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心态探析

从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看，群体心态在群体性事件中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在群体性事件中，群体心态在目标上指向同一，行动一致；认识上缺乏理性，轻信谣言；行动上易受传染，盲目从众；情绪上夸张狂暴，言行激烈。对群体心态的整合与引导，应做到：在事件潜伏期，要建立和完善社会渲泄机制，及时疏通群众中的不满情绪，排放社会中积累起来的各种冲突因素；在事件发生期，要及时疏导聚集人群、加强信息公开权威发布、震慑恶意破坏者；在事件平息后，要注重培育公民精神，强化公民意识，塑造理性、开放、宽容的群体心态。     

利益表达型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探析及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已进入社会结构重组、利益结构分化、社会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阶层结构断裂、利益表达机制缺位、政府管理能力滞后、社会群体心态失衡等原因致使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而其中绝大多数又以利益表达型的群体性事件最为突出,接连不断的群体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影响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症结。面对群体性事件的诸多负功能,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对群体性事件加以防范和治理。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与应对

随着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其中一些地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纠纷,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新诱因。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存在问题,探讨有效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思路,是当前摆在各级政府及广大环保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及控制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群体性事件的特征表现为,发生的数量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负面影响有不断恶化的态势、性质大多属于利益型.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断裂增大社会的张力和价值冲突;阶层分化加大相对剥夺感和分配不公感;人们需求增长与需求满足滞后之间的矛盾;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体制洞"现象弱化了群体性事件的控制机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控制机制主要为预防、预警和构建高效合理的社会控制体系.     

我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分析及对策

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其特征主要表现为：起因复杂,种类多样;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大量参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传播等。为使群体性事件能标本兼治,应采取以下对策：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建多元利益表达、沟通和民主协商机制;提高对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构建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体系等。     

论群体性事件中的情感差序格局与集群倾向

某些群体性事件以极其极端的形式释放出转型时期的社会阵痛。将情感作为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角度,借鉴差序格局的概念,通过情感差序格局区分出中心群体、边界群体和外围群体三个集群阶段,对群体性事件的情感演变和群体分类做一个初步的探索,从而为社会稳定建设研究提供借鉴。     

新媒介环境下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成因新探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持续高发,规模和影响都在增大,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2006年超过9万起……社科院2013年《社会蓝皮书》: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群体性事件变成当前最热门的话题——官方重视,学界研究,媒介关注,公众热议。本文在传播学视域探讨什么是群体性事件,为什么发生群体性事件以及如何解决群体性事件。     

规则与权变: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置中的政府责任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多是因利益问题引起的,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快速社会转型导致的制度缺失和规则失范使无规则的利益博弈不断挑战社会的利益均衡而引起的.作为转型时期的政府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面临着管理模式的转变,同样存在制度缺失和规则失范的窘境,同时由于作为利益主体参加利益博弈,行为也易变得无序和权变.这种情况使政府不能很好地处理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而成为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措施在于进行制度建设以减少无序、失范和权变情况的发生.     

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结构调整的特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类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增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何促使制度创新,创造群体性事件软着陆的有效机制,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是目前国内一些学者、专家关注的焦点。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民众心态变化

日本于70年代初步入大生产、大消费的"大众化时代"后,在经济生活至上的社会主流意识下,民众的心态及行为方式发生了消极变化。在浓厚的从众心理和群体取向,以及经济利益至上生活享受第一的日本社会结构中,形成了最典型的价值观念导向和大众心态造势吹起的泡沫现象。京都学派佐和隆光针对泡沫经济起因所指出的"投机资本主义的跳梁",以及浅田彰剖析其背景时所下的"日本孩童资本主义"的定义,才触及了其深层原因。     

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之特点、趋势及治理——政治信任的视角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个别地方政府面临的信任危机日益突出,一个突出表现是各种形式的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类事件具有非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对抗性不断增强、互联网推波助澜、可控性弱和代价沉重等特点,并且呈现出从心理能量到社会行动、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单一个案到连锁反应、从具体直接诉求到抽象间接诉求、从政府信任危机到政治危机等趋势.要想从根本上防止和治理这类群体性事件,必须以政府的转型促进政治信任关系的转型,以制度信任的重建保障和带动特征信任和过程信任的重建.     

当前社会心态问题及其应对

由于面临“前所未有”风险背景，焦虑逐渐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社会各阶层滋生底层认同心理，不公平感、“群体性怨恨”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应承担破解社会焦虑的责任，用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消解不公平感，用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消解社会底层认同心理，用畅通利益诉求渠道消解“群体性怨恨”情绪，建立有效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积极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六十年来我党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探索与启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要科学对待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保持社会稳定。从历史的角度,重新梳理我们党六十年来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无疑对我们党当前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利益保障视野下“群体性事件”的法治进路

当前,我国社会逐步形成了由多元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客体、多元利益意识与多元利益追求有机构成的多元化利益格局,该格局中各种利益交织共生,彼此制约影响,甚至产生矛盾冲突。由于解决利益矛盾的理念与制度缺失,多种利益矛盾的激化风险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由此催生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有效防控群体性事件的根基在于理清社会多元利益、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公民集体行动这三个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现实机理与逻辑关系,从而把握群体性事件的演进过程与症结所在,进而为预防与化解群体性事件找到法治思维进路,即以利益保障为要旨,将社会多元利益、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公民集体行动纳入法治轨道,把法治作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现代制度的秩序保障与支撑,赋予法治以确保利益的有效保障与公正分配的重要使命,通过法治精神的引领与法治秩序的规范,促进三个要素的法治脱胎于有机协调,构建法治关怀下的和谐利益关系,最终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控。     

探索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

化解社会矛盾是深化改革、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当前社会矛盾呈现出主体改变、群体性事件频发且燃点降低、诉求表达方式多元和非直接利益者参与度高的特点。探索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要正视矛盾、疏导民意、尝试运用新的组织架构,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完善诉求表达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情感逻辑：以DH事件为核心案例及其延伸分析

关注情感的机制是理解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视角。通过对DH事件的分析及延伸性讨论,本文指出,因表达不畅所致的弥漫性民怨及民众对不满的道义建构,使情感成为主导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演进的最重要机制。而情感之于群体性事件的逻辑性支撑主要表现为情感宣泄和情感管理,前者是针对权力外围和边缘地带的发泄,后者更为常态地支配群体性事件的过程,而情感表演则成为其中的核心要素,形构出与既有社会运动之情感管理不同的特色。形塑这一特色的是宏观非对称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它决定了当下的群体性事件不太可能转变为常态化的社会运动,只能是沿着传统与现代错综交织的轨道间歇性发作,以作为弱势群体对中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一种特殊回应。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从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逐渐走向自主创新。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以及庞大人口的东方大国,其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给中国社会学界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与资源。近年来学界所热议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中国经验"问题便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然而,相对于"中国经验"讨论的热闹状况而言,"中国体验"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其所蕴涵的独特内涵、分析路径以及方法论意义还不为学界所知。有鉴于此,本刊组织了四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中国体验"的社会学意义,以飨读者。其中,周晓虹教授提出,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王浩斌博士指出,将"中国体验"界定为"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是欲求为时代精神找到一种社会学的表述。使用价值观而不使用哲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使用社会心态而不使用传统的社会心理概念,是社会学对中国人文化与心理嬗变的独特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社会学表达。王小章教授以中国社会在制度(体制)层面、结构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化为分析背景,对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中国体验"的深层根据进行了剖析。成伯清教授提出,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即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     

关注“中国体验”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从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逐渐走向自主创新。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以及庞大人口的东方大国,其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给中国社会学界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与资源。近年来学界所热议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中国经验"问题便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然而,相对于"中国经验"讨论的热闹状况而言,"中国体验"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其所蕴涵的独特内涵、分析路径以及方法论意义还不为学界所知。有鉴于此,本刊组织了四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中国体验"的社会学意义,以飨读者。其中,周晓虹教授提出,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王浩斌博士指出,将"中国体验"界定为"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是欲求为时代精神找到一种社会学的表述。使用价值观而不使用哲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使用社会心态而不使用传统的社会心理概念,是社会学对中国人文化与心理嬗变的独特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社会学表达。王小章教授以中国社会在制度(体制)层面、结构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化为分析背景,对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中国体验"的深层根据进行了剖析。成伯清教授提出,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即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     

“中国体验”的意义和价值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从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逐渐走向自主创新。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以及庞大人口的东方大国,其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给中国社会学界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与资源。近年来学界所热议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中国经验"问题便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然而,相对于"中国经验"讨论的热闹状况而言,"中国体验"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其所蕴涵的独特内涵、分析路径以及方法论意义还不为学界所知。有鉴于此,本刊组织了四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中国体验"的社会学意义,以飨读者。其中,周晓虹教授提出,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王浩斌博士指出,将"中国体验"界定为"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是欲求为时代精神找到一种社会学的表述。使用价值观而不使用哲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使用社会心态而不使用传统的社会心理概念,是社会学对中国人文化与心理嬗变的独特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社会学表达。王小章教授以中国社会在制度(体制)层面、结构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化为分析背景,对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中国体验"的深层根据进行了剖析。成伯清教授提出,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即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     

“中国体验”是一种时代精神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从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逐渐走向自主创新。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以及庞大人口的东方大国,其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给中国社会学界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与资源。近年来学界所热议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中国经验"问题便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然而,相对于"中国经验"讨论的热闹状况而言,"中国体验"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其所蕴涵的独特内涵、分析路径以及方法论意义还不为学界所知。有鉴于此,本刊组织了四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中国体验"的社会学意义,以飨读者。其中,周晓虹教授提出,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王浩斌博士指出,将"中国体验"界定为"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是欲求为时代精神找到一种社会学的表述。使用价值观而不使用哲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使用社会心态而不使用传统的社会心理概念,是社会学对中国人文化与心理嬗变的独特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社会学表达。王小章教授以中国社会在制度(体制)层面、结构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化为分析背景,对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中国体验"的深层根据进行了剖析。成伯清教授提出,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即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