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翻译的背后——离散经历对辜鸿铭典籍英译的影响

在浩如烟海的儒家经典中,辜鸿铭首先选择翻译的是《论语》和《中庸》,他的译本和其他译者(包括汉学家)的译本比较起来有诸多特别之处,他本人也在《论语》译本的副标题中表明他的是一种特别的翻译.在决定译文这种特别面貌的各种因素中,辜鸿铭本人独特的离散经历对他的翻译心理、译本的选择及翻译策略的采用起着关键的作用.     

"五四"以前的汉语白话欧化考察 ——以官话译本《天路历程》为例

一般认为,汉语白话欧化始于"五四"时期.事实上,在这之前就有了一些白话欧化的早期表现.官话译本《天路历程》被认为是这一表现的典型代表之一.通过与原作、《红楼梦》等传统白话作品及其他译本对比,考察官话译本《天路历程》连词、介词和第二人称代词的欧化现象,由此可以了解其作为汉语白话欧化早期文本的具体样貌.     

《孙子兵法》译史钩沉

《孙子兵法》是我国军事文化之经典,代表了中国传统战略思想。钩沉该书翻译史是其翻译研究的基础,学界现有研究缺乏对最新外语译本的关照,应用型、研究型文本与外语译本未区分以及外译情况与重要译本的介绍过于简略,因此,全面梳理该书在非英语世界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史具有必要性。《孙子兵法》翻译史有六大特点:其翻译是蔚为壮观的跨文化传播奇迹;外语译本问世之前,该书既已广为流传;其翻译与战争、国际关系等密不可分;译本类型与译者文化身份具有多样性;翻译史中多有转译现象,几种影响力大的译本多为后世译者所采用;中国人译本出现较早,但海外接受度有待提高。     

从《论语》两个英译本比较看翻译的文化转向

文化翻译理论在文化层面对翻译所作的反思可以解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的巨大差异,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对《论语》理雅各译本和安乐哲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分析认为理雅各译本是基于文化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语言翻译代表作品,而安乐哲译本是基于多元化理论的文化翻译典范。安乐哲译本的存在,证明了文化翻译不仅是一种构想,还是一种事实,因此有可能从安乐哲译本中寻求到文化翻译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     

《琵琶行》的许渊冲英译本中隐喻的翻译方法及美学效果

《琵琶行》是我国古诗歌中的经典,诗中大量使用的隐喻使其具有审美价值。《琵琶行》在文学上的崇高地位使得其译本颇多,然而对其译本的研究却不多见,针对译本翻译中的隐喻和美学效果进行的研究则更为罕见。本文通过分析《琵琶行》中隐喻的具体实例,试从隐喻的四种翻译方法及其产生的美学效果方面探讨许渊冲的英译本对诗歌翻译中隐喻的处理手法,指出隐喻的翻译是不仅仅是一个文字转换的过程,更是一个认知转化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美的效果。     

《简·爱》两种译本比较评析

《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上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名著,多年来深受读者的喜爱。《简·爱》在中国有多种译本,其中以李霁野的译本为最早与祝庆英的泽本最广为流传而深入人心。由于两个译本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各自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本文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两方面进行比较评析,并探讨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的运用。     

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

基于翻译文学经典作为文学经典的独特部分,既具有文学经典的基本特质,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品格,从译本的非唯一性、译本的变动性、译本的时代性和译者作用的独特性4个方面分析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以及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分析认为,上述4种品格的形成,离不开译者的参与和文学作品在异域的重生,正是上述4种品格与外在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翻译文学才经历着经典的建构与重构。     

文化翻译论下《红楼梦》中辈分群姓名之英译

《红楼梦》中的辈分群姓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但现有翻译均未能足够体现其文化内涵。目前较为完整而经典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本和大卫·霍克斯译本,都采取了音译法;杨氏夫妇译本采用的是威妥玛式拼音系统（同时附有零星附注）,霍译本采用的是现代汉语拼音系统。两个译本均未对《红楼梦》中辈分群姓名的丰富文化内涵加以呈现。基于文化翻译论,为有效呈现《红楼梦》中辈分群姓名的丰富文化内涵,可采用如下翻译策略：音译加附注（如脚注、尾注）形式;在辈分群姓名的音译旁附上其汉语姓名;在译本的序或跋中给出辈分群姓名翻译一览表,对其文化含义系统地加以介绍。     

《诗镜》梵-藏-汉文本建构史阐释

藏族《诗镜》迻译自梵文,它在数百年间经历了反复的翻译、解释、诠释和语内翻译过程,成为藏族文学的"创作指南"和经典文本,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诗镜学统"的译-述传统:通过翻译进一步阐释、创制是其成为藏族诗学经典的本体构建路径。传统翻译研究对"原本"的追求和自设边界,与哲学概念世界中追求的"去翻译化"形成悖论。本文探究梵藏翻译的《诗镜》不再是简单的翻译及原-译本二元关系,而是形成了"原本(原本注释本)"与"译本(译本注释本)"的结构,与原作者、原本、译者、译本、读者、创作者的六角关系共同建构了立体的意义生成模式。通过对《诗镜》翻译史的回顾,发现《诗镜》文本本身在梵文、藏文和汉文版本中承担了不同的功能,具有不同"信息传达"的期待视野,因此呈现完全不同的翻译策略,在各自语言中重构了《诗镜》文本的意义。     

胡适与白话文学运动

<正>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人们晓得胡适,那是从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开始的。在众多的关于胡适的争议中,分歧最少的大概也只有这个问题,然而对他在文学革命中的作用的估价却是有争议的。中国的白话文学非自新文化运动时起,更非胡适一人之提倡,它已有了很长的一段历史。如唐时翻译的佛教经典、宋元时的话本戏曲、明清时的小说等。清朝末年也出现了不少白话报,如《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宁波白话     

《圣经》官话和合译本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在《圣经》汉译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三次高潮,而晚清以狄考文为首的一批新教传教士及其华人助手主持翻译的《圣经》官话和合译本则达到了顶峰。其目的虽在于宣传宗教,然而由于《圣经》本身是极佳的文学作品,加上成功的白话翻译,因而在客观上奠定了它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其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发轫的催化和示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喜读拜伦《哀希腊》新译

<正> 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杨德豫译《拜伦抒情诗七十首》,包含有这位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名篇《哀希腊》。《哀希腊》本是拜伦长篇叙事诗《唐璜》中的一支歌曲,拜伦在这支歌曲中,借一希腊诗人之口哀叹具有光荣历史的希腊古国如今受异族欺凌宰割,激励希腊人民为争取独立自由而斗争。由于情感沉痛真挚,内容结构上又可独立成篇,历来引起人们翻译的兴趣。据笔者所知,早在清末就有马君武、苏曼殊的旧体诗译本;其后又有胡适的古诗歌体译本;一九八○年,暨南大学《世界文艺》杂志第二期又刊载了周流溪、李继声二同志的七言旧体诗译本。另外,梁启超在其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用曲牌《沉醉东风》和《如梦亿桃源》分别译了本诗的第一节和第三节。白话译本,据笔者所见,有解放后卞之琳、朱维基和查良铮的三个译本。卞译本为专译,朱、查译本则见于所译《唐璜》中。在文言译本中,马、苏译本文字之     

从圣经《旧约》诗集的三个汉译本看翻译标准

翻译中很多标准都对译本提出了"忠实"的要求。这种要求实际上是"忠实"标准在内容、语言和文体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的详细界说,与圣经翻译原则有内在的契合。圣经文学的经典地位要求圣经翻译也必须再现其文学价值。对圣经《旧约》诗集三个汉译本的文体对比分析发现,与其它两个译本相比,《和合本》内容忠实,语言通顺畅达,文辞古雅优美,基本上达到了严复所说的"信、达、雅"标准的较高要求,具有独立的翻译文学价值。     

多元系统理论下《飘》译本的对比分析

《飘》自从1940年被傅东华译介到中国以来,已有很多种不同的译本。通过对《飘》两种译本(傅译本和李译本)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虽然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决定了不同时代的译者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但译者的主体性也是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     

翻译中的异域经典重构——传教士《圣经》汉译的经典化策略研究

从唐朝到1919年《圣经》和合本的出版,传教士译者一直在为顺应中国的文化语境而寻找恰当的《圣经》汉译经典化途径,其翻译策略经历了全盘汉化、话语独立化和适度“道儒化”三个阶段。作为《圣经》汉译的权威译本,《圣经》和合本是传教士译者们经典化努力的结果,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译者权威化、文化和合化和译本文学化三个方面的合力。     

深得原意圆熟流畅——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赏析

林语堂的《浮生六记》英译本堪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经典译本,其翻译策略值得学习和借鉴。文章分析了林译的四大特色。     

从理雅各《尚书》译本看经典复译问题

理雅各《尚书》译本问世至今一直被奉为儒经翻译“标准译本”,然而我们仍可从中找到不少“遗憾”：有理解方面的,也有表达方面的,有拼写或文献标注方面的,也有结论方面的。这一事实再次证明：金无足赤,译无定译,经典永远呼唤新译本。经典复译不仅必要,而且有一些原则需要遵守。理氏《尚书》译本给我们的启示有：以“信”为本,调和“显化”和“异化”,拒绝过度“归化”,实行“合作共享”。     

从期待视野看《鲁滨逊漂流记》两个汉译本的译者抉择

本文以姚斯的期待视野理论为观照,选取了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两个时期的经典汉译本,通过分析不同时期译本各自的特点和差异,从词汇、句型和翻译的美学方面分析比较译者的决策,探究译者的期待视野与其译本呈现。     

《警察与赞美诗》两个中译本的历时语料对比分析

经典的作品一经译介,往往会有许多重译本.受译作产生年代、所处社会环境及译入语语言发展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同一著作的不同译本往往会有所不同.本文以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为基础,对《警察与赞美诗》两个中译本——李文俊和潘明元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兼探讨功能对等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和意义.本文尝试以这一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翻译文本和例句的分析,重点探讨两译本中选词、句式以及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及在翻译实践中的一些规律,力图从不同的角度丰富翻译理论及实践.     

曹靖华与《铁流》

《铁流》汉译本,出自曹靖华先生的手笔。他是我国最早由俄文直接翻译俄苏文学的“拓荒者”和“为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人之一。他是传播俄苏革命文学的先驱、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挚友、辛勤笔耕一生的著名翻译家和作家。他的译作《铁流》在我国现代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铁流》是名著、名译。我们所见到的三种译本都是曹靖华先生翻译的。《铁流》的第一个译本是1931年翻译的。最后一个译本重校于1971年(1973年出版)。这样一本经过同一译者多次修改、校订,而且从初译到最后一次重校历时四十年的译者是难得的,便于我们对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