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的成本分析

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多元化主体中的重要一员,在社会协同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的过程充斥着各种经济或者非经济活动,涉及到一系列事实合同的签署或者委托代理问题。基于此,本文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成本及其结构,在把握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关系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提出了缩减协同成本的治理机制:健全组织内部治理机制、搭建协同信息共享机制、设立协同缔约履约协调机制、构建有效的低成本监督机制以及建立高效的激励机制。     

社会调节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调节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治理机制。社会调节作为一股独立的治理力量,为社会治理注入新的活力,社会调节中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各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功能,能够综合发挥社会调节的优势。我们应从全面理解顶层设计,明晰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边界,重点支持矛盾化解社会组织,推动居民自治四个方面充分发挥社会调节的作用。     

社会管理危机解决机制之完善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旧的社会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又随之出现,社会管理的内容也不断被更替,这就常常给社会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带来新的挑战,其中最显著的挑战之一是:政府不断面对社会管理危机的治理能力的考验。社会管理危机问题的普遍存在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政府对社会突发事件的有效控制能力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思考和研究。社会管理应当是政府及其社会成员(包括法人组织)共同的职责,由政府单一承担社会管理危机的责任是不符合现代社会治理要求的。所以分析和研究社会管理危机的解决机制是很有意义…     

协同治理视野下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完善

协同治理是伴随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协同治理呼唤建立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合作互动关系,而社会中介组织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治理主体,在政府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在协同治理的视域下,我国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完善,应当走一条以政府为主导下的官民互动合作之路径,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基于政府治理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的考量,社会协同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中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现实选择。所谓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是指政府出于治理需要,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并与社会一起,发挥社会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始终保护并尊重社会的主体地位以及社会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规律,并综合运用行政管理、居民自治管理、社会自我调节以及法律手段甚至市场机制等多种方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建立,必须通过制度强化、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实现,从强化向社会赋权制度、清除落后制度以及建立健全促进社会健康成长的支持培育制度等三个层面同步推进,并形成不同制度间的合力。而当各类社会主体日渐成熟后,它们必将推动政府转移更多职能,发挥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最终形成政府与社会间协同关系的良性循环。     

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功能阻滞及创新路径

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有助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伦理道德层次的提升、资源合理公正和高效配置以及我国公共政策的优化和有效.但现实中仍存在着社会组织社会资源不足,公益产权基础薄弱、政府管制苛严,社会组织独立性不强、社会组织专业能力缺乏,多元力量整合困难、对社会组织的监督乏力,公信力不高等问题.因此,要提升我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实效,必须遵循国情为本、政府主导、渐次推进原则,清晰区分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职能领域、协调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利益关系、合理界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责任关系、建立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信关系.     

“吸纳嵌入”管理: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的新路径——以浙江省N市H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例

当前,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与社会改革进程的深入,以及社会高度阶层分化所带来的利益多元化的新格局,政府面临的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垄断与个人异质性所带来的公共物品需求多元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对于我国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理论期望和实践要求。而在探索新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时,既有的理论成果提供了丰富的思路。"吸纳嵌入"管理的提出就是受到公民社会、法团主义、行政吸纳社会等理论的启发。它认为政府应通过"吸纳嵌入"环境的策略,获取稳定的外部环境资源,而社会组织则应通过"应嵌"和"回应"与政府进行互动交往,维持并发展自身。     

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目前财税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包括财政政策实施存在比较大的地区、城乡、组织类型差异、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不完善,税收优惠没有普及到所有社会组织等。今后财税政策需要在普惠性政策与重点支持政策做出明确的规定,对行业组织、事关社会和谐的团体、工会、妇联等社会组织予以大力支持,完善社会组织的法人治理,通过公开公平科学的政府购买服务,解决社会组织发展中的问题。     

社会矛盾化解中的政社“复合性关系”及其治理效能

专业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从根本上突破了党政系统独揽信访工作的传统框架,真正将政府与社会组织融汇于蕴含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的“治理场域”之中。研究发现,在社会矛盾化解这个“限制介入型”治理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非单一理论范式所能描摹。为凸显社会组织中立优势的策略性身份脱耦、肩负合法性赋权与行政调控功能的体制吸纳、渗透于治理行动中的政社协同互构,共同构成政社复合性关系的连续统及完整表达,如何进一步将政社间的“复合性关系”转换为社会矛盾治理的结构性优势,并充分释放其治理效能值得深入研讨。     

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重构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政府培育"强市场",到政府建设"大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治理模式趋于形成。要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当重任、成就大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确立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共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部分权力、职责和功能的合理让渡,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建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重构中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