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任诞》看魏晋风度

通过分析《世说新语·任诞》,对魏晋风度的特点从一个侧面作一个简单的概括。     

从《世说新语》的人才价值观谈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在品评人物时有很大的重"才"倾向,其"才"的内涵有"治才"、"辩才"、"艺才"之分,其变异的轨迹大致是由社会功利性转向半非功利性,最后过渡到审美意义上."才"在六朝美学"魏晋风度"的形成中有重要作用.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颓风

自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把魏晋文章与魏晋风度概括为“清峻”、“通脱”之后,长期以来,人们多从正面肯定魏晋时代独立的人格追求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审美理想;然而就魏晋士风、世风来说,并不完全值得嘉许。从刘义庆（403-444）编撰的记录汉末至东晋的士族阶层人物的轶闻趣事的笔记《世说新语》中,不仅可以看到魏晋风度的积极一面,更可以看到其消极的一面,看到其所谓“清峻”、“通脱”后面的虚伪、颓废、病态与无奈。     

魏晋风度何为？

魏晋风度是一种死亡返出来的的风度，是文人的反常风度，主要是反儒家纲常伦理、礼仪名教行为规范之“常”。其表现为：一是自我麻醉式的欢乐和狂欢；二是个人行为和交往行为的怪诞。这种反常风度，其意义不仅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更重要的是揭示文明或“正常”对人的自然本性的限制、压抑和改造。魏晋风度也是一种艺术地表达人生的风度。     

《三国演义》与“魏晋风度”的关系探析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知识群体士族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种人格表现,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审美理想.这些名士崇尚自由,超然世俗,率真随意而风流自赏,既有儒家的修齐治平、胸怀天下的大我情怀,也有弃世独享、自我陶醉的道家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二者的适度互补,这为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点上来说,无论是三国诸书作者还是三国人物都带有魏晋风度的痕迹,其间,孔融是极具代表性的.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

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品评人物的一个常用术语,同时也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主要表现在魏晋士人的生活态度、对待事物的情感和情爱方面均有不同流俗之处,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就反映了魏晋风流的这些精神实质。     

器范自然的“魏晋风度”——以《世说新语》为例

也正是在现代生活困境的映衬下,"魏晋风度"便以它那种"器范自然"、"师友造化",即"模仿大自然豪华与严肃"的独特魅力展示了一种精神性的自然的生活方式的价值与境界!"魏晋风度"不独为一种人的风度、文化的风度,也更是一种源于"天地境界"的大自然的风度,是我们民族与世俗、与物质拉开距离的风度!这种生活方式典型地代表了古代中国人追求幸福的方式.     

从《世说新语》看刘义庆的文学思想

本文从《世说新语》的编撰体例 ,文体特征、素材的选择、人才观及鉴赏标准等多方面论述了刘义庆重道轻儒、重审美轻功利、重才情轻德行、重玄远澹淡、明秀清丽轻繁复芜杂的文学主张。     

魏晋风度与酒神精神

魏晋风度与酒神精神是中西两个不同民族孕育出来的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可以发现:它们所产生的社会环境及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是相似的,主要的不同点是在气质上。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的嬗变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魏晋士人的言行故事可以看到,从正始到东晋,老庄“物我两冥”思想、郭象的“独化玄冥”说和佛教“入不二法门”思想对士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的嬗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先秦至魏晋时期的方所介词“于”

商周时期的＂于＂通常作连动结构的后项,同时也可用于非＂去到＂义的动词之后,这意味着＂于＂逐渐虚化为表行为方所的标志,由动词转化为介词。＂于＂除了可介引具体地点的名词,还可介引表抽象事物的名词或形容词。正是由于所涉及的参与者角色的更换,使得具有典型运动特征的语义场中相关联的、有限的几个题元角色关系可以向其它更多的语义场转移。谓语动词的改变,是＂于＂语法意义变化的主要动因,此外上下文语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魏晋自传文学的嬗变

中国古代的自传文学,有一个由书籍自序式自传至诗文自传、由附属于正史子书到诗赋自传独立状态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在魏晋时期得以完成。子书类自序式自传和自传诗充分体现这一点。前者自东汉起便以突出自我为中心,而至葛洪《自叙》标志着纯粹自传的成立。后者由场景诗演变而来,自魏至东晋逐步发展,从蔡琰、嵇康至陶渊明,终于发展为成熟的自传诗。自传性是陶渊明诗、文的本质特征,他的创作标志着中国古代自传文学的成熟。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论魏晋之际“三不朽”的价值困境

"三不朽"作为儒文化的主流价值,经历了由隐而显的发展历程。羊祜身处汉晋之际,既秉承儒家传统,追求"三不朽"的价值理想,同时又因玄风的感染而探寻生命的终极意义,形成矛盾复杂的心态,折射出儒家"三不朽"的时代困境。正是这种矛盾及困境,赋予了羊祜岘山感伤及堕泪碑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     

魏晋禅代与司马氏霸府

司马懿凭借自身的政治才能、家族的力量以及朝廷大臣的支持,通过高平陵政变,建立起霸府,控制曹魏政权;经过司马师、司马昭的发展,终于由司马炎以晋代魏。司马氏霸府的规模经历了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司马氏霸府依靠架空朝廷、曹魏朝廷官僚霸府化、军政一体化等措施来发挥权力中心的功能。     

论王渔洋的魏晋情怀

王渔洋的诗歌及其神韵说理论一直是诗学界颇有争论的议题。本文打算从魏晋情怀入手,由人及诗,对渔洋本人及其创作、主张进行一番重新的审视,以求在此方面有所突破。首先是愤世嫉俗的思想。它主要集中在渔洋的早期,由于时代的关系,这种精神包裹得很紧,要寻其蛛丝马迹并不容易。我们姑且从他自号阮亭谈起。士取号渔洋在顺治十八年,此已见于《自撰年谱》(《入吴集自序》也提及),而何时号阮亭,不见记载。可以肯定的是士自号阮亭要比号渔洋来得早。顺治十四年,在济南大明湖诗人集秋柳诗社,赋有《秋柳四章》,一时和者颇众,他的表兄、至友徐夜…     

论魏晋玄学派系之别与阶段之分

本文首先以袁宏《名士传》之说为线索 ,把玄学分为正始、竹林、元康三个阶段 ,并指出正始玄学以老学为主 ,属老学系 ;后面两个阶段皆以庄学为主 ,属庄学系。复从学理的角度对这一观点加以进一步的伸述 ,指出正始玄学沿着以体摄用的理路 ,竹林玄学和元康玄学沿着以用显体的理路 ,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 ,使时代所关注的中心课题获得了圆满的解决。东晋时期玄谈虽依然很盛 ,但于玄理没有根本的创新 ,故不可视作一个独立的阶段。     

关于魏晋时期自然观的形成和对中国绘画影响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大变革的特殊时期,随着整个社会的重大转折,人的文化意识形态也会随之改变,玄学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转变的主要理论之一,它对中国文化中自然观念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催化作用。同时,也对中国山水画的开端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使处在萌芽状态中的中国山水画完全脱离了以前只作为人物画背景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