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及其超越

讨论同情或怜悯这种情感及其相应的德性，可首先把同情这种情感置于道德概念图景中，经由批判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即由玛莎?纳斯鲍姆发展出的一种亚里士多德版本的观点，转而支持同情作为情感的非认知性概念。由此可以勾勒出另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解释。同情之德性与其他德性的关系由此得以展开，同时也播下了同情之实践意义的怀疑种子。     

目的论视域下西方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嬗变——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伦理学为学术资源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两位伦理学家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却是"形似而神不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目的论观念与德性伦理天然结合,以善为纽带相遇在宇宙自然和人类生活之中。但在康德这里,目的论思维与德性论却呈现出变异改造的景象。于是,古希腊以来的德性传统在结构模式、价值根基、幸福追求等多方面发生了嬗变,一种以善为最高价值追求的德性伦理形态渐渐退隐,逐渐让位于一种以应当为至上目标的规范伦理形态,悄然改变了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发展样态和行进轨迹。     

当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

20世纪后半叶英美伦理学界兴起了一股德性伦理学思潮,德性伦理学主要批评以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规则伦理学,标榜古代德性伦理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复兴。关注点从行为的正当性规则转向人如何在共同体中实现美好的生活。同时德国哲学界以阿伦特和伽达默尔为代表受海德格尔启发,也致力于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从社会交往层面理解实践,并且强调实践的合理性不同于技术合理性。这些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虽然形态各异,但有着共同的倾向,这就是对于现代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泛滥的批判,对于现代个人主义膨胀导致的诸多弊端的批判。力图借鉴古典资源审视当代社会,呼唤实践智慧引导人们在共同体的伦理生活中追求完善和幸福。这表明古代经典思想在现代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论莱布尼茨的伦理思想

莱布尼茨的伦理思想在现代启蒙伦理的发展史上具有一种明显的过渡性质,他试图通过理性的形而上学重建伦理的最终基础,但是在思想中又留下许多经院哲学的痕迹;他与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英国经验哲学不同,在伦理学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幸福论伦理学的许多论题,但又不是从德性论而是从法则和义务的概念出发,甚至把所有伦理的东西归结到作为最高立法者的神圣意志上。他的伦理思想的大部分内容都被康德所继承,而他的旧形而上学却被康德所摧毁和改造,但无论如何,前康德哲学的最重要努力在他的思想中找到了核心。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辨析——基于品德养成的视角

品德的养成是人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的重要环节。这个环节不仅有赖于通过道德推理所获得的道德认知,更重要的是有德行的人应当乐于将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从作为行为逻辑的实践智慧、作为情境逻辑的特殊主义和作为内在驱动的道德情感养成三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将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者加以结合以培育公民良好德性的综合性的道德养成方案。     

试论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对“德性”的解释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一种品质,它是一种恰到好处的中间性,分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康德认为德性乃是有限的存在者,例如我们自身所能希望获致的最高的道德状态。两人对德性的解释异中有同。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好人”与“好公民”:一个政治伦理难题的亚里士多德解

对于好人与好公民能否兼得这个千古政治伦理难题,亚里士多德的解答具有典范意义。他认为,在最理想、最优秀的政体中,好公民与好人都具有同样完满的德性。现实中的公民很难都成为好人,但至少可能成为一个对城邦的美好生活有所贡献的好公民。然而,在现代政治实践中,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德性很有可能变异为绝对主义政权中的臣民服从德性。这种德性要求政治共同体成员对国家权力表示绝对的认同与服从。变异的古典公民德性理论与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诉求是相悖的,使得好公民与好人出现悖谬。有必要在现代道德底线意义上重申好人的德性,从而使人们对绝对的国家权力保持怀疑和警惕,避免陷入失去道德信仰的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困境。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德性构建方式差异之探讨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虽然都是德性伦理学,但双方的德性构建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思孟学派采用了辩证思维,认为德性是人先天本有的,注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情感的基础作用,而亚里士多德采用了形式思维,认为德性是人后天训导和培养的,注重人的外在道德行为和理性的指导作用。此外,双方的伦理学与其形而上学、政治学的关系也不相同,体现了统一与基础、合一与分离的特色。     

众善相争 德性为上——亚里士多德“德性至上论”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的复活

康德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区分和界定,认为实践哲学就是以超感性世界的规律、以人的自由意志及作为其规定根据的先天理性命令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但康德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继承,不仅仅是“概念”上的继承,而且还是对作为后者的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灵魂的“德性至上”原则的贯彻和继承。     

德性与规范并重:从康德道德学谈青少年道德人格培养

伦理学界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争论也使得道德教育界对于应该如何进行学生道德人格培养的途径出现了各执一端的局面。从康德道德理论的重新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将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进行统一的努力方向,而这种理路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思路,即:道德人格的培养应该可以是外在规范与内在德性并重的过程,规范主义中包含着德性精神,而德性也可以是包含规范的德性。这种机制对于更加全面与综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人格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与效用。     

德性伦理学的情感主义路径--休谟伦理学析论

休谟彻底抛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真理观,将道德的是非标准建立在人类情感需要的基础上,开创了德性伦理学的情感主义路径。这种伦理学认为,同情是德性区别和形成的源泉,以情感为基本内容的道德德性的进步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基本趋势。休谟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现当代伦理学的发展。通过其与其他伦理学的比较,有助于理解当代西方主流伦理学的局限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伦理学发展的未来走向。     

论西方德性伦理的缺陷及其现实发展

德性伦理也称美德伦理,其传统始于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使古希腊的德性伦理思想发展到了顶点,成为古希腊伦理的根本形态。而在近代由于其本身不能克服的缺陷而开始被规范伦理所取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得到了复兴,大体上表现为三个不同的形式:"一是所谓的共同体主义式的变形;二是所谓普遍主义的变形;三是所谓明智论的变形。"它们分别以麦金太尔、努斯鲍姆、麦克道尔和伽达默为代表。但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在今天这样一个以个体为基础的社会中,它不能作为主导的伦理学理论来指导我们今天的行为。     

西方德性论道德形态的精神哲学阐释

西方德性论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多元理解样态,构成德性论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以一种形态学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来总体考察德性论,更能发觉德性伦理精神自我发展和演变的内在有机生命及其所形成的道德形态气质。在道德世界中,德性论存在的全部努力在于面对道德世界的基本问题,将自然形态的个体自我提升为道德形态的主体存在,和谐地解决道德与自然或幸福之间的现实同一。然而,不管是对于亚里士多德式抑或康德式的德性主体来说,这都是一项永远有待完成的道德任务。     

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观及其现代意义

"自足"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是判定幸福与否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来意义上的"自足"强调以自身为目的的完满状态,但"属人的自足"离不开外在善的支持。与柏拉图、犬儒学派、庄子以及康德自足观相比,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观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他主张在城邦的共同生活中积极奋斗,实现人生的自足、幸福。在物质方面过度消费、精神家园失却的现代社会,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观启示着现代人探求幸福的路向:在拥有中等财富的基础上,追求严肃而有闲暇的沉思生活,抑或第二好的合乎德性的生活。     

康德哲学视域下亚里士多德的不能自制问题

亚里士多德从知识论的角度分析不能自制的现象,认为不能自制者缺乏"最终的小前提",不能得出理性的结论。他的分析无法解释严格意义上的不能自制以及不能自制者的心理冲突,引起很多争议。从康德的视角出发,不能自制者是在知道正确的选择的情况下,把感性欲望当做自己准则的规定根据。这种视角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隐而不显,开启了德性伦理学与义务论对话的新的可能性。     

义务论与德性论的视界交融——一种康德式的德性论

虽然在1797年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明确地将其伦理学称为德性学说(Tugendlehre),但作为一种典范性的义务学说,康德伦理学一直是当代德性论学者批判的靶的。本文认为这一批判主要基于德性与义务之间的人为对立,并进一步显明康德的德性学说纳入了德性论的主要结构性要素,因而不能被视为一种勉强嫁接于义务学说的德性理论。本文也指出康德的德性论开启了一种不同于古典德性论及其当代变式的德性论样态,并解释了两者差异的深层原因。文章并不只是对康德德性论的纯然辩护,而是希望通过展示一种与现代精神风尚更具契合性的康德式的德性论来显明义务论与德性论之间视界交融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