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劳动者家庭地位研究——基于有机农业的考察

与常规农业相比,有机农业能否促进农村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对北京"绿菜园"有机蔬菜合作社的实地调查和访谈,分析女性从事有机农业生产前后家庭地位的变化情况,阐释有机农业对女性家庭地位变化的影响机制.认为女性从事有机农业之后,经济收入的提高、部分家庭决策权的获得以及社会资本的增加都对女性的家庭地位上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推进社会性别预算的路径选择与保障机制——基于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的考察

社会性别预算是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社会性别预算,重新审视包括公共预算在内的经济社会政策,对于推动性别平等和公共预算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性别预算并非要求财政资源在男女两性之间平均分配,而是通过分析预算决策对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对公共预算做出社会性别敏感回应,从而使公共预算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是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提升预算管理水平的有效手段和途径.社会性别预算在中国的推进,大体有非政府组织主导型、政府财政部门主导型和人大主导型三种路径,在实践中需要循着因地制宜选择试点模式、开展交流培训、健全分性别统计制度等发展路径加以展开.同时,还应从规范法律政策体系,增进预算透明度,加强预算能力建设,搭建合作平台等方面完善相关保障机制.     

走出性别刻板化印象的误区

妇女多少与低收入和低职业地位联系在一起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这都是现实。关于这个现象已经有诸多的理论论述。例如劳力市场歧视理论认为在劳力市场上 ,雇主具有性别歧视倾向 ,没有平等对待能力相当的男女两性 ,从而造成女性在劳力市场上的劣势地位。人力资本理论则从男女两性人力资本的不同积累角度 ,解释了女性由于生育使得职业生涯间断 ,使得在职培训、受教育程度和经验方面逊色于男性 ,因此得到的回报较男性少。这两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妇女在劳力市场的劣势地位。如果说妇女的低收入和职业地位不高主要是劳力市场歧视造成的 ,…     

汉代女性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

汉代女性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是复杂、多层次的,一方面,由于身处专制的男权社会以及礼教思想的渗透,家庭中"男尊女卑"已开始明显;另一方面,汉代女性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由于其扮演的角色以及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母亲的法律地位远远高于其他女性.     

性别意识主流化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人类社会由两性构成,如果两性发展平等,两性关系协调,就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为此,国际劳工局于1999年提出了社会性别平等和社会性别主流化.社会性别主流化,就是"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即指政府和各级组织在政治、经济、教育、传媒、环境、消除贫困等各个方面,促进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政策和措施,要求政府在所有政策和项目中加进性别视角,在做出决定之前分析其对男性和女性的共同影响.也就是说,在制定政策时,将男女两性的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考虑,并将男女两性都视为社会发展主体,协调发展,公平受益,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性别意识主流化目前在我国已受到各方关注,从我国提出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义来看,性别意识主流化是其应有之义.     

西北农村妇女政治地位的现状考察与出路选择——以甘肃省中川村为例

农村妇女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村民自治的实践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在西北农村,"农业女性化"已成为西北农业生产最大的特色,妇女的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妇女的政治地位却与之大相径庭,不仅不利于农村妇女自身的解放和发展,而且也影响了村治民主化进程,影响到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建.改革开放以来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经济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在"男女不平等"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受政治文化生态的影响和制约,妇女的政治地位却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而且也与自己的家庭地位和经济地位不相符合.在农村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政治精英大部分都足男性,妇女的作用微不足道.为此,笔者持选择西北农村的一个典型农业村庄甘肃省临洮县YXJ镇中川村作为个案村对妇女的政治意识、政治参与和政治权益的法律和制度保障进行考察,发现西北农村妇女的政治地位呈现出政治参与与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息息相关、妇女在村治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化状态、妇女参与村务管理出现年龄断层等特点.为此,需要全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努力,全面、深度探求提高西北农村妇女政治地位的出路.     

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

当代中国社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伴随着社会分化,性别因素、年龄因素、教育因素等与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相关性显著增长.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及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当代中国女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验证了曾被西方学者讨论过的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较普遍的两个命题:第一,在"女性地位机会增加"(第一个命题)的同时,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二,不仅存在"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第二个命题)问题,同时出现了女性整体地位的弱势化问题.当代中国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男女两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是否获得了同等的地位机会?在社会地位上是否更加趋于平等?性别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关注,提出了性别分层的论题,对女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状态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经验研究.     

从角色视角看现代知识女性心理健康扶助机制构建

现代知识女性,面临着多重角色的选择,心理和人格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她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多重矛盾之中,心理健康受到严重影响.角色选择对知识女性心理健康所带来的冲击主要来自于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矛盾,主体角色需要与角色能力的差异,职业角色与家庭生活角色的不平衡等等.究其原因,既有历史与现实的社会价值导向问题,也有社会生产力水平影响以及知识女性自身心理问题的因素.因此探索通过女性角色视角关注知识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全方位构建知识女性心理健康扶助机制,即通过社会构建对知识女性心理健康的多方位保障,通过家庭构建对知识女性心理健康的人文式关怀,通过团队构建对知识女性心理健康的立体式引导,为她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和外部空间,提高知识女性扮演各种"角色"的协调能力,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建立中国妇女参政指标体系的构想

妇女参政是实现男女两性地位平等的主要标志.从知政、议政、参政、执政四个子系统中,按照中国妇女参政的基本状况和构建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选择了46个有代表性的指标,反映出我国妇女的参政水平及妇女参政各个侧面的实际情况,为更多女性走向决策层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     

社会排挤与女性劳动权益的法律救济

在女性劳动权益救济领域,其主要难题是社会排挤.对女性劳动权益的社会排挤,不仅表现为性别歧视,而且也表现为基于性别歧视而引发的户籍歧视、行业歧视、年龄、容貌和身高歧视以及婚姻和怀孕歧视.上述歧视的发生,漠视和剥夺了女性的劳动权益,导致女性劳动权益保障的弱化.对女性劳动权益予以法律救济,就是要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和社会排挤,确保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劳动权和其他基本人权,使男女两性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救济女性劳动权益的法律路径,在于厘定法律救济的观念基础和法律救济的制度架构,为女性劳动权益的切实保障奠定观念基础和制度基础.     

相似性,性别角色的走向

性别角色是指由于性别不同所产生的符合一定社会期望的品质特征,包括男女两性所持不同态度、人格特征和社会行为模式。按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男性应该有阳刚之气,应该坚强、勇敢、自主、有抱负、有力感和竞争性,女性应有阴柔之美,应该温柔、贤惠、软弱、有依赖性。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呈现了向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相反的方向发展的趋势,有些人将此称之为“阴盛阳衰”、“男人女性化”和“女人男性     

教育背景对农村妇女家庭权力行为和家庭地位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荆门市某村为样本的典型调查为例

本文根据文献研究构建了农村夫妻教育背景特征、妇女家庭权力束、妇女家庭地位满意度等三个构面.分析了农村夫妻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行为(客观)和妇女家庭地位满意度(主观)的直接或间接关系程度.通过对荆门市某村典型调查,主要研究结论:教育背景对农村妇女家庭权力结构和妇女家庭地位意度有直接影响;妇女家庭分工权力普遍直接影响妇女家庭地位满意度,生育权直接影响妇女受尊重的满意度.夫妻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与妇女家庭满意度有明显问接影响.     

新中国农村的婚姻与家庭考察

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单位,人类发展中曾以家庭为单位占有生产资料,组织生产劳动,实行产品的分配、交换和消费,生息和繁衍后代。社会生活离不开家庭,家庭是社会生活的细胞。而家庭又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由平行的夫妻关系和垂直的父(母)子(女)关系组成,正如《易·序卦》所言:“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即“合二姓之好”达到“上以事宗庙,下以续后世”之目的。就是说,婚姻从形式上看是男女两性生理上的结合,而本质则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结合,是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婚姻与家庭的变迁不仅反映了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习俗的变异,而且涉及到伦理道德、社会意识和心理学等许多领域,是社会的缩影。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被彻底推翻,文化意识和社会习俗因之而产生了很大变化,延续近三千年的婚姻与家庭制度亦伴随着一个个政治运动,在每一个历史时期表现也具有浓郁时代气息的特征。经济在发展,政治在进步,社会在前进,作为社会生活细胞的家庭与组成家庭之先导婚姻自然而然地也在向完善的方向发展。本文拟就建国四十年来中国农村的婚姻与家     

魏晋南北朝妇女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变化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各民族妇女家庭生活与社会地位的变化也不尽相同.同时,这一时期又处于早期封建社会,各阶层的家庭生活状况与社会地位也不尽相同.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风尚互相影响,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下妇女家庭生活与社会地位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离婚诉讼中女性原告多的社会心理因素试析

宏观社会环境的历史演变即妇女角色地位的提高、自主意识的觉醒,是离婚诉讼中女性原告较多的前提条件,但在不幸家庭的微观环境中,一般来说,妇女起诉离婚的优势动机却是为了摆脱家庭角色的不自主、不平等地位;由于转折时代对两性传统角色规范的精华与糟粕分辨的困惑,以及由此而来的取舍定夺的迷惘,使夫妻家庭角色期待极易失调,妇女因较多地否定旧角色规范而常对丈夫的温顺、抚爱寓于过高期望,故在夫妻互动尤其是冲突后的幻灭感和沮丧心比男子更甚;由历史积淀、社会熏陶所形成的女性若干心理特质,也常成为夫妻冲突的诱因及妻子起诉离婚的酵素。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情况和未来趋势

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慈善事业和慈善组织在世界各国都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慈善事业对于调节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提升公民福祉,推动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进步与繁荣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在中国,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改善民生和社会建设方面的作用不断上升,已经成为社会财富分配和社会资源重组的一种重要途径.     

地位层级认同为何下移: 兼论地位层级认同基础的转变

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是一个在学理上和政策上都非常重要的现象。本文发现,地位层级的主要认同基础已由对具体社会单元的归属感转变为对收入等市场要素的占有,这是地位认同“参照系”的重大转变。要真正理解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就必须理解社会地位“参照系”的变动,而不仅仅是个体地位“参照点”的变动。建立在收入等市场要素占有基础上的地位参照系具有缺乏稳定性、没有具体边界等特点,因此导致原先的“中层认同”趋向于瓦解,新的“中层认同”又难以建立,地位层级认同出现整体性下移。要想建立起新的“中层认同”,不仅需要提升个体收入和福利,而且要在社会生活层面上通过种种制度方式建立起社会归属和公民认同。     

浅谈社会主义的婚姻和家庭道德

婚姻和家庭是社会关系的特定形式,两者是密切联系的,婚姻是产生家庭的前提,是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这种结合形成了为当时社会制度确认的夫妻关系,而家庭则是缔结婚姻的结果。是以婚姻、血缘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为纽带而组成的集属团体。我国社会主义的婚姻家     

论残疾人社会支持网络之构建

社会关系构成了残疾人自身人际层面与组织层面的社会支持,这些支持主要来自家庭及其相关人员、社区和社会组织等。通过社会支持的结构主义、互构主义和主观评估三种研究取向,对家庭、社区、社会组织等社会支持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构建我国残疾人社会支持网络,应立足于专业化的家庭危机干预、社会化的社区服务保障和规范化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     

对婚姻家庭中男女不平等问题的探讨

对婚姻家庭中男女不平等问题的探讨董凤芝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全部文明，都是由男女两性在征服自然的活动中共同创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应当具有与男性同等的生活和发展权利。然而，从人类进入父权制社会以后，历经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男权愈加强化，男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