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

跨文化形象学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揭示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而提出"三组课题"。按三组课题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体系,可发现第三组课题留下的理论困境: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还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认,即使是用后现代的话语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质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他者,也最终会落入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的陷阱,因为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第三组课题出现的理论困境,将直接质疑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解构这套解构理论,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它可能否定了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文明之野蛮:东方主义信条中的中国形象

本文讨论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野蛮东方化问题:一、西方现代性在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中国的野蛮的东方帝国形象,使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认同的“他者”;二、该形象生成于启蒙运动晚期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形象被东方主义纳入“野蛮东方”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所谓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东方性”;三、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机制耐人寻味也令人生畏;四、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富于话语活力,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谱系不断,反思与批判这种想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与启蒙哲学本源。     

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为方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总序

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     

"我们的遥远的近邻"——印度的中国形象

印度的中国形象在历史时段上分为古代与现代,古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神话与信仰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中心与边国的对立等级关系是由佛教信仰确立的.现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性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同样成为边国,西方是中心,其差异与等级的关系是由西方现代性确立的.中国或者是与印度分享所谓"亚洲共同性"、"东方精神"的"东方兄弟",或者是在西方现代性世界秩序中,与印度竞争、对峙、排座次的东方对手,中国形象与西方形象同时作为他者,完成现代印度"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的双重身份认证.现代印度的中国形象包含着三层意义:第一层是知识论的,第二层是意识形态的,第三层是话语理论的.     

跨文化形象学的“东方化”问题

在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现念结构似乎左右着现代不同国家民族自我认同的想象秩序.日本、印度等在历史与地理、制度与文化上与我们有诸多关联的国家的中国形象,其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是这些国家、地区在现代性自我认同结构中"自我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叙事的一部分.关于亚洲国家自我东方化的讨论,包括三个相关的问题:一、自我东方化;二、去东方化;三、彼此东方化.这三个问题,是解析东方或亚洲国家的中国形象的关键.     

又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由答周云龙质疑引出的反思

"跨文化形象学"之所以出现,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有关。西方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中国形象的生成,到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中西方的话语霸权,时隐时现的始终是西方现代性观念与制度中的某种致命因素,即深植于西方现代性精神核心同体异构、相互关联的两种力量——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实际已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控,这才是隐藏在全球主义中转移病变的最危险的东方主义因素。如果以专业的方式"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那么,这种文化霸权既包括西方建构的,也包括跨文化移植的。就后者而言,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与它们的关系,构成21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它们的中国形象,构成它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风靡一时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或许能"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并不一定能"解放"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因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这一理论工具既未面对"中国问题",又未能解释"中国问题"。倘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前提与方法下进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至多是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它最终会误导"中国思想"迷失了"中国问题"。     

西方启蒙大叙事中的"中国"

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涉到西方现代性的本质、西方现代世界秩序想象的基本模式。西方现代的中国形象研究,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与启蒙哲学。西方启蒙大叙事中出现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主义帝国、野蛮或半野蛮帝国,是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的"他者"。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主导价值——进步、自由与文明的被否定的"他者",既能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象的基础,又能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     

文化符号与想象空间: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

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游览场所,它作为一个承载了多重文化意味的想象空间,成为一个具有包孕性的文化符号,一个构建中国他者与西方自我的重要文化场域,它不仅形塑了强大的西方文明形象,也形塑了西方视野下的东方形象。西方博物馆以集中、有序列的文明展览打破了晚清人凝滞的西方想象,并于潜移默化中带来了一个让晚清人自惭形秽、意欲思变的现实世界。     

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理论分析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展开。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是直接分析的对象,但研究问题却是个别形象在总体形象类型中的程序化过程。类型是跨文化形象学的关键概念,是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基本功能单位。原型表明形象谱系自身的继承与关联关系,是形象史中最基本的、超越个别文本与时代的、深入到集体无意识心理中的普遍可交流的领悟模式。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两种意义原型,为诠释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基本的意义模式,同时也对应着西方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跨文化形象学最终落实在文化心理深处富于表现力与创造力的原型上,关注作为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中国形象中包含的知识与权力及其体现在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跨文化交流的话语霸权上。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原型,分别指向两种"东方主义"。而两种东方主义两极之间形成的张力,赋予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特有的活力。这才是我们在"文化自觉"大命题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死刑立法比较研究

大陆死刑的法典立法模式要优于台湾地区死刑的综合立法模式。大陆死刑适用条件比台湾地区具体复杂,而台湾地区对80周岁以上老年人不适用死刑。大陆死刑适用范围远远宽于台湾地区死刑适用范围。大陆刑法中存在绝对死刑,而台湾地区刑法则没有绝对死刑。通过比较得出对我国大陆死刑改革的启示是：刑法修正案是死刑立法改革的良好形式;要探讨死刑适用对象的年龄上限;在立法上缩减死刑的适用范围;取消刑法中的绝对死刑。     

中国重新崛起现象研究兼谈“中国威胁论”

中国的重新崛起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新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壮大会对亚洲的稳定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形成挑战。我们在研究中国重新崛起现象的基础上,回应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的历史记录和当今的表现,均找不到足以支持“中国威胁论”成立的基础。追求绿色发展,实现绿色和平,树立“绿色GDP”观念,内建“和谐社会”,外构“和谐世界”是中国重新崛起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必须赢得当代中国进步青年——基于中共一大的分析与反思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壮大同中国进步青年息息相关。进一步分析中共一大代表的详细情况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青年、依靠青年和赢得青年,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必须培养青年、教育青年和引领青年,青年才能健康成长;中国共产党必须重视、吸引和争取青年知识分子,才能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进步青年息息相关、命运与共,必须加强二者的联系与互动,推动中国共产党和青年的共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的动力、经验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任务,同方法自身局限性的张力,成为其发展创新的动力之源.基于70多年的实践探索,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的科学发展,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服务党的中心工作的精细发展,坚持先进性与层次性、广泛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有机发展,坚持理论教育与自主教育、政治宣传与科学研究并进的系统发展.为回应新时代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时代新人的任务要求,需要注重方法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结合的协同发展、政治化与人本化相结合的融通发展、个体化与群体化相结合的互动发展以及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并行发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经验、导向及其下一步

积极树立、宣传和推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典型经验,对坚持这一活动的主流导向,保证这一活动的顺利进行并取得实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典型经验的作用．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典型经验与坚持这一活动主流导向的关系,努力探索、总结和树立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典型经验的方法及途径。     

民国时期唐继尧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政府的关系

民国初期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其实质即唐继尧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政府之关系。以往由于简单地将唐继尧归为军阀一类,对其与孙中山处同一阵线进行的西南护法、对孙中山西南军政府的支持及相互关系等有关问题的研究显得不足。作者在文本及档案资料基础上,通过对该时期史料的重新梳理与进一步解读,希图更全面地揭示出当时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复杂与多面性特征。     

王鹏运的词学思想及对临桂词派的影响

王鹏运在推动词学发展上,除了数量甚众、风格卓异的词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词学思想及其对临桂词派其他词人的影响。他以词体为尊,推重词的比兴寄托,倡导“重”、“拙”、“大”“作词三要”,重词之体格,讲求体格与声律二者并重,推重空灵而厚重的梦窗词,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临桂词派的重要词学理论《蕙风词话》的建构与形成,为临桂词派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时期我国政党制度建设略论

本文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共十六大报告关于加强我国政党制度建设的论述为指导 ,对当代政党制度发展变化趋势、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完善我国政党制度建设需要进一步处理好的“五个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深化新时期政党制度建设研究 ,对于从执政党制度建设层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具有不可取代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民国时期医学视角下的贞操观述评

关于民国时期舆论界医学视角下的贞操观,乃学界研究的缺失.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贞操的医学界说,集中在从生理和心理两个角度展开分析;第二,对贞操观的肯否认知;第三,提出正确贞操观的形成和实施举措.其所提出的见解与举措,在今天看来,仍颇有借鉴意义.     

东北抗日联军党建工作叙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东北抗日联军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战中,东北中共党组织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在政治建设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守人民立场;在思想建设中督促党员加强理论学习,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组织建设中发展壮大党组织,特别重视党员干部的培养;在纪律和作风建设中强调遵守党纪,对党忠诚.东北抗日联军的党建工作铸造了军队之魂,扩大了党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力,丰富了党的建设内容与形式.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重温东北抗日联军的党建工作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