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三都赋》卫权注校考

<文选集注>中保留有许多左思<三都赋>旧注,其中包括卫权<吴都赋注>.台湾学者周法高撰<吴都赋卫权注辑>,但颇多讹漏,因此重新辑入并加以补正.周先生认为,卫权注今独存<吴都赋>中,颇合裴松之注<三国志>谓"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语.其实不然,卫权<略解>序注皆当是针对<三都赋>而作的,其注独存<吴都赋>注,盖与<三都赋>旧注本流传有关.     

《文选·三都赋》旧注底本问题试探

李善注<文选·三都赋>时所采用的旧注底本应当为綦毋邃序注本,该本在张载、刘逵及卫权<三都赋>注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三都赋序>注.在李善注<文选>时,綦氏序注本略有残缺.对于臧荣绪<晋书>与序注本在旧注作者问题上产生的分岐,李善采信了史书的记载,因此导致了后人对<三都赋>旧注的误解.     

《三国演义》小字注考索

考察<三国演义>小字注的来源及其功能,认定小字注虽非一人一时所加,但小字注极有可能在罗贯中原本中便已存在.通过一条带有时代标记的小字注,初步分析<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代的可能性极小.     

论《孙子兵法》的“利本“思想

学界多探讨孙子的军事哲学思想,较少关注孙子的军事伦理思想;少数研究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著作,对孙子关于"利"的思想又语焉不详.孙子不但重视"利",而且以"利"为"本"."利本"思想是贯穿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一条主线,具体表现为战略上以"全"求"利",战术上以"权"求"利",管理上以"法"求"利"."利本"思想的实质是军事功利主义.其发端于"举贤而尚功"的齐国文化,是对"胜敌而益强"的军事斗争实践的深刻总结.孙子"利本"思想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它弥补了宋明以来义利之辨的理论缺失,对社会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论《十一家注孙子》对儒家和兵家治道的整合

《十一家注孙子》汇集了自魏武帝曹操至北宋张预等十一位注家对于《孙子》的注解。关于治国之道 ,孙子与儒家的思想多有相通之处 ,同时又各有侧重、各有特点。这十一位注家在注释《孙子》过程中 ,既阐发了孙子的原意 ,又融合了诸多儒家的思想观念 ,体现出“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     

试论沈涛的《说文》逸字研究

清代沈涛的<说文古本考>虽非研究<说文>逸字的专门之作,但其补充<说文>失收的逸字凡141个,数量可观.在详细考察所补逸字的基础上,总结其考证条例有二:一、根据<说文>本书和他书的说解作为内证增补逸字:二、利用他书引用<说文>的异文作为外证增补逸字.进一步利用后世发现的沈涛所未见及的前代典籍印证<古本考>的结论,认为<古本考>方法可行,征引资料丰富,考证翔实有据,因而结论大多可信.尽管在过去学界对<古本考>很少关注,但事实已经证明它的价值不容忽视.沈涛的研究方法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他的研究成果是<说文>校勘和大型辞书编纂的有益资粮.     

龙璋辑《字书》所据《玄应音义》版本考

<字书>是一部记录魏晋时期实际词汇面貌的辞书,今已失传.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音义书,成书后流传过程复杂,版本众多,大致上分为丽藏本和碛砂藏本两个系统.清代学者龙璋从<玄应音义>中辑出<字书>佚文182条.经过对丽藏本和碛砂藏本所引<字书>情况的考察,我们认为龙璋辑佚<字书>时所据<玄应音义>的本子当属于碛砂藏本系统.     

《古文苑》版本考

据郑樵<通志>记载,<古文苑>初编本有十卷.南宋淳熙六年(1179),韩元吉加以整理校订,分为九卷.绍定五年(1232),章樵又加增订,并为注释,重分为二十一卷,故现行版本分两个系统,明清以来都曾经重新刊刻或抄写.九卷无注系统中,经过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和顾广圻校刻的<岱南阁丛书>本是较好的版本.章樵注本系统中,经过钱熙祚校勘,附有钱氏<校勘记>的<守山阁丛书>本无疑是最优的版本.     

《史记·秦本纪》"新城"注释辨正

<史记·秦本纪>中"新城"条,张守节引<括地志>对它的注释有误.张注新城又名小平城始于北齐.且不在太原郡;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对比、属县的变迁和与其相关的"榆次"和"狼孟"等进行辩正,认为<史记·泰本纪>中"新城"当在今太原附近.     

试论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的注疏价值

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为曹操、李?、杜牧三家注本, 是一个新的版本系统, 可与竹简本、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相提并论, 号称 “四大系统”, 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注疏价值即是其一。由于夏译本在总体上是对汉文原本各个段落的解释性翻译, 其对经文部分的翻译相当于《孙子》的又一个注本, 堪与《孙子》十一家注等注本相提并论; 对注文部分的翻译相当于对旧注所做的解释和阐发, 即“疏”。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实际上就是一个“注疏本”, 其注疏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在古代耳熟能详的词语当时不需要做任何解释, 但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却相当陌生, 夏译本恰可以填补古代注家在这方面的空缺; 二是夏译本中的断句情况, 可以对我们今天标点整理«孙子»及其相关古籍提供借鉴     

韦昭度之死与吴融的诗歌创作

从吴融和韦昭度关系的角度可见吴融的政治命运和其诗歌创作。韦昭度之死是唐末藩镇势力侵陵帝室的结果;韦昭度之死作为吴融的重要的人生记忆影响了他的一生和其诗歌创作;韦昭度之死给吴融诗歌增加了一种凝重的品格。     

论伍非百的别名谓思想

伍非百先生认为,在名、谓之间,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名不过是记录观念所存系之实体的一种符号,一旦经过约定俗成,它便会成为一种区分不同对象的稳定概念或语词,其本身不会存在当与不当的问题。当其被用来指称实体时,因其具有固定的涵义而不能指称与之不相关的对象,于是便会产生当与不当的问题。然而,“以名指实”之中的“名”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谓”。所以说,正名的本质就是“正谓”。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侮”字归部辨正

侮”字的归部在上古音研究中是个争论不体的问题,从《说文》“古文从母”及马王堆帛书通假字来看,当归之部；《诗经》中“侮”与侯部通押说明它在《诗经》时代已转入侯部。《楚辞》中从“母”之字归之部。“侮”字归部问题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讨论某字归部时,应综合考虑时、空因素。     

《三国志》各卷导读

陈寿《三国志》六十五卷,入传人物将近六百人之多。各卷之人物,有何共性？有何特征？有何背景？有何亮点？有何真趣？有何借鉴？不能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当今的年轻读者,往往难以得其门而入。此文对《三国志》各卷,作一深入浅出之导读。每卷导读200字,力求内容简明扼要,行文生动通俗。     

论吴文化冶铸(上篇)--吴国青铜器铸造与地方特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青铜冶铸技术的文明古国之一.青铜器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对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夏商周三代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青铜礼乐文明,而江南吴国青铜器在中国青铜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吴地青铜器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中原型铜器;其二为江南与中原融合型铜器;其三是江南地方特色的青铜器.这些吴地风格的青铜器脱离了中原的范式,充满江南人的匠心与巧思,灵动而清秀,在中国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与中原青铜器如春兰秋菊,交相辉映,彪炳千秋.     

先烈吴蔷葆(静焘)先生生平及直系亲属补遗

本文对历史人物吴蔷葆 (静焘 )的生平和直系亲属作了补遗的工作     

先烈吴蔷葆（静焘）先生生平及直系亲属补遗

本文对历史人物吴蔷葆(静焘)的生平和直系亲属作了补遗的工作。     

曹魏尚书研究

曹魏时期是三省六部制中的尚书省承前启后的转折点.曹魏在东汉建制的基础上设立尚书省,并对其进行重要改革,使其朝着以施政为主的外朝机构方向发展,尚书省的所属机构和职能逐渐独立和固定.同时,一直到魏末,尚书省主要官员参与中枢决策的权力仍存在着.     

巢湖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下的魏吴战争

汉末三国时期,巢湖区域成为魏吴双方争夺要地,而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区域战争的进程与结果。巢湖区域水网密布,湖泊广阔,有濡须水沟通长江,这直接决定了该区域以水战为主的作战方式。巢湖水系整体处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呈明显的季节性变化,这又间接影响了魏吴双方作战的时机。此外,巢湖湖区周边的地理地质条件,也在不同程度上作用于魏吴双方战争的决策部署及军事重镇的迁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