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当代乡土小说的书写方式

陕西当代乡土小说书写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当代十七年"时期的乡村革命书写;二是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改革书写;三是20世纪90年代的乡土历史书写;四是新世纪出现的"废乡"书写.陕西当代乡土小说的书写方式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以及理论观念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解构与建构:民族志书写的内在悖论探析

民族志书写之所以在现代社会受到持续不断地批判与反思,是与其内部存在的诸多悖论有关。"零度"书写与"非零度"书写、"权宜"书写与"权威"书写、"变生为熟"与"变熟为生"以及书写"神秘"与"神秘"书写等诸多矛盾,就是民族志书写场中矛盾复杂性的最好表征。因此,只有不断地对这些矛盾进行解构,探究出产生这些矛盾的逻辑和实践机理,才能为当代实践民族志书写范式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和事实论证。     

“历史”与“文学”的共构——当代文学及其历史书写问题的反思

当代文学史写作自"重写文学史"浪潮兴起后,就一直是文学史研究的热点话题。由于时间上的近距离,当代文学的历史书写一直存在着变动性乃至对于书写者的挑战性。从当代文学本身的历史、现状出发,并结合已有的文学史写作,进而对当代文学史书写问题进行反思。     

汉字"词式"书写值得提倡

汉字"词式"书写是汉语现代化的一种表现.实行"词式"书写可以使人们说话过程中存在的词意识显现到书面中来,把说话时存在的一种不自觉的运用词的能力,变成书写过程中的一种自觉的运用词的行为,更好的实现书面语跟口语的一致.这种书写方式还可以更好地消除歧义,提高我们的阅读效率.     

现当代文学史视阈下的作家文学白蛇传书写

白蛇传传说现代作家文学书写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六十年代"文艺为政治服务"号召下的"大我"宏观政治语境书写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下的"小我"人性化审视书写。这两种书写范式实践了由宏达叙事向日常生活叙事的转型,表明了不同时期人们遭遇的不同困惑以及应对的态度。两者在创作理念和表现方式上差别巨大,在整个传说的传承中发挥的价值功用相去甚远。     

人本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特征

通过探索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由政治型转换为人本型;而人本型的现代文学史则具有把文学史书写自觉纳入人本主义轨道、以人道主义为最高书写原则、以人性分析取代阶级分析、从"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互动关系考察艺术得失等重要特征,这也是现代文学史研究已成为独立自足学术系统的体现.     

“钞”和“抄”词义演变考

现代汉语中,"钞"主要指钱币,而"抄"多表书写、抢掠等动词义。历史上"钞"和"抄"的词义交错纷繁,"钞"由"用以叉取的金属器具"引申出书写、劫掠等动词义;魏晋时"抄"作为"钞"的另一种书写形式出现,至唐宋逐渐替代了"钞"的词义;宋代"钞"成为指代纸币的专有名词。     

文明史学:20世纪初“新史学”建构的知识谱系

戊戌时期出现的史学变革言论,是文明思潮在史学领域的表现,至20世纪初结出硕果:以文明史学为蓝本建构起一套新的知识谱系,完成对传统史学的革命。新史学是实现新文明的路径之一,欲真正理解新史学,必须站在文明视角。新史学的核心贡献并不局限于"历史是什么"的本体层面,而在于依托文明理论视角,初步建立起一个新的史学知识谱系,其主要逻辑架构可以概括为:为什么要书写历史——书写什么样的历史——怎样书写历史。新史学不仅致力于实现历史书写从"眼光向上"到"眼光向下"的典范转换,而且尝试用"人类——世界——国家——社会"这一清晰的层级结构,来取代"天下——王朝——社会——家族"的传统书写模式,并由此带来扩大史料范围、跨学科治史等一系列史学方法层面的变革。     

浅析德里达视野中的“书写”

“书写”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一个关键术语。他将书写视为语言之根，以此反叛语音中心论，主张一切都是书写；并以无意识中的心灵书写开启语言的自由的生命力；他进而透过有形的语言，进入无形的语言世界，以“总书写”来命名那种无形的宇宙的根本推动力。以其书写理论入手，德里达展示了解构主义冲破一元中心传统的力量。同时，德里达围绕着书写与书既相斥又相依、既悖离又返回的关系，完成其自我解构。这种自我解构策略，正是我们真正理解德里达解构观的重要途径。     

亚文化书写形式对中学课外写作的影响——兼议青少年“无厘头”写作

以词语再造、拼贴、戏仿为主要特征的亚文化书写形式借助网络等多种现代媒介通道迅速传播,青少年作为网络的主要群体,接触并运用充满游戏和反叛精神的亚文化书写。包括"无厘头"在内的亚文化书写形式在中学课外写作中不断扩散,在提高中学生写作自我意识的同时,使得中学生的写作出现语法不规范、狭隘、媚俗等问题。     

正面人物反写 反面人物正写——莫言小说主人公形象的书写策略

莫言是一个异类,他的小说创作颠覆了传统"正/反、好/坏、进步/落后"二元对立的人物书写模式。在他的笔下,好人不好,坏人不坏,人物呈现出复杂的生存状态,个性丰富且复杂多变。正面人物反写、反面人物正写,是莫言书写小说主人公形象的策略。这种书写,不仅反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主人公形象"高大全"的创作方法,而且颠覆了阅读想象和传统价值观。     

革命的祛魅: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书写是指新时期以降中国文学中关于中国革命的回望式叙述.这种书写极其复杂,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综合参与其中并共同影响了其形成和走向.一方面,传统的革命文化与当今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权合法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对其进行理性反思或将其商业化、市场化、娱乐化是允许的;但是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对之设立了程度不同的限制,因为执政党政权的正当性与革命文化之间仍然存在紧密联系.本文梳理了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的四种基本模式和四个发展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启蒙时期历史修复主义模式,80年代后期的倒退式书写,90年代以后出现的戏说式革命书写,以及最新出现的宗教忏悔式革命书写.     

“启蒙”视野之外的人性诗学——试论苏童小说中的性别书写

在当代文坛上,苏童是一个在性别书写上颇具特色的作家。他对女性命运的书写和对男性心理的透视各有千秋,但他的人性书写并不是建立在历史和现实的维度上,赋予人性历史的内涵;也不是建立在对人性形而上的追问中,赋予终极性的意义;他的人性书写是基于一种对性别和命运的日常描述,并从个体生活的变迁中透视人生百态和宿命种种。他跨越了新时期文学以来主流的"启蒙"叙事边界,关注那些身处历史之流而背对大历史的个体,在还原部分民间生存真相的同时丰富了文学书写中"启蒙"视野之外的人性诗学。     

史的回顾与批判:传统历史书写中的女性与传统女性的历史书写

从史学史的角度探讨性别制度对于古代史学的影响是当今人们较少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包含两个视点投射视角:一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历史书写视角下建构的妇女形象;二是少数的女性历史书写者视角下展现的妇女。古典时代的历史学,从来就不是一个性别公正的场域,其对于女性的排斥,早已从一般观念外化而成为了社会性别制度,并深刻地渗透到历史书写当中。占据社会话语权力的男性,不仅决定了古代史学史上历史书写中构建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也规训了在当时社会性别制度下的女性的历史书写。回顾、分析古代史学史,历史知识生产的文本书写,一直是男性话语权力与知识相互勾结支持的体现,无论是历史书写中的女性,还是女性自己的历史书写,我们都会看到权力与知识相互"勾结"所建构的对于女性从身体到灵魂的完全的规训与控制。传统社会的男性在"知识"的支持下,攫取了对于女性的控制权,女性则在"知识"支持的权力压抑下,让渡出自己的权益,在历史书写中将性别价值泯灭,只是其表达价值一如男性。认识传统史学史中非公平的性别建构,有助于我们认识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     

初唐歌行的都城书写及其诗歌史意义

初唐歌行呈现出大量的都城书写,其书写模式主要可分为三种,运用散点透视的手法描写两京都城的建制和建筑景观,记录两京都城中的文化生活和都城意象的书写。其中,记录都城文化生活多有采用"公子""娼妇"对写模式,浓缩化的都城意象书写则扩大了都城的文化内涵。这种书写受都城赋的影响很大,同时也与统治者的喜好、宫廷诗的影响及京都生活时尚有关。在这些书写中,诗人们将两汉以来都城建制中天人合一思想转换成宇宙意识,推进了唐诗时空意识的思考。都城书写中也富含诗人们的盛世想象和英雄怀才求志的抒写,是诗歌盛唐到来的重要准备。同时,也影响了其后的歌行创作。     

情归革命的红色恋曲——论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中的爱情书写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红色经典"是作为其主流文化资源而存在的。本文以"红色经典"小说中的爱情书写为个案,探讨了当时这些文本在政治夹缝下对爱情的处理策略,由此推及十七年时期爱情书写的时代特征。从而展示了文学书写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     

台湾“雾社事件”的日本文学书写——战后至今的文本研究

1930年台湾少数民族发动了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武装起义,史称"雾社事件"。在战后至今的70余年中,日本文学者从未间断过对"雾社事件"的文学书写。从战后日本对台湾殖民侵略的历史认知看,此类文学书写表现出从维护殖民主义话语到反省和批判殖民主义话语、从片面地叙述历史到重述历史语境、从独语到对话的发展态势。     

"自然书写"的"诗人之诗"——泰州学派重要代表罗汝芳诗歌研究

罗汝芳在诗歌创作方面,无论从思想内容的深度广度还是创作技巧的精致与精湛而言,都远超其泰州学派前辈,堪称"诗人之诗"。受其哲学观影响,他在诗歌中大量以自然为描写对象,歌颂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但最终指向的却是主体人,"自然书写"成为其诗歌内容的最大特征。而且其在创作时遵循自然地书写原则,作自然的诗,自然地作诗,诗歌风格圆浑自然。     

20世纪80年代的魔幻化书写及其局限——以扎西达娃的小说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的魔幻化书写,主要体现在一些有关西藏题材的汉文小说中,以扎西达娃的小说为代表.魔幻书写是激活西藏题材小说的十分有效的方式,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一,过分追求神奇现实,为魔幻而魔幻,以致走向了猎奇、志怪;其二,有关西藏的魔幻化书写,满足了内地对于西藏的想象,实质采用的是一种"外部人"视角,而非来自"内部人"的发言.魔幻书写的奇观化视角,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西藏题材的小说应有的丰富性.     

诗与真: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与电影呈现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既需要客观的"科学式"再现,也需要借鉴艺术的诗性建构方式.艺术能够以一种极为独特而敏感的方式洞察、反映现实.历史书写者要怀着真情实感去书写历史,才能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可以在遵循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追求艺术呈现的多元化.历史书写中的诗性建构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历史事件进行随意书写,而是要以遵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与公认的价值判断为边界与底线."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历史的诗性建构有助于实现历史阐释的增殖,有助于更好地达成一种更为丰富而鲜活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