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一部缺乏历史和思想深度的作品

《牛鬼蛇神》是马原停笔多年后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多维空间的形式将复杂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生活的体验艺术化处理,构筑了马原的理想世界,也构成了马原小说的魅力与意义。不过,小说《牛鬼蛇神》在超越与突破马原前期作品的叙事技巧时,也暴露出艺术的贫乏。这主要体现在小说叙事的重复、小说缺乏历史深度意识的发掘与反思以及叙事时空的自我束缚与模仿等方面。这严重削弱了小说反映时代与现实生活的厚度与力度,使得小说缺乏本应该体现出的审美内涵。     

超验性文本下的先锋意义——再论马原西藏系列小说

马原在文本形式上的超验性,表现在元小说的叙事技巧、第二人称叙事等,评论界将之称为马原叙事圈套。从马原西藏系列小说超验性文本形式下的内容入手,可将其划分为藏文明的入侵者、自由虔诚的守护者、和谐的文化共存状态三个内容层面,由此可以分析马原西藏系列小说内容上的先锋意义。     

论马原小说中的形式干预

马原小说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为形式技巧的游戏.其小说之所以有奇幻感,不仅因其内容,更因其叙事技巧的独异,尤其是其形式干预的别出心裁.这类形式干预主要表现在跨层干预、超叙述干预、反讽干预和超文本干预.     

流浪与孤独:柔石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柔石是著名"左联"五烈士之一,创作艺术颇为独特,其作品散发浓厚的悲剧意识,风格悲怆哀婉。其笔下更多关注知识分子的精神性悲剧感受,体现作家对生命价值的思考,这使其创作与当时风行的革命叙事倾向相违背,在一定程度厘清革命主题对人本体的遮蔽,作品因而获得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本文试图从流浪与孤独两方面来探讨其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内质。     

娱玩、逞才、托寓:唐小说精怪聚会赋诗叙事探析

在唐代小说与诗歌关系的主题上,一系列精怪聚会赋诗文本的叙事形式和修辞所形成的游戏色彩和谐谑氛围值得注意,其彰显出小说文本所流露的娱玩、逞才之意,然在鲜明的"兴趣"倾向之外,此类小说叙事实为唐代文士生活的投影,隐然反映出文士对文坛现象和政治环境的评议,以及自我处境的感叹,实以谐隐修辞体现托讽的意图,从而深化小说文本的情味和意蕴。     

传统的回响——张爱玲小说与中国传统戏曲关系考简

张爱玲小说善于套用传统戏曲的命名、用语来营造小说气氛和氛围，或隐喻或颠覆或象征，借用传统资源．表达现代主题。小说题目、主题、人物塑造上都具有戏剧化倾向。戏剧元素的借用强化了叙事效果，人生如戏的认知，更突出了张爱玲作品的悲凉色彩。     

先锋小说的叙事特点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小说领域以马原为首的先锋小说作家进行了一场叙事革命,他们在实践中完成了中国小说由＂创作＂向＂写作＂的转换。通过对余华、格非、苏童创作的分析,力求阐释中国先锋小说叙事革命的特点：开放时间、感觉的叙述方式;临界叙述;抒情风格。     

论生态批评的阐释功能——兼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不足

生态批评的阐释功能主要包括对文学文本内容的阐释和叙事形式的阐释两个方面。关于生态批评内容的阐释,批评家虽然要以生态意识重新观照中外文学经典,但更要关注的是立足中国现实写作的"生态文学";关于生态批评叙事阐释,应该认识到小说叙事形式本身也有其独特的意义,是"有意味的形式",应坚决反对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运用的"语言工具论"色彩,要更注重对小说叙事形式的打磨,以促进中国生态文学的健康发展。     

又一个“圈查”？——也谈马原小说的“思想意义”

马原是先锋小说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其作品自产生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但这种关注是失衡的，即学者们大多只看到了马原小说中形式因素的变革，而对其思想意义的阐释一直显得不够全面、不够充分，即使有的论者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对它的阐释也是有缺陷的。本文试图通过辨析以往学者们有关这一问题的代表性观点，找出马原小说思想意义的确切所在。     

《辨疑志》与小说志怪传统

中唐陆长源的小说集《辨疑志》,批驳怪诞虚妄之说,是对当时流行的小说志怪主题的否定,但其写作意图又是来源于小说实录"阙史"的传统。《辨疑志》的叙事结构同样体现出对志怪类故事的批判倾向,又以逆志怪的形式带来志怪小说"惊奇"式的审美感受。《辨疑志》的批评对象是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盲信,这是中唐士人理性精神在小说写作中的表现。它对小说志怪传统的继承和反拨,与士人学风从六朝到唐代的转变密切相关,透露出唐代志怪衰落和小说转变的一种思想动因。     

守望和谐——论袁仁琮小说的价值取向

侗族作家袁仁琮的小说创作有明确的价值追求。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界，前期的作品一体化的痕迹比较明显，后面的作品则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尽管九十年代后作家的创作环境宽松了，但袁仁琮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他的小说中，他关注弱势群体，致力于社会和谐，严以律己，脚踏实地地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奉献才智，自觉地充当着和谐社会守望者的角色。     

沈石溪动物小说的艺术特征

沈石溪依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和亲身经历,合理大胆地运用想象、联想进行创作,其作品融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加之独特的叙述视角、圆形动物形象的塑造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因而其作品充满了艺术的感染力。     

《会真记》与《左传》——兼论元稹传奇创作的动机

《会真记》与《左传》的相关章节不但情节相似,而且文辞也相同;元稹早年明经及第,从他准备考试的科目来看,内中很大可能就有《左传》。综上理由,元稹的《会真记》与其自身经历无关,而是其学习经学以备科考时,依据《左传》所作的读书心得,故文中的观点以及思路均依《左传》展开。元稹之所以特别选择《左传》,又缘于该书在唐代中期的特殊影响。《左传》关乎唐代中期的新《春秋》学、古文运动,元白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发生。因之,元稹创作此文又有着自觉的政治创作动机。     

岁月如歌 记忆似帆——长篇小说《汤汤金牛河》师生谈

《汤汤金牛河》是作者知青生活的记录，作品采取连环式结构，具有散文化的特征，塑造了牛汉国、姜阿翠、麻大哥、黄书记、大老李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透露出人性的丰富，延续了沈从文的抒情诗性传统，力图写出艰难时代中的人情人性。     

论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不在场”的叙述方式

马原的先锋小说代表作《冈底斯的诱惑》显示出独特的叙事方式,使得读者和评论家对小说的解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冈底斯的诱惑》中采用了＂不在场＂的叙述方式,通过虚构、混乱、感觉缺失等语言技巧,表达马原竭力走进西藏却又不能理解西藏的焦灼,彰显了马原式的先锋特色。     

历史、媒介与文学叙述：新生活运动的两副面孔

以新生活运动自身的两面性,及其在不同文本中的不同形象出发,可考察历史事件在不同媒介中的不同叙述。具体则通过对罗明佑的电影《国风》与沈从文的小说《长河》进行细读,来探讨媒介、叙事立场等因素时历史叙述的影响：罗明佑与沈从文叙述之间的差异,除媒介的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二人所处历史位置及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之间的差别。罗明佑是电影这一现代都市娱乐业的介入者和推动者,他既有对现代都市景观的迷恋,同时又有对政治政策的妥协,叙事因此出现了内在的裂痕;与罗明佑从反对都市文明的立场理解新生活运动相反,沈从文将新生活运动本身理解为一次现代化运动,他从乡土文明的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质疑和讽刺,却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现代生活的憧憬,这种矛盾性与其对民族重建方式的思考有关。而新生活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及叙事中的矛盾,也为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传统一现代的二元思维模式提供了一个有效媒介。     

"淡中有味,飘而不散"--汪曾祺小说的艺术魅力

汪曾祺是一位连接现当代文学的作家,20世纪40年代师从沈从文,新时期发表大量作品,与废名、沈从文、阿成、贾平凹、何立伟等作家同属一脉。他的小说以疏散平和的观念、平淡的叙述方式、散文化的结构、简洁准确的语言和“淡中有味,飘而不散”的风格显示了一种成熟的小说文体的典范。     

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来华,通过潘庭筠、李调元等人了解了袁枚的为人与作品。并将其人其诗引入朝鲜。朝鲜诗家非常关注袁枚及其诗论和创作,他们基本认可袁枚的诗坛主导地位．也很赞同其追求个性自由的诗学理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所受益。在诗歌创作方面,朝鲜诗家欣赏袁枚怀古诗的豪迈,同时也批评了其它一些诗作的浅浮绮靡。这充分说明．朝鲜诗家已经对袁枚有了相当成熟的认识。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积极接受与批评,是清代中朝诗歌交流史的重要一页,对袁枚研究的拓展及东亚汉诗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小说《边城》的诗性特征

研究沈从文诗体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特有的美学价值,用理论分析的方法,指出《边城》不仅是优美恬静的牧歌也是荡气回肠的悲歌,还具有哀婉迷离的挽歌意味。分析表明：沈从文确实是把小说当成诗来写的,其创作的写意特征与独具的美感在现代小说艺术中是独树一帜的,给同代乃至后作家树起了一个标杆。     

沈从文、萧红乡土“抒情”小说创作比较

沈从文和萧红的抒情小说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独立新帜,又有各自的特点。作为抒情小说,他们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淡化冲突和情节,并且放慢了叙事节奏。但在沈从文的笔下,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人性美好的一面,而萧红笔下的世界则让人触目惊心,这点也表现在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作品中流露的情感,沈从文的显得平和、从容、含蓄,而萧红作品中的情感则激烈、外露一些,他们对笔下世界的不同情感关照同时也表现在景物的描写上。虽然有这许多不同,但两人的作品都贯穿着现代乡村的“常”与“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