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宣城派

在清初地域文学兴盛的环境下,以施闰章、高咏、梅文鼎、梅庚为代表的宣城诗人树帜诗坛,形成区域色彩鲜明的宣城派,其独具特色的诗歌被称为“宣城体”。在清诗流派研究史上,宣城派长期被冷落、悬置。本文从宣城派的兴起、文学渊源的考察、“宣城体”特色的辨析三个方面,探讨宣城派的历史风貌和诗歌艺术旨趣,认为宣城派兴于清顺治初,康熙中叶后逐渐淡出诗坛,宣城派并非清初的宗宋派,其文学近源是明中叶以后的宣城风雅,“宣城体”具有诗道一贯、言之有物、醇厚为则、风貌朴秀、语言简净五大特征,与“神韵体”、“梅村体”一起构筑了清初诗歌的繁富景观,并影响着清代诗风嬗变的走向。     

桂林回族宗族的形成与特征

宗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地域、文化背景下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文章论述了清代以来桂林回族宗族的形成与特点,认为明代入桂的回回人世系相继不辍、人丁繁盛,桂林回族士绅阶层的形成及修谱建祠、设置族产、会族等活动的开展,是推动桂林回族宗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以宗族活动传承伊斯兰文化,宗族迁徙影响回坊兴衰,宗族功能的不完整性是桂林回族宗族的主要特征。     

南方宗族势力的复兴及其对法治秩序的危害

南方宗族势力具有宗族成员的单纯性;地域上的严密性和封闭性;宗族意识的浓厚性等特征.在社会生活中宗族发挥了以下功能向本族成员提供归属的精神家园,舒缓社会性紧张;互助;权利的保障以及组织公益事业等.与此同时,宗族势力的发展形成了对法治秩序的严重危害.     

民族地区残存宗族组织的现状剖析——以湖南永顺县羊峰乡青龙村土家族社区为例

以永顺县羊峰乡青龙村土家族社区为例,通过搜集青龙村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和村民口述的各宗族社会历史资料,经过古今资料对比分析发现青龙村的各宗族都有谱书或续修了谱书、组织了大规模祭祖、维修或准备维修祠堂、重组宗族组织,有的还选举了族长等,这些都表明青龙村的宗族已经复兴。在其他地域或民族中,这些现状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就这个意义上说,青龙村当代复兴的宗族不是孤立的点,它是全国宗族复兴的一个折射。     

明清时期潮商治理制度研究——基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

基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对明清时期的潮商商帮治理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发现,潮州地区强大的宗族文化和宗族地域化使得潮商具有宗族主义和同乡集体主义这两种信念,从而选择了一种综合血缘宗族和地缘同乡特点的商帮治理制度。此外,潮商通过宗教信仰、祠堂、庙宇和会馆组织来加强自身的文化信念,进而维持和稳定商帮治理制度的运行。     

宋代宗族观念庶民化与宗族的形成——以江西地域宗族为例

周代及秦汉时代,王室及皇室和豪族非常重视宗族,记述清晰,用之于祭祀及权力和财产的分配与继承;普通民众不讲究所谓宗族。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和婚配讲究是否出身名门望族,族谱修撰也未见于庶民。到宋代,文人士大夫将宗族观念庶民化,他们意识到普通民众树立起宗族观念的重要意义,认为通过祖宗的认同、血缘关系的串联、对先人重要事迹和优秀品德的弘扬和传承,可以使族人得到凝聚,在地方社会中可以形成一个有力量的群体,更有利于族人的生存。到南宋后期,北宋时代文人士大夫的庶民宗族观念被较多基层文人接受。以江西地域为例,在南宋后期,一些宗族进入了自觉的建设时期,即编修族谱、集体祭祖、设置族学和族田等。这表明南宋之后,庶民已重视宗族建设。     

宋明以来徽州血缘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强化

宋代以来至民国时期,随着徽州山区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徽商经营的成功、宗族社会的形成,以及教育、科举和文化的发达与繁荣,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逐渐揭开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的序幕,其中祖先中原的身份认同和谱系拟构即是重要的基础性一环。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通过不断纂修谱牒,强调"万殊一本"的理念,并在矛盾、对立和冲突中,建构和强化了祖先中原的血缘身份与宗族谱系认同,以标榜徽州宗族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和自豪感。这种血缘身份认同几乎无法与历史真实性达成统一,但它确实强化了徽州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维系了徽州地域社会的秩序,促进了徽州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唐代诗人与宣城关系考

唐代宣城诗风兴盛。唐代诗人与宣城关系密切,主要体现在本地及寓居宣城的诗人、任职宣城的诗人、游历宣城诗人、未至宣城而诗作涉及宣城的诗人等四个方面。这些有关宣城的诗作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     

我国少数民族宗法制度的不同民族特点及其成因探析

我国各少数民族古近代社会存在的宗法制度,既有族权、父权、夫权、神权等各民族共有的内容,也有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本民族的特点。我国少数民族宗法制度的不同民族特点,表现在宗族、家族制度与地域组织结合的不同形态,女性在宗族家族中的地位及其不同表现形态,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的不同存在形态、多种形态的继承制度及其性质四个方面。     

晋商家族制与徽商宗族制之比较研究

晋商与徽商都是驰骋近代商界的著名商帮.由于受不同的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特色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族群治理模式即家族制和宗族制.文章力图通过对两者不同的族群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发掘晋商家族制和徽商宗族制在背景、内容等方面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最终总结出不同的族群治理模式对晋商与徽商发展的影响.     

试析"新学"的近代意蕴

近代“新学”概念是与“西学”密切联系的,传教士首先用它指称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后来将它延伸到西学的各个领域。中国学者在与传教士和西方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西学并接受了“新学”概念。“新学”的近代意蕴是多重的,“近代新学”的确立即是以这些意蕴为依据。“新学即西学”确立了洋务派的新学形态,“即中即西”确立了维新派的新学形态。     

"三教合一"思潮与"三一教"——晚明士人学术社团宗教化转向的社会考察

晚明社会变迁与"心学"的兴起,导致了儒家思想界"三教合一"思潮的繁盛,并形成了一个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来的民间宗教--"三一教".这种士人学术社团的宗教化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晚明士人于自身生存状态影响下的一种异化式的解脱方式.这种转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对"三教合一"学术思想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成为学术思想深入发展的一个内在阻碍.     

金元以来豫北理学的社会化与宗族形态的显现

金元时期,北方战乱频繁,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但文化的传播却并未中断。在豫北地区,姚枢、赵复、许衡等理学大儒,以百泉太极书院为基地,进行理学的传播。随着豫北地区理学的发展,儒家礼仪得到进一步推广,当地宗族观念与宗族行为也逐渐产生。姚枢诸儒及其后世,亲身参与了某些宗族建设活动,并为豫北宗族在明清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宋代洪州分宁黄氏文学家族的形成

一个文学家族的形成,往往需要有文化积累、群体的文学活动与文学传承意识等方面的合力推动。对于宋代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洪州分宁黄氏文学家族来说,文化积累使黄氏家族文学的形成成为可能;群体的文学活动使黄氏家族文学得以形成,其中,家族成员间的唱酬交往形成家族合力,与家族成员外诗人的唱酬交往使家族文学向外扩散;而文学的传承意识,又使黄氏家族文学薪火相传。     

康有为“新学”与晚清“小说界革命”——兼及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康有为的“新学”动摇了传统文学观念赖以存在的思想价值根基,从而使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正统文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康有为从其“新学”思想出发对通俗小说的肯定与提倡,为通俗小说地位的历史性提升与士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与批评扫清了障碍,从而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乃至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闽台家族移民与保生大帝信仰的传播

保生大帝信仰从一个地方性的信仰，发展为一个区域性的信仰，主要依靠的是迁移扩散的传播方式，闽台家族移民在其中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各地保生大帝宫庙普遍存在着的从家族私祀到社区公祀的发展形态，使得家族移民的迁移扩散带来的不连接的信仰点或信仰小区，得以彼此连结起来，进而在整体上呈现出片状的分布态势。保生大帝在移民开发中的作用，超出了心理抚慰的范畴，而成为移民的一种“生存技能”，在促进闽台早期的开发，起着积极的历史作用。家族移民与保生大帝信仰传播的历史，在闽台地区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从日本出云的考古发现看中国越文化东播

文章分析了日本出云地区近年的考古发现,并以其出土的文物及民俗、信仰各方面与中国越族的历史、文物、民俗作了比较,探讨了日本神话中的'出云王国'与越人东迁移民的关系,特别是随着越人东迁而产生的越文化对日本蛇信仰之影响。这一切同时也表明,在汉代以前就已出现了中国越文化东播的史实。文章还对已往中日文化交流史尚未研究到的北九州以北、西日本沿海一带的古越人活动作了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族强盛的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源于同居共财的经济生活与保持优势的文化传统。     

关系扩展与家族制企业的持续发展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等社会学者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往往是同质群体内部的纽带,而弱关系则是不同群体之间的纽带。从信息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说,强关系是弱的,弱关系是强的;强关系之间存在的是人格化的家族信任,而弱关系的基础是非人格化的社会信任。所有这些观点,可以很好地用来解析家族制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在创立阶段应充分利用强关系,在发展阶段应紧紧抓住弱关系。     

农村寄生性家族势力的回归与整合

随着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因子的家族势力又回到农村社会舞台。回归后的家族势力与传统的家族势力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功能上已不具有完整的家族形态了,表现出较强的寄生性。家族势力的回归虽有着必然性,但我们必须分析其形态、效能,对其进行社会整合,以实现它与农村现代化的有效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