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至春秋乐论中的“乐与神通”问题

在中国上古至春秋时期的乐论中,音乐的地位之所以至高无上,根本原因在于它被赋予了贯通人神两界的异能。音乐神性品质的获得,与它固有的超验特性有关,但在中国上古至春秋时期,神并没有成为一个一体性概念,它既包括自然神,也包括祖宗神。与此一致,所谓乐与神通,则主要体现出通于自然和通于祖灵的双重特征。这种特性,在上古时期主要表现为借助音乐享祭祖灵并招引自然神,如《尚书·益稷》中的祖考来格和凤皇来仪;至春秋时期则蜕变为音乐的自然感通和生死预言问题。但是,在自然神与祖宗神或空间性神灵与时间性神灵之上,一种被音乐隐喻的超越性维度仍然存在,这就是弥散于宇宙之间的普遍神性。这种神性,在《尚书·尧典》和《尚书·益稷》中被以百兽率舞的狂欢方式呈现,在后世乐论中,则被作为天地之和的象征。     

古今之争与古典政治哲学

“古今之争”本来是一个“文学”问题,但今人如何看待古人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荷马、智术师到近代的黑格尔,每一个时代都交待了自己对古人的看法。施特劳斯把“古今之争”的内涵从文体和语言转换到雅典与耶路撒冷,再转换到进步还是回头的问题上,从而赋予该古老问题以古典政治哲学的内涵,使西方思想研究又多了一个可贵的空间。     

从“同情说”到“净化论”——莱辛戏剧思想中的古今之争

作为德国启蒙时代重要思想家、剧作家,戏剧的情感激发和道德功能是莱辛戏剧思想的核心关切。在《悲剧通信》时期,莱辛坚持颇具卢梭色彩的“同情说”,而到了《汉堡剧评》时期,则完全服膺于亚里士多德《诗术》的“净化论”。本文尝试梳理、分析和理解莱辛戏剧思想中从“同情说”到“净化论”这一今古之变,尤其侧重这一思想发展的特色所在,即在各种近现代观念掺杂的论辩逻辑背后,始终夹缠着莱辛对亚里士多德《诗术》的理解和阐释。     

表征民族交融团结的史诗:仫佬族《古今对唱》研究

广西是民族团结的典范地区.历史上,广西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他们与汉民族之间交流密切,文化互通.广西仫佬族古条歌《古今对唱》是对民族交融团结的史诗性咏叹.《古今对唱》叙述了从盘古开天辟地到近现代中国这一个时间跨度无比巨大的历史过程.《古今对唱》歌颂了远古传说故事中的祖先神,也展示了进入文字—文明时代后中华民族的真实历史,记录了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也引述了汉民族文字经典中创造的艺术形象.仫佬族非常认同汉民族及其他民族的历史,《古今对唱》等古条歌也主要用汉民族语言演唱,而且有意识地在重要的场合演唱,从而起到凝聚民众的作用,形成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古今对唱》呈现了仫佬族等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在当今也成为民族交融团结的见证.     

老年学校度春秋

我有四儿一女,都已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儿女们对我都非常孝顺,虽然是聚少离多,平时各忙各的营生,但电话问候从未间断过.逢年过节,他们总是买些营养、保健食品捎给我,还不忘给一份敬老钱.自从上了太和老年学校后,心情开朗多了,尤其是精神上有寄托、有追求.     

中西医之争与民国时期的西医诉讼案

民国时期中西医之争日趋激烈,其影响波及到了医学领域的方方面面.从1930年代凸显的西医诉讼案来看,在科学主义话语的支撑下,西医在诉讼案中表现的非常强势.出于自保以及对科学主义话语的反感,中医也积极介入西医诉讼案中,扮演着抨击与质疑西医的角色,对西医诉讼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西医的强势姿态也使得一般民众极易产生抵触心理,两者之间的紧张与疏离导致了西医诉讼案往往不易息结,在解决上呈现出了与中医讼案截然不同的历史面相.     

关于屠本《十六国春秋》真伪的若干问题

屠本<十六国春秋>是依据残本、大量搜集相关史料而成的辑补本,不是杜撰的伪书.判断崔书是否亡佚有三个重要的标准,一是历代书目是否载录,二是历代著作征引情况,三是屠本与其他著述内容异同比较中找出证明残本存在的根据.崔鸿<十六国春秋>并未亡于北宋,直至明代中期仍然没有亡佚,现可找出其流传的基本线索,屠氏正是利用此残本辑补成书的.残本可能亡佚于明末清初.就屠本内容分析,其中部分内容未见其他典籍保存,这是残本保存至明中期,并是屠氏使用残本辑补的明证.     

诸神之争的再阐释:一个社会学的结构视角

世俗化及逆世俗化范式的对立其实蕴含着更大的连续性,即如何理解宗教多元主义背后的诸神之争,总的来说,韦伯之后那些解释宗教变迁的理论范式均未突破韦伯对宗教的比较研究范畴,难以在当前复杂而多元的文化环境下为个人提供总体指导,但是二者共同揭露了诸神之争条件下西方宗教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交互作用所促成的理性化的动力机制,即西方宗教维护自身价值理性的方式从中世纪教会主导的政治性垄断过渡到现代性条件下宗教多元主义的市场化竞争。     

春秋合伙人：管仲与鲍叔牙

管仲跟好朋友鲍叔牙合伙做小买卖,卖著名的周村烧饼,说好俩人每月结一次账,利润均分,但账是管仲管着的,每到月底,管仲便报一堆花账给老鲍,自己味下大把银子,分给老鲍仨瓜俩枣了事。     

为什么要关注弱者政治学?

强者/弱者政治学是由包利民教授提出的政治理解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可以沟通与理解古今政治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尝试为当代政治状况的组织化问题提出一种应对方式--这就是加强对弱者政治学的关注.在当代的语境之下,这样的取向具有其特别的意义.     

论春秋政治礼俗背景下的“诸侯自主诗乐”

宗周礼乐文明对地方诸侯有强大的典范作用.西周时期,诸侯国得到王朝的“赐乐”“颁诗”,并未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诗乐.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国在更为开放多元的政治礼俗环境下,开始通过“特制”和“采录”两种渠道创制“诸侯自主的诗乐”,以符合本国典礼歌唱和娱乐审美的需要.在这一礼俗环境和诗乐机制下,春秋诸侯诗乐并不局限于讽谏的功能目的,因此,传统有关《国风》“乱诗”“淫诗”的政治道德性评价也值得驳正.     

春秋行人形象论析

春秋时代是中华文化的滥觞时期。春秋行人是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群体,他们以其特有的知识、智能、思想艺术在春秋时代政治、文化、艺术舞台上一展身手。春秋行人形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能言善辩、足智多谋、勇敢无畏的行人,如郑国子产、鲁国叔孙穆子等,一类为无礼、无识、无智的行人,如齐国庆丰、卫国孙文子、晋国籍谈等。如此众多而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开创了描写人物的范例。春秋行人以其善辩的辞令、大义凛然的品格取得了世人的认同,他们生动鲜活的形象对后世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春秋时期的师保

在春秋时期,师保是傅和师的通称,从职位上分为傅、少傅,师、少师;从来源上分君命和私属两类。诸侯太子之外,庶子亦可有师保,但一般出身低微,甚至等同宾客。师保与所傅者,属君臣关系,命运休戚相关。诸公子争位带来杀戮,迫使师保开始反思旧有的君臣关系。管仲认为,师保当以社稷为重,不应为君主一人殉身。师保为社稷之臣,而非君主之奴仆。在礼崩乐坏之际,身为师保,当具刚正之气,谏诤违礼,又当谦柔礼让,以礼自防。叔向和晏婴为师保,大量引《诗》、赋《诗》,是礼乐文化的传承者。春秋时期的师保,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早的帝王师形象,对社稷百姓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春秋时期飨燕礼的演变

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邦交活动频繁,飨燕礼是在邦交活动中款待宾客的重要礼仪。仅在《左传》中,就记有各国飨礼宾客51次,记各国燕礼宾客13次。对于飨燕礼的研究和考证,有助于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礼制及邦交情况的认识。     

春秋士人与谏诤

经过夏、商、周三代孕育、发展,规诲言谏在春秋时代进入空前活跃期。士人直言劝谏,君王虚心纳谏,是春秋时代特有的现象。士人谏诤是对春秋君主政体的有力辅助,对春秋诸国内政外交、图强争霸等进行纠偏引导,是和合哲学在古代政治文明中的体现。     

论春秋时期法律制度的变化

春秋时期,以儒、法、道家为代表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法律思想,各诸侯国为适应政治经济的变革与发展,在法律制度上也相应地起了变化,其总的特点是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为中心的成文法在各国陆续出现。新法颁布之后,在各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最终新的法律体系取代了旧的法律制度,从而使中国的法制实现了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转化,使法律真正成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并为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建设起到了保障作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春秋晋国中军将浅析

春秋时期晋国军队中的最高统帅称为中军将,中军将不仅在战场上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对国内的政治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晋国20位中军将帅的更替是晋侯与中军家族之间以及中军家族之间的博弈,中军将位荣誉和权力光环的背后充满了刀光剑影,考察中军将帅更替变化的原因、背景和过程,对了解春秋时期晋国政治生态的衍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春秋邦交思想述论

春秋邦交思想作为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对现实社会邦交实践认识的升华和提高的结晶 ,时刻指导、约束着人们在邦交活动中的决策和行动。作为春秋邦交思想最高准则的德 ,包涵了礼、信、仁、义等各种观念。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德所透凸出来的含义和特点的考察 ,勾勒出春秋邦交思想发展和流变的历程 ,由此 ,可以更进一步地认识春秋邦交的现实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