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涉罪群体性事件的刑事干预原则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政府和司法部门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如何处置附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行为是目前司法部门急需解决的问题。刑事干预涉罪群体性事件是刑法的功能和价值所决定的。面对附着在群体性事件之中的犯罪行为,刑事干预既要遵循一般的原则,又要根据群体性事件的特殊性,坚持罪行法定、树立范本原则,罪责自负、严格刑事责任范围原则,证据定罪、事实唯一原则和酌定情节效力最大化、轻重各当原则,以便为正确处理涉罪群体性事件提供较为正确的方法和依据。     

论农村人口流动视域下的农民政治权力保障

近些年来,大量农民以非户籍迁移的方式进入城市务工。这种大规模的非户籍迁移性质的人口流动给留在农村的农民和外出务工的农民的政治权力行使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首先分析了农村人口流动给农民政治权力行使造成的挑战,进而提出农民政治权力保障应遵循的实效性原则、便利性原则和渐进性原则,最后从农村村民自治制度调整、农民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和外出务工农民在务工地政治权力的保障三个方面探讨了农民政治权力的保障问题。     

试析政治伦理与企业伦理的关系——以三一重工起诉奥巴马案件为例

政治伦理关注权力,企业伦理关注市场。政治伦理与企业伦理的关系本质上是权力与市场的关系,政治和市场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相互影响、进行互动。权力的原则要求干预和控制,市场的原则要求自由,从根本上摆脱权力的控制,权力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要求市场保持对于权力的适当独立性。三一重工起诉奥巴马的案件表明,美国试图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安全化,以政治伦理来决定企业伦理,最终也不利于美国。     

权力制约模式研究

权力制约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原则。古今中外的政治体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权力制约方式,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发挥的作用不同,但总的结论是“对权力的制约力量来自此种权力之外的权力”。这种“权力之外的权力”可以来自纵、横两个方向。历史实践证明,纵向权力制约虽然具有局部的有效性,但从整个政治架构来看却容易导致集权,从而失去权力制约的终极功效;横向权力制约在人类民主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这种制约必须坚持对等对抗性、利益监督性、坚持法治等原则才能实现其有效性。     

论实质课税原则在税收规避治理中的适用

实质课税原则出于对经济目的和经济生活实质的考量，可以很好的弥补税法漏洞，有效治理税收规避问题。但是，它与作为税法基本原则的税收法定主义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适用实质课税原则予以课税，存在着税务机关权力滥用的风险，难免对纳税人权利造成损害。探讨如何消减二者之间的矛盾，保证在税收规避治理中适用实质课税原则不会对纳税人权利造成侵害、或至少将侵害程度降到最小，是本文所重点关注的问题。     

美国宪法诉讼中的政治问题原则研究

宪法诉讼是现代法治国家中制约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机制.但宪法诉讼也有其缺陷,要受到政治问题原则的制约.美国宪法诉讼确立和发展了政治问题原则的概念并界定了政治问题的范围,对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宪法诉讼产生了重要影响.政治问题原则根源于宪法兼具法律性与政治性的双重属性.我国宪法诉讼的理论与实践不应忽视这一重要原则     

马克思政治权力运作思想探析——基于马克思对1848～1851年法国政治研究文本的解析

马克思文本中并没有专门著作对＂权力＂进行论述,但对政治权力运作却有精彩详尽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他对1848年至1851年底法国政治的直接观感之中。对于马克思经验文本中的＂政治权力＂概念,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展开：政治权力的行动者、政治权力的行动空间、政治权力运作的政治后果、政治权力与制度化以及政治权力会不会作自我否定性运动。     

十八大以来司法经费省级统管模式创新研究

省以下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以来,根据省级统管主体的不同,省以下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可以分为省级司法部门统管和省级财政部门统管两种模式。两种模式在经费管理模式、部门整合程度、独立保障程度等方面各有优劣。受制于信息、效率、环境等因素,在改革试点中出现了两种模式融合的现象。作为司法机构与职能体系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部门也出现了一些整合法院、检察院内外利害关系人共同参与的组织设置。进一步深化司法经费管理体制改革,要更新理念,以更加尊重司法规律的方式加强司法经费管理的内部组织;革新机制,大力提升司法经费管理过程的开放性和回应性;拓展议程,着力构建司法部门与行政机关、权力机关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政府采购中损害公平竞争行为的认定

政府采购制度是一种制造竞争和利用竞争的制度 ,公平竞争是政府采购制度的核心原则 ,本文对政府采购中损害公平竞争行为的认定 ,有利于采购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最大程度地贯彻与实现公正原则。     

法治经济与法治政治——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启示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治经济需要相应的法治政治。法治政治由其精神要件、实体要件、实践主体要件构成 ;而法治政治的模式应该充分体现权力制约原则、人民主权原则和党的领导原则 ,有利于依法治国、克服权力腐败 ,有利于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优选之路应从简政放权着手 ,有领导有步骤的进行     

论分权制衡原则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美国宪法的创制与实施是建立在分权制衡原则之上的,这一原则在西方有着源远流长的理论传统,在实践上对于权力的约束亦有现实意义,对美国社会的稳定与持续发展更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在全面理解分权制衡原则的基础之上,借鉴其在美国法治实践中的得失,推进我国法治进程。     

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史和衰落史

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关帝国主义在全球的霸权统治正受到挑战,但他仍然借助其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试图统摄全球,建立起新的国际秩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殖民列强剥削、掠夺着亚非拉地区,但他们内部又因分赃不均而时常爆发冲突。在美国垄断统治的重压下,国际资本主义规则和美元被赋予了绝对权力,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并加剧了美国的全球垄断。基于此,一些人提出了跨国资产阶级理论,但其实质与“超帝国主义”理论如出一辙,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工人运动、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对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造成了威胁,亚非地区人民的反封建反殖民斗争冲击着帝国主义特权。多极化世界的加速崛起以及围绕新兴经济的国际合作的加强,必然会瓦解美帝国主义对世界经济的垄断,从而使其霸权统治走向衰落。     

论宪法审查机制间的交错兼容

普通法院、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三大机构模式可归结到具体审查与抽象审查两大审查机制分析框架之中,其在组织结构、审查程序、审查对象、判决效力上构造的不同实乃具体审查与抽象审查两大审查机制作用之分野,然而随着美国与欧洲传统上的权力分立原则陷入危机,三大模式已不能就其审查者究竟是在行使司法权还是在履行政治功能自圆其说,因此由宪法审查的司法性或政治性所带来的具体审查与抽象审查两大机制间的差异也渐渐淡去,在整体上呈现出一幅交错兼容的景象。     

美国加强在华势力的筑基的时期

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扩展，迟于欧洲各国及日本。一次大战后，美国在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加强活动，以增强在中国的竞争力。中国留美学生和美国“世界主义者”对这些活动也起了促进作用。美国这些努力为３０年代中美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从美国重返东南亚管窥美国对华政策

本文主要通过对美国重返东南亚过程进行剖析,从一个侧面窥测美国在冷战后的对华政策。东南亚处于亚太矛盾的聚合点,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美国重返东南亚过程中可以看出,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虽然时有变化,但有较强的连贯性。     

美国制度霸权的张力

随着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讨论美国霸权的衰落与新兴大国的崛起问题,考察美国在继续维护其霸权地位、应对外部挑战时所表现出来的张力就成为了一个新课题。美国制度霸权的这种张力主要包括霸权国对规则体系的支配力、体系应对挑战的补偿力,以及输出预期效应的导向力。新兴国家寻求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应对制度霸权的张力时要做好长期而有效的针对性工作。     

三权混合配置制度及启示——美国联邦独立管制机构为证

美国联邦独立管制委员会修正了传统的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是一个具有行政权、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独特机构,独立于美国行政部门。美国联邦独立管制机构的制度在美国兴起现象及其缘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混合配置及权力运行的限制,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对我国管制制度建立和完善有启示。     

论美国言论自由的核心特性

无论是政治言论、商业言论、仇恨言论．还是色情言论、猥亵言论、挑衅言论,美国政府和社会皆给予它们尽可能的法律保护,美国言论自由的核心特性就体现为对言论自由的高度保护。美国言论自由高度保护的制度体现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高度保护的确立源于英国压制言论自由的历史和美国本土的殖民地历史;高度保护的思想源于布莱克斯通和杰斐逊关于言论自由价值的相关思想;高度保护的基础理论为思想的自由市场理论和自由讨论公共事务论;高度保护的中心原则为内容中立原则。     

美国众议院选区划分及其政治含义

每十年一次的美国众议院选区划分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并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通过分析美国众议院选区划分的特点与政治含义,可以发现美国众议院选区划分不但是政党用技术操控选举的典型案例,暴露了美国民主政治的缺陷,而且对美国两党制的稳定以及选举政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2010年开始的新一轮选区划分对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尤为明显。     

尚未触发的“修昔底德陷阱”与美国对华政策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颇具改进潜力的理论机制,简单地批判和拒斥这一概念既无助于拓展对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也不符合对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现实的直观感受。如果用军备、冷战竞赛或者破坏性政策来代替战争作为因变量,"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更是能够具备相当程度的解释力。不过即使如此,利用该机制来分析当前的中美关系时,仍然要仔细审视这对关系是否适用于该理论的关键逻辑--美国对中国的实力增长真正地感到恐惧。从政治心理学中恐惧的概念出发,结合美国国内的相关讨论、政策表述和对华行为,可以看出美国目前并未恐惧中国,其行为更多是为了追逐利益和声誉,其整体对华外交政策以"碎片化"和"追逐风险收益"为主要特征。这意味着"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尚未在双边关系中触发。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主要变化是将"规范"中国的重点从政治和安全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更多是其对冲战略的重心调整而非"质变"。"修昔底德陷阱"尚未触发的结论有其双重意义:积极而言,不必夸大美国的制华政策,激烈的经贸摩擦并不必然滑向"新冷战";消极而言,中美关系仍然有很大的恶化空间,如果持续互动不当,还会招致更具破坏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