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推定的逻辑与司法理性

刑事推定是在部分案件事实不能证明的情况下,依据逻辑关系或者司法理性,确定案件待证事实的过程。推定不是证明,但是,它是以控方的证明和辩方的证伪为基础的。从本质上看,推定不仅是一种逻辑思维过程,还是逻辑思维与司法理性结合的过程。     

情理推断与刑事推定的理论界分

情理推断和刑事推定均建立在一定的犯罪事实认定错误风险之上,后者基于刑事政策的明确要求,前者实际仍潜藏着刑事政策因素的影响。情理推断的关键要素是“情理”的真实性得到犯罪事实认定者的一致认可。与情理推断不同,刑事推定的刑事政策考量已经超出犯罪事实认定者自由裁量范围,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为依据。针对特定犯罪事实适用刑事推定,不必然导致真正罪犯被放纵和导致司法权力滥用、专横的问题。被指控方通过提出事实主张和证据或证据线索的方法阻却刑事推定,在责任性质上不同于证明责任中的“动摇责任”。如果被指控方因为具体刑事诉讼制度的限制而缺乏自行收集证据的条件和能力,即便其对于提出辩解事实主张和证据或证据线索具有相对便利性或专属性,收集和出示相关证据的责任也不应当转移至被指控方。     

论刑事推定的适用范围、条件与效力

近年来,由于对推定的研究缺乏深入,理论和实务上存在着将推定的适用范围不当扩大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刑事诉讼中尤其突出。然而,刑事诉讼＂公权行使＂的性质,决定了推定在刑事诉讼中应慎重适用。刑事诉讼中法律推定的适用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事实推定则应禁止适用。刑事推定的程序效力在于缓解证明困难和推进证明过程,实体效力在于增加证明对象和对证明责任产生影响。     

法律规则与法官经验交叉视角下的司法推定技术

法律拟制、推定和推论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推定作为法律规则既具有刚性的一面,又具有柔性的一面.从法官的经验和自由评断证据角度看,推定规则的确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构成对法官自由心证的一定限制和局部侵蚀,但仍为法官的自由心证预留了适度的空间.推定规则、推定制度是在更高层面上表现为司法证明过程中案件事实查明的客观性要求和法官主...     

论权利推定之必要性

对＂权利推定何以必要＂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最简单的逻辑意义上,可以分为如下两个步骤：第一,从权利本身之于义务、责任等相关概念的不可替代性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是＂权利＂的推定,而不可以简单地根据权利义务概念结构上的对称性而用义务的推定或责任的推定来代替权利的推定。第二,从人类理性的限度、法律语言的模糊性、规则的空缺结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要在某种程度上借助权利＂推定＂而不是完全求助于权利＂法定＂。     

论推定规则及其适用

推定是立法者或法官在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创设的一种法律关系,是推动案件事实证明的一种辅助工具。为避免夸大推定的作用,使推定规则得到恰当适用,必须对推定概念和适用条件进行界定。文章认为,推定的性质决定了其仅限于法律推定,不包括司法裁判者对未知事实的推论或推断,原则上也不存在不可反驳的情形。推定具有转移证明责任的功能,而刑事诉讼奉行无罪推定原则,这决定了推定主要适用于民事诉讼领域,因为推定不是证据,不可能满足刑事案件事实"确信无疑"的证明标准。     

论刑事推定与证明困难——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切入点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证明的困难限制了其实践操作性,引入刑事推定有利于破解证明困难造成的诉讼僵局。作为证据证明的补充手段,刑事推定在司法证明中具有可用性。但基于推定的或然性本质,应对事实推定的运用和法律推定的创制进行严格规制。推定处于实体和程序的交界处,证明困难的根本解决,有赖于借助推定这一视角反思和改进我国的刑事立法,拉近实体与程序的距离。     

浅析民事诉讼中的事实推定

事实推定是推定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运用民事诉讼原理,结合司法实践,对事实推定存在争议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研析。作者认为,事实推定的性质并不等同于推论,它是客观存在的,有必要将其视为推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推定不会影响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只是可转移提供证据的责任;应当严格规范事实推定的适用规则,从而使推定的事实尽可能与诉讼所追求的客观真实相符,防止法官任意推定。     

我国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法理基础与适用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是审判实践中争议较多的热点问题。针对夫妻工同债务,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在坚持"债务目的论"的同时,确立了否认共同债务的推定规则。推定规则的法理基础是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制,而非家事代理。《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所确立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不能脱离《婚姻法》第41条的规定加以适用,其在制度设计和价值取向上具有合理性。法官在适用该推定规则时应正确理解其适用前提,合理分配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同时应完善夫妻间的追偿制度和共同债务清偿责任制度。     

论刑事推定的逻辑与司法理性

推定是在部分案件事实不能证明的情况下,依据逻辑关系或者司法理性,确定案件待证事实为真的过程。推定不是证明,但是,它是以控方的证明和嫌疑人的抗辩为基础的。从本质上看,推定不仅仅是一种逻辑思维过程,还是逻辑思维与司法理性相融合的过程。     

无罪推定原则历史考察与比较——兼论我国应确立和贯彻真正、完善的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西方国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起来的一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目前世界上众多国家法律和国际条约己将其视为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无罪推定原则有其完整的理论内涵及内在要求,在我国建设现代法制文明的进程中,有必要确立和贯彻真正、完善的无罪推定原则。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

历史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经历了由诉讼主体到诉讼客体,再到诉讼主体地位回归的演变过程,其诉讼主体地位在立法上由禁止强迫自证其罪与沉默权、无罪推定及有疑唯利被告原则来保障。在我国,法律上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具有诉讼主体地位。但由于我国有关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诉讼原则和制度尚不完善,导致其仍然没有彻底摆脱诉讼客体地位。     

有罪假定和无罪推定优劣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从经济学角度对刑事诉讼法中一般使用的两种原则“有罪假定”和“无罪推定”进行对比分析,运用经济学原理分别对比其各自的利弊。有罪假定作为历史的产物,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弊大于利。无罪推定从法律上讲是历史的进步、文明的表现,但是,从经济学上看,并不能准确的衡量在此原则下的成本与收益。     

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

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出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     

刑法明确性原则:根基、标准及路径

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侧面,明确性是对刑事立法的一项基本要求,即立法者不得制定构成要件不明确、行为犯罪化的边界不清晰、法定刑幅度不确定的刑法规范.刑法明确性原则的确立,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多维基础.我国现行刑法离明确性的要求尚存较大的差距,为了贯彻和体现刑法明确性原则,需要改进立法语言、完善立法技术、规范刑法解释,以及建立刑事判例制度.     

完善国家刑事赔偿程序立法的探讨

《国家赔偿法》确立了我国国家赔偿制度 ,其中刑事赔偿程序法律规范占有重要地位 ,但存在不少缺陷 ,如赔偿义务机关多元化 ,赔偿机关权力过大 ,程序复杂繁琐 ,环节过多 ,缺乏配套立法等。应坚持程序公正原则 ,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原则 ,先行自由选择原则 ,强化司法救济原则等来完善国家刑事赔偿程序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