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澳门对外贸易的衰微

自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于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进入和租借澳门僦居后,利用澳门地理位置的优越和中国社会经济发达的有利条件,开展澳门——果亚——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的国际贸易。至明末五十年间,澳门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和东西方国际贸易的中转港。整个澳门港市形成,人口增多,商业繁荣。但是好景不常,到了清代,澳门的对外贸易开始走上衰微的道路。谓其衰微,是比较明     

张允随与清代前期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清代前期,在云南地方政坛上先后出现过几位有作为的封疆大吏,其中最主要的是鄂尔泰和张允随。三省总督鄂尔泰在云南大力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对云南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政治方面的建树,早已家喻户晓。而云贵总督张允随长期督理云南地方政务,在经济方面,建树颇多,历来却鲜为人知。今天,我们根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对张允随在发展云南地方经济方面的治绩进行总结和研究,给这位对云南历史发展起过一定推动作用的重要人物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是完全应该的,也是颇有益处的。     

清代前期的佐领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由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历时近三百年,它在我国历史上所起的统一作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八旗组织,是清朝统一全国的一根强有力支柱;而佐领,則是该组织的基本单位,又是这一单位首领的名称。它还先于旗制的建立而早已存在,经发展而导致八旗制的形成。探讨有关佐领的诸问题,对于加深八旗制度的认识,对于进一步研究清代政治,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本文拟着重阐明旗分佐领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特征和演变的情况。     

清代前期的扬州徽商

徽州商人在明清两代的商业中,占据很大势力,其经商范围遍布全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迂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又其迩焉者矣,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①徽商所经营的项目,主要是茶、木、质铺和盐,“茶叶(徽州)六县皆产,木则婺源为盛,质铺几遍郡国,而盐商咸萃于淮浙。”②其中盐业为其大宗,主要以两淮地区为基地,以扬州为经营中心。在徽州,外出经商“就食他郡者常什九”③而在外长年行盐的“大半家于扬州,”④入清之后,扬州竟“土著较流寓     

清代前期回族的经济发展

探讨回族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当时全国经济发展总的格局。清代前期有将近二百年的相对安定的环境,由于停止圈地、鼓励垦荒、兴修水利、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等一系列政策的施行,中国的封建经济逐渐呈现出由明清之际的战乱破坏到恢复和较为明显的发展的局面。回族的经济发展与此是一致的,散布全国而又善于经营的回族人,通过由元到明数百年的适应环境和惨淡经营,在他们所居住的地区扎下根来,并开始显示出富庶的景象,显露出开拓进取的活力。清代前期,统治者凭藉武功加强了对蒙古地区、藏族地区以及新疆和西南等周     

清代前期的山西商人

明清时期最有势力的商人是徽商和晋商,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是当时资财最富有者。因此,探讨有关徽商、晋商的问题,对开展我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是必要的。本文拟对晋商及其商业活动作一简单评介。     

清代前期的图书事业

清代前期上承明朝,下启近代,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它随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而带来了文化的兴盛。清代前期文化事业是中国封建文化中别具特色而有待于评述的。图书事业无疑地将是这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清代前期图书事业所包含的刊印、流通、典藏、整理与编纂诸环节考察,充分证实它所应占有的重要地位;但是,由于过去对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缺乏应有的研究与评估,致使这一领域较少为人涉及。因而,研究清代前期的图书事业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将对清代文化史,甚至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与总结都是有益的工作。     

清代前期的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是清代的一种重要制度。本文着重分析了入关以后清代前期八旗制度的发展变化。指出了清帝为维持、改组、巩固和扩大八旗制度所采取的若干措施;揭示了该制度为清朝统治阶级服务、压迫八旗士卒的阶级属性;阐明了旗人的斗争和由此而引起的八旗制度的松驰;论述了该制度对清代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对满族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肯定了在一定条件下它所起的积极作用。     

论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外贸易的特征

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对外贸易,不论是从贸易数额上衡量,还是从贸易结构上考察,抑或从贸易权益上分析,均未出现大的突破和进展,不仅持续入超、数额惊人,而且贸易结构畸形发展,作为农业国家,农产品输入数额巨大;作为贫穷国家,奢侈品输入数量过多;作为落后国家,机器设备输入比例太小。同时,中国对外贸易权益被外商控制,主要商品进出口以及辅佐国际贸易的各事业均受制于人,国人难以自主。     

历史上云南的对外贸易

历史上云南的对外贸易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云南就同中南半岛及南亚地区发生了贸易联系。随着中原内地王朝对西南边疆开发治理的深化,云南社会经济逐步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外贸易的地域范围也进一步拓展。先秦荆楚、巴蜀经由南中...     

清代前期广西藏书研究

入清以后 ,广西的藏书事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根据所见到的清代广西文人诗文集的材料及有关的方志材料 ,就清代前期广西的藏书情况 ,将其分为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和书院藏书等几个系统 ,对其作一简要介绍 ,并初步探讨这一时期广西藏书的特点     

清代前期广东巡抚考述

清代前期 ,巡抚已正式成为封疆大吏 ,其治绩优劣 ,实与一省之吏治民生、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本文对自顺治至道光前期出任粤抚之人选进行了历史考察 ,并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 ,对他们在稳定社会秩序、振兴社会经济以及盐政、粮政、开放海禁、开发矿藏、加强海防、严禁鸦片、遏制民间械斗等领域之施政得失 ,作出详尽的考察与评述。其正反事例均有借鉴意义。     

清代前期圈地问题阐释

(一) 清代前期土地问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土地兼并。清统治者在入关之初,不但进行了残酷的杀戮,而且还通过圈田的手段使土地集中在少数清贵族手中。 清初的圈占,首先是推行于近畿,以后扩展到山东、河南等省。在京畿一带的圈田,以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四府为最多。当时所圈占的土地,最高额达九十九万三千七百零七垧。如以一垧折合六亩计算,则为五百九十六万二千二百四十二亩。为数不为不大。圈占土地的方法大体如下:计量土地,以绳为准(单位)称丈地为“绳圈”。每绳42亩。“凡圈民地,请旨,户部遣满官同有司,率……员役,所至村庄,相度(由犬)亩,两骑前后率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垧,每壮丁分给五垧,垧六亩。”如果“圈内间有汙莱”,他们还要“更择他沃壤以偿。”     

清代前期的海外贸易政策

<正> 清代前期的海外贸易政策,长期以来被认定是“闭关锁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作一番分析和研究,则会得出大别于此的“有限制的开海贸易”的结论.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微观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清代前期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

清代前期,随着岭南区域经济开发的全面发展、随着手工业城镇和商业港市的兴起、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水运体系的建立,在这个独特的经济区域里,产生出了一个完整的商品流通体系——岭南市场。本文将对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作一初步考察。一、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总额和商品结构市场是商品供求关系的总和。没有商品供     

清代前期回族的政治地位

回族源流始于唐、宋、元,形成于明,发展于清,至咸、同间,云南、西北回族遭到空前浩劫,元气大伤。辛亥后,在恢复中有新的发展。元代回回人的地位,一般高于汉人。回回中的贵族、官宦、学者及商人活跃于各地,对于元朝的开国以及元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发展都有影响,同时,较优越的政治地位也有利于回回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元代海运大开,对于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回回人在经济上占有优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明代曾把回回称作“回夷”,这是带有侮辱性的称呼,同时也说明回回巳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而存在。明代开始时,回回人与蒙古人的地位有相似之处,由于北边蒙古军事力量的存在,为了以广招徕,明统治者对于归附和安插在各地的回回,既给他们以优厚待遇,又不放松戒备与防闲。明代的海禁政策,影响深远,中国同西方在发展上渐渐拉开了差距,勇于开拓的回回民族在经济开发上也深受闭关之害。到明代晚期,回族人巳     

清代前期牙行制度的演变

清朝入关以后,继承了明朝原有牙行制度,在此基础上予以补充和规范。康熙中后期及雍正、乾隆时期,中央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诏令和谕旨,整顿和治理全国的牙行,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牙行制度。牙行承充资格的规定是清代牙行制度的基石,贯穿于整个清代前期牙行制度变革的始终。清代前期陆续形成的牙行制度包括五年编审制、牙帖定额制、保甲制度引入牙行管理的同行互保制。每项新的牙行制度从提出到付诸实施都经历了较长的过程。     

简论清代前期的五台山藏传佛教

清代前期,因五台山独特的地理优势,博大而悠久的佛教文化和清朝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五台山藏传佛教渐至鼎盛。清初诸帝多次巡幸五台山;蒙藏高僧频繁朝拜;藏传佛教寺院数量、僧人人数迅猛增加;寺院管理制度日趋完善,为清初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前期天津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初年,清政府采取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如列商人为四民之一,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提出“恤商”,制止官吏对商人随意苛取勒索,废止匠籍制度,松弛手工业生产者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增加商品货物的生产与流通,允许一定数量的私盐煎煮与运销,允许运粮漕船揽载商人货物,统一台湾后又开放“海禁”,发展海上贸易。这使早在明代中叶即已兴起的天津商业恢复了生机,漕运的兴盛,特别是取消海禁带来的海上运输业的活跃,给因河、海运输而发达的天津商业注入了活力,不断获得新的发展。至清中叶,天津的商业有了进一步的繁荣,天津成为沟通南北方、沿海各埠与内地经济联系的重要商业中心城市,在促进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