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漠北铁勒诸部居地考

对于唐代漠北铁勒诸部居地学界分歧较大,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史料匮乏和对切入点的看法不同。对汉籍史料进行详细辨别,从而对漠北铁勒诸部居地作较为系统的考察。铁勒诸部是游牧部落,其居地不像中原定居民族那样有较稳定的界限。所以,考证铁勒诸部居地时不能把某个部落始终不变地定位于某地,也不能在过于狭小的空间里进行考虑。考证铁勒诸部居地只能围绕某个地理坐标指出其大致活动范围,而不能具体明确地指出其界限。     

匈奴的城塞及相关问题

匈奴以畜牧为业、兼营狩猎已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不争的共识。但匈奴境内不断发现的城塞和定居遗址也提示我们关注匈奴社会存在的定居生活方式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经济成分。随着匈奴考古研究的深入 ,对匈奴文化的认识也将拓展新的领域     

论贾谊《新书》“备月氏、灌窳之变”

汉初思想家贾谊提出过若干重要的政治建议,其中多有因战略眼光的远大卓越形成重要影响者.<新书·匈奴>中发表的有关"备月氏、灌窳之变"的意识,是在认真体察西北民族关系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形成的真知灼见.贾谊相关建议与对匈奴的"三表""五饵"彼此照应,形成了北边战略的全新思路.后来汉武帝对匈奴战争中争取草原同盟国的外交努力,开通河西走廊的军事成就,在西域与匈奴的成功争夺,都可以看作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施行的政治实践.     

匈奴人的发型与发殉考

通过对匈奴墓葬出土的发辫实物以及陶俑、壁画等考古资料的梳理,参照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匈奴人"披发"、"椎结"、"编发"、"索头"等发型的辨析可知,匈奴人的发型包括:披发,又有各种变化;长发后披,尾端扎松松的马尾巴;辫发,有两股、三股之分;盘发,两鬓和脑后披发,头顶结髻.而以头发殉葬是匈奴特有的丧葬习俗,可能与匈奴人的宗教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发现不仅为研究匈奴墓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修正了历史文献中相关记载的错误,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为探索匈奴人种问题、匈奴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思想观念,及其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提供了参考资料.     

乌孙的西迁、扩散和消失

公元前179~前178年,乌孙国被月氏攻灭,其残部在匈奴的关照下得到恢复和发展。公元前138年左右,乌孙举族西迁至伊犁河谷周围重新建国,此后其余部又向南方的葱岭(帕米尔高原)内外扩散。公元5世纪初,乌孙又举族南迁至葱岭中,不久其国即告消失。哈萨克族的族源不是汉朝的乌孙。     

匈奴种属考——就匈奴人种问题同林干教授商榷之一

本文针对林干教授在其论著中坚持的匈奴人种属欧罗巴种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文指出,林干教授所列举的汉初以后事实,根本不能解释“战国时期”匈奴人骨何以全部显示蒙古人种特征的问题;并用反证法证明匈奴人原本就属于蒙古人种。     

《通湖山摩崖石刻》与南、北匈奴关系考

《通湖山摩崖石刻》因字迹漫漶不清,其年代和性质一直争议不决,对照文献,可以排除其为纪念"东汉王朝与南匈奴联合攻打北匈奴的历史事件"或纪念"公元107—117年间以逢侯为首的北匈奴与西域诸国共同寇边引发的汉匈之战或公元134—151年东汉攻伐北匈奴的战争"的可能性,此碑无论为纪念军事胜利还是整修边防设施,均与北匈奴无关,而更可能是永初四年东汉政府调遣西北驻军平定南匈奴叛乱后,为纪念此次军事胜利而刊刻。     

匈奴五部中北部的分化与剥离

晋初北部帅刘猛起兵叛晋,南匈奴其他各部未予响应,此为刘猛北部之众与匈奴五部出现分化的显著标志。其背后原因是并州屠各族已成为五部匈奴的核心与首领,与作为南单于后裔的刘猛分属不同部族,且矛盾重重。至晋末刘渊集结五部之众起兵建国,刘猛侄刘虎率北部遗众留居新兴并未奔赴,此为刘猛事件的延续,本质原因前后亦同。刘渊起兵已导致匈奴五部原有框架解体,刘虎部众又选择站在刘琨—拓跋联盟阵营,为摆脱危机和尴尬,其快速转变了自身的族群认同,最终彻底从五部匈奴中剥离出去,走向了独立建国的道路。     

中国近代报刊名称考

由于报刊的名称具有一定的符号性和象征性，因此对中国近代出版的１０００多家中文报刊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们的名称同中国近代的社会发展和报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无论什么人办的报刊，从它们名称的演变，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各个时期杜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也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报业自身进化的轨迹。     

阿尔寨石窟传说及其名称、废弃年代考

阿尔寨石窟是集寺庙、石窟、岩刻为一体的佛教建筑遗址。窟内保存着众多的藏传佛教壁画、世俗壁画和回鹘蒙文题记,成为多学科的研究对象。阿尔寨石窟的传说、名称由来及有关文献记载,断定了阿尔寨石窟寺被废弃的原因和年代。     

匈奴政权中"二十四长"和"四角"、"六角"探析

匈奴政权“最大国”、“二十四长”、“四角”、“六角”是研究匈奴历史的重要内容。在以往研究成果中,关于“最大国”、“二十四长”的某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南匈奴时期,匈奴政权以“王”为特征的体制基本确立。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弄清匈奴职官制度的整体性内涵及其发展脉络。     

与青金石有关的突厥语宝石名称考

青金石以qx、xixir、laqewar和süzük等多种名称散见于回鹘语文献中,它们多以颜色、形状、用途而得名。青金石的回鹘语名称有的源自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有的则来源于汉语。在突厥语表示青金石的词语中,有的作为形容词主要表现在象征意义上。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看,青金石的汉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梵语、突厥语诸名称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的语言和语音对应关系。     

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

秦朝的统治范围尚未达到匈奴、乌桓、鲜卑与西羌的居住地,汉武帝开疆拓土,奠定了在北方、西北设立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基础。西汉时期设置度辽将军、护羌校尉,对北方的匈奴、乌桓、鲜卑和西北的西羌等边疆民族进行管理。东汉王朝沿袭并发展了西汉在北方和西北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将度辽将军、护羌校尉"置真",并设置使匈奴中郎将;三者互为犄角,拱卫北方、西北边疆,从而将中央王朝的治边理念与治边政策实施得更具体,统治势力也更加深入民族地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命名、名称演变的思考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的命名、名称演变问题中,可以总结和汲取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1)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一般都是在主要创立者逝世后才以其名字命名,唯有毛泽东思想是在其主要创立者健在时就用其名字命名,这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2)以主要创立者名字命名党的指导思想存在正负双重效应,应注意将负效应降到最低点;(3)以主要创立者名字命名党的指导思想应切忌庸俗化、简单化、绝对化;(4)应准确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之间的源流关系;(5)应准确把握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的科学内涵。     

试论鬼方、斯基泰人、塞人与草原丝绸之路的贯通

草原丝绸之路的贯通与游牧民族的迁移活动密不可分。早在汉代之前,草原丝路的不同路段已由不同地区的游牧人群所贯通,并在阿尔泰地区实现对接。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鬼方的迁移促成了草原丝路东段的贯通,斯基泰人的西迁贯通了草原丝路西段,塞人的迁移则贯通了草原丝路中亚段。草原丝路全线贯通后,一条横跨亚欧大陆北部的交通线正式形成,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试论叶向高之《四夷考》内容、版本和史料价值

《四夷考》是明末重臣叶向高所撰写的关于本朝周边各民族和国家情况及其与明朝关系的史书，流传至今有七种版本，取材丰富，叙述条贯，史料价值颇高。     

蔡景峰、洪武娌：《〈四部医典〉考源》

作为雪域高原藏医学的奠基性著作，《四部医典》(rGyud bzhi)一直是学习与研究藏医学不可或缺的经典，其地位相当于中医的《黄帝内经》。它是公元八世纪末由宇陀宁玛著成的，十二世纪中叶宇陀萨玛对之重新作了修订和疏解，基本定型后流传至今。     

车师考——兼论前、后二部的分化及车师六国诸问题

车师并非吐鲁番盆地的原居民,其原住地本为濒临大沙海而居的今鄯善县境,初译姑师,汉宣帝时期与匈奴激烈争夺西域,始出现了车师前后部的历史分化,新朝至东汉前期演变为车师后部为盟主的车师六部联盟,东汉再开西域,控制了车师前部,后部则隶属北匈奴,自此分道扬镳,分而不复合,自此,前、后二部各自走上不同的历史归宿。     

《隋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再考释——兼释“任昉、殷钧《四部目录》”

《隋书·经籍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并非是指梁代有五种目录著作,而是指梁代有将书籍分为五个部类的目录著作;"五部目录"并不针对《隋志》簿录类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而言,而是针对《七录序》中的刘孝标"文德殿目录"与祖暅"术数书目录"而言——《隋志序》将此二者合并理解为一种目录,该目录也就成了"五部目录",其著作层面的指向则是《古今书最》所载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梁代并无"五部目录",将"文德殿目录"与"术数书目录"理解为一种目录并不符合实际,而是出于对《七录序》与《古今书最》的误读;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只有四部,并不包括祖暅《术数书目录》在内,也不是缺少了《术数书目录》的不全本,《隋志》将其著录为"四部"目录无误;《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与《隋志》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不可等同;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或《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对阮孝绪《七录》的部类划分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