了他们的悟境和禅法。在宗杲看来,其所批评的是类于“二乘”的“禅病”。对该“病”不仅宗杲给与了批评,真歇清了、宏智正觉也作过批评。     

姚鼐“镕铸唐宋”新论

姚鼐论诗，反对唐宋诗之争，明确主张“镕铸唐宋”,吸取二者之长以补二者之短，形成新的风貌。故此，在学诗方法上，将宗唐诗风的模拟与宗宋诗风的新变融合；在表现内容上，将唐诗重性情与宋诗重学问融合；在美学趣味上，将唐诗的蕴藉与宋诗的高奇融合；在诗风取向上，将唐诗的宏阔与宋诗的幽深融合。姚鼐以宗宋诗风弥补宗唐诗风的空虚、平熟及肤薄，又以宗唐诗风挽救宗宋诗风的险怪、枯寂与浅直，由此而臻于“完美”。“镕铸唐宋”成为清代一种比较通行的诗学追求，昭示着清人力图构建本朝诗风的宏愿。     

宋初晚唐体诗人交游述考

晚唐体诗派是宋初三大诗派之一，由九僧、著名隐士林逋、魏野、潘阆和宰相寇准等组成。受当时文坛唱和之风的影响，晚唐体诗人喜欢交游唱和，因此酬唱之作甚多，与晚唐体诗人寄赠唱和的主要是僧侣、处士和士大夫阶层三类人物。九僧与寇准、林逋、魏野、潘阆等著名人士的交往，无疑会相互提高声名，扩大整个“晚唐体”诗人在宋初诗坛的影响。对他们的交游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社会地位、生活态度等，对于深入理解晚唐体诗人很有必要。     

宋初昆体诗人学白及其诗歌考论

白体、昆体与晚唐体并称宋初“三体”。白体追求平易流畅,昆体追求典丽富赡,它们审美趣味各异,先后兴盛于宋初诗坛。但宋代诗人都有白体的底子,尤以昆体与白体关系密切。不少昆体诗人带有明显的白体风格,可以说是前期学白而中途似昆的,其主要代表有李宗谔、晁迥、张咏、丁谓等人,他们是宋初阶段学白诗人的代表。对他们诗作中的白体风格进行勾勒,有助于丰富学界对宋初白体诗人及其诗作的认识。     

“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历代接受与误读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歌的内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更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诗说影响了六朝及以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对这一诗说的接受与误读、欣赏与贬斥是并存的。但在明清两代,受时代语境所限,误读与贬斥之风犹为严重。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具有创意性的一个“新语”,其生命之树是长青的,陆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磨灭的。     

北宋荐福承古承嗣云门文偃禅师之“公案”探析

荐福承古(承古)为北宋早期的一位云门系禅师,他在云门文偃禅师逝世后近百年而承嗣之,这在中国禅宗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一件事情,后世颇有效仿者。当时及后世丛林对此毁之誉之,争讼纷纭。承古承嗣云门之事,反映了宋初禅风的巨变,即崇尚文字之风使禅宗的修行和传承"失真"。由此导致两种传承方式的并行:一是"依凭文记",一是"直指人心"。承古的壮举,足以显示他是禅门的中流砥柱。     

宏智正觉、“默照禅”与禅宗美学

宏智正觉、“默照禅”与禅宗美学皮朝纲两宋之际，中国禅宗经历着又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几种禅法体系最终形成，杨歧派僧人大意宗杲创立的“看话禅”与曹洞宗僧人宏智正觉倡导的“默照禅”各领风骚，在对抗中发展。在长期的对立中，虽然“默照禅”曾受到宗杲的猛烈指责，“...     

李沆与宋初的"重厚质实"之风

宋初的政治形势迫使朝廷急需重厚质实之士主谋大事,以安定社会秩序,维护君主权威.宋初君臣对自身及中央各机构职能的理性思考,也使重厚质实之风得以形成并流行.李沆恰于此时进士及第,其廉洁自律、纯厚坦诚的个人品德,慎名器、尊君主的为臣之道,稳重踏实、崇尚质朴的为政之风,实为重厚质实之杰出代表.在李沆影响下所形成的政治理念,对于宋代中央各部门之间均衡、稳定态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略论宋代讲学之风的特点与作用

宋朝三百年,从经筵太学到州郡书院,讲学风行,在整个封建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格外突出,形成了有宋一代的学风文风,学术界出现了堪与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相比美的局面,其作用和影响都很大,今天对此作一回顾,不是没有意义的。一、讲学之风的形成宋代讲学之风的形成,首先是朝廷讲求文治的政策为其提供了有利气候。宋廷崇儒兴学远胜前代,因此出现了“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百人”①的景象。宋初学校未兴,国内疏落的几处精舍书院和州郡学,却是“集一时俊秀相与讲学,涵养作成之功亦既深矣。”②学校未起,讲学却在,到北宋中期,讲学渐渐蔚然成风。对于渐进兴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