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尔诺的社会概念

阿多尔诺社会理论的批判性蕴含在其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和规定中.阿多尔诺的社会概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并在与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性争辩中产生.在阿多尔诺的视域中,唯心主义的社会研究揭示了社会的中介性和普遍性要素,但是这种中介性被强化为超越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力量,从而蜕变为意识形态；而实证主义则强调社会事实的直接性,反对社会的总体性理解,将社会理解为必须接受的现成事实.在他看来,这两种社会概念都缺乏辩证性和批判性,客观上是对社会现实的辩护.因此,他揭示了交换的同一性要素对社会构成的作用,主张将社会理解为一个对抗的过程,甚至一个“问题”,从而为主体在社会中的批判和创造活动留下足够的空间,这也使得阿多尔诺的社会理论具有了批判性.     

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理论——《自由的权利:民主伦理大纲》导论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正义理论沿着康德哲学的思路,脱离社会习俗来探讨社会规范的原则,这导致了“是与应当”的对立,而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理论就是要沿着黑格尔所开辟的道路,即在分析现实社会的基础上重建正义制度.为了使人们更容易理解这个理论,抽象地勾勒出这个理论的四个预设是必要的.这四个预设是:社会再生产与传统的价值系统是联系在一起的;把其中的某些价值作为正义制度的道德参考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对正义理论的规范性重构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论;这种方法必须使人们能够批判性地运用这种正义理论.     

以权力正当性的形式要求为基础的形式法治——对罗尔斯《正义论》中法治理论的解读

对罗尔斯的法治理论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形式法治论,另一种是实质法治论.但形式法治论不能解释罗尔斯对法律的形式要求源自对自由的保证,而实质法治论证又不能解释为何罗尔斯认为法治与不正义是相容的.如果将对自由的保证看做是对权力正当性的形式要求,则可以很好地理解罗尔斯对法治的论述.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探讨以权力正当性的形式要求为基础的形式法治论,可以说明形式法治的道德价值在于削弱权力本身之恶.     

一种思辨的理论:阿多诺的社会观

"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一直是哲学不断追问的古老问题.作为社会批判理论大家的阿多诺,更是不能例外.通过与德国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的争论,通过比较韦伯、迪尔凯姆等人的社会观,他认为社会本质上是由交换决定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可以理解又不可理解的动态的观念.把握阿多诺社会观的特质,是进一步理解其社会理论的基石.     

自由在契约论伦理思想中的有机统一——从卢梭到罗尔斯

从卢梭到罗尔斯,契约论伦理思想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显现了不可低估的内在张力。无论是卢梭的契约论伦理思想还是罗尔斯的现代契约论伦理思想,其理论基础均为"自由",并将其在各自所构建的思想体系之中高度统一。尽管对"自由"基本内涵的理解不同,卢梭的观点是它不等同于任意而应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并受理性所制约,罗尔斯则主张它是个体在自律与他律中的一种自我实现,但两者都受到一种从自由意志上升到公共意志的思维路径所统辖,在两者所确立的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一种由个体自由上升到社会自由(社会正义)的价值定位。通过对卢梭和罗尔斯所阐述的自由在契约论伦理中的辩证统一的特征之研究,不难看出自由精神的价值意义和生命所在。     

“我们”何以要向左转——威廉斯的“我思”与其“内在的语境主义”

晚期威廉斯用“内在的语境主义”来对作为“生活形式”的实践作出批判性解读，该解读内在地关联于威廉斯对“我思”结构的阐释。威廉斯将“我思”结构中的第一人称作复数理解，依此区分两类“我们”。他又将“思”作“批判性反思”理解，强调实践同时是批判之实践。因而他将“对比性的我们”作“左翼维特根斯坦式”的理解，并在靠拢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用“批判理论检测”来思考规范性问题。该批判自带对于制度环境的敏感性(历史感)。威廉斯的这种“超级反思立场”赋予我们对于生活以合理信心，同时也使其理论面临着各种真实的“两难”与“不安”。     

“应得”传统的历史叙事

对“应得”概念的讨论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等人认为所谓“应得”是根据公民的“德性”分配公共职务,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等理念改变了“应得”的历史传统,它赋予公民以“自治”和权利意识,让人们意识到可以依凭个体的自主行动来“应得”社会的基本益品。当代正义理论家罗尔斯等人区分了“应得”和“反应得”,将超出个人控制、受运气因素影响的“应得”（如自然天赋、社会地位等）排除在分配正义之外。罗尔斯等人的区分深化了“应得”理论的思考。当代社会对“应得”的讨论还进一步扩展到人类与动物、当代人与未来世代以及民族国家和全球共同体之间。     

罗尔斯的“原始境况”:一种非契约主义的政治推理模式

原始境况(original position)是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论证武器,对它的剖析将十分有助于理解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根据罗尔斯的描述,原始境况本身是一种思想实验,也是一种体现契约主义的代表设置.其中,代表设置被罗尔斯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并以此强调自己的契约论立场.然而,原始境况并不像罗尔斯以为的那样具有明显的契约主义特征,它的根本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实现公共反思和自我澄清的思想实验.本文立足于罗尔斯的文本,通过对原始境况理论的清晰展示来说明,原始境况其实更多地展现了一种非契约主义的政治推理模式.     

奥菲视域中的新社会运动——基于新旧范式的比较

通过对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新旧政治活动范式的比较,奥菲论证了新社会运动是化解福利国家矛盾、解决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有效途径,并最终强调抵制和阻止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进一步盲目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将超越现代传统社会运动而在多元化的社会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从新社会运动所关注的主题、行动者、行动的模式以及价值意识上来讲,奥菲视域中的新社会运动以民主化、交往形式以及集体认同为其政治目标,因而属于认同政治.     

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

政治哲学形成于对人类政治生活核心问题──人民根本利益的认识及相应政治形式的形而上探索。人民根本利益即人民──特定政治社会的社会基本成员──所需要的政治,最初形态为现实生活中没有而人民又迫切需要的形而上存在。使人民所需要的政治成为现实中的政治,涉及人类多种形式的探索与实践,政治哲学只是其中之一。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是发现、论证时代所需要的政治规范与政治价值。政治规范将现实中没有而又“应有”的政治关系确定为政治生活中的基本规则,为政治社会奠定基础。政治价值以具有特定社会文化内涵的“人”及其本质特征为核心,为政治生活确定目标与标准,使政治规范获得正义与道义。政治哲学承担着性质一致但内容不同的使命──在不同的政治社会,人民所需要的政治的性质、实现程度不同,需要政治哲学解决的问题也不同。当代中国政治赋予中国政治哲学的使命是解决政治价值问题,即提出、论证体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价值。     

The "Europeanization" of Spanish Social Policy

The principal features of Spanish social policy are examined since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the mid-1970s. The period has been dominated by the four governments of the Socialists under Felipe Gonzalez. It will be argued that in terms of the reform of welfare goal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s well as welfare inputs and outputs, a significant degree of “Europeanization” has been achieved.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of the later period of Gonzalez's premiership in which this process, initiated during the Transition, was accelerated.     

回到“社会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没有确定的对象边界、而是根据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进行自我界定的学科。社会学的方法论根源蕴涵在“社会的”和“社会性”中。在社会学思想史中,“社会的”和“社会性”有四种表征：与“异化”和“失范”对立,彰显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对立,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与抽象性对立,彰显具体性和相对性;与神秘性和神圣性对立,彰显世俗性和日常生活性。据此,社会学的方法论可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概括,在这种想象力中,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个体和社会处在相互建构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之中,个体的、日常的和世俗化的行动是社会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     

从"军队人"到"社会人"--对长沙市337名转业军官职业角色转换情况的调查

我国每年有一大批转业军官(包括文职干部)退出现役,回归地方就业。退出现役的军官回归地方后,必须经过一个由职业角色转换的过程。那么,转业军官是如何完成这一角色转换过程的呢?他们的职业角色转换的情况如何?他们在职业角色转换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在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支持下,采取分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02年4月至7月对1996年至2000年转业到长沙市及驻长沙的省直单位的转业军官进行了调查,共发放调     

服务学习:社会工作专业能力培养的过程——一次《社会行政》课程教学的实践

社会工作专业的本质属性是"助人"。因此,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目标就应以培养学生的助人能力为根本,而实践则是培养学生能力的主要途径。笔者以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课《社会行政》教学过程中的一次实践为基础,系统总结"服务学习"模式运用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过程中的设计思路以及学生在此过程中的能力提升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了"服务学习"模式运用在社会工作专业教学过程中的注意事项。通过相关的探索和探讨,藉以促进"服务学习"模式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更加全面地契合。     

哈贝马斯新社会运动理论述评

哈贝马斯把新社会运动视为人的需要受到忽视的结果,通过参照"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裂的观点,从"合法化"的角度来探讨新社会运动的命运。哈贝马斯认为新社会运动具有两大特点:一是这些运动能防止"生活世界殖民化",通过交往理性来维护规范共识;二是这些运动的本质要求是较少关注物质再生产,而更关注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化。由于这些运动与传统的围绕分配而展开斗争的工人运动不同,哈贝马斯认为它们不可能被政党制度化或通过物质补偿而缓和。哈贝马斯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对当下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启发意义,但其在有着理论解释力的同时也存有某些理论局限性。     

“金融海啸”与中国社会政策的转变

2008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已经越来越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场金融风暴不仅对西方主要经济大国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也正在对发展中的中国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经济转型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对中国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最大考验。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面前,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对这场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及其机遇予以回应。为此,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和本刊编辑部联合邀请上海部分青年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这场全球金融风暴开始不久,我们很难预测它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已经使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相信,全球金融风暴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风险和挑战,而且也是机遇。它会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成熟,它会孕育一个建立在自己文化土壤上,同时又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它会培育和发展出"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思想对社会认识的深化

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转变其新意主要在于,增添了关于社会建设和社会和谐的内容,而这里所说的社会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属于广义的社会观;而社会学作为一门具体的社会科学则属于狭义的社会观。二者之间作为人类认识社会的不同角度或方式,有区别也可以互补。从广义的社会观向狭义的社会观转变是对社会认识的深化,在理论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狭义上使用社会概念,具体地分析社会问题的思想需要挖掘;其次,西方社会学研究社会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技术需要吸收;再者,中国共产党建设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在全国执政50多年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社会的因素”

马克思既指出了资本主义自行扬弃的过程中释出了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要素,又强调这些新社会的因素、新经济制度要素还仍然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之内。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正在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做好日益完备的物质准备,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不断发生部分质变而自行长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是一种立足于自我改进、自我完善上所采取的举措,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根本性质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不能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