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怯卢文文书看鄯善国佛教的世俗化

文章通过对怯卢文文书的考察与分析,全面地展现了魏晋时期鄯善国僧人的生活面貌,佛教传入鄯善国之后,为适应当地的社会和生态环境而更加世俗化,鄯善国世俗佛教的上源在西北印度的贵霜王朝.     

从佛教医学看佛教

佛教经典中含有大量医学方面的内容。佛教医学中 ,既有对各种疾病治疗方案、方法的叙述 ,也有对各种药物使用、存贮等方面的规定与说明 ,更有对佛教教义的宣教和体现。佛教教义的四圣谛、因缘生起、四大和合、业报轮回等观念 ,被有机地溶合到了佛教医学之中。佛教医学内容反映了人的本性要求 :关爱生命、征服疾病、实现自我。     

净土宗对印度佛教“业报轮回”主体的改造——从“业报轮回”主体的发展看中印佛教的不同

业报轮回主体在印度佛教发展中经历了由“业”的承受者转移到“补特伽罗”，由“胜义补特伽罗”转移到“阿赖耶识”的发展路径；业报轮回主体理论在中国佛教的引入与发展是由慧远完成的，创立了业报轮回主体的“灵者”说，后来被昙鸾、道绰和善导运用于“往生”这一净土理论特质，对“灵者”作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获得“阿毗跋致”的安置，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佛教中的业报轮回思想；本文从业报轮回主体理论在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不同发展，进而指出中印佛教在神灵观、轮回主体产生与发展路径等方面的不同。     

从佛教看科学养生

佛教是尊重生命和爱护生命的宗教,佛家以慈悲为怀,珍惜世间一切每一样生灵,包括人类自身,佛教善等一切生命的态度,是佛教养生观形成的基础.佛教养生分修心、修性、居食养生三部分.佛教认为将"心"与"性"修好了,就能得"道"成"佛",从而健康长寿,大智大慧.     

佛教在印度衰落的原因

关于佛教在印度衰落的原因,中印西方学者已提出种种意见。此外,佛教在印度从未成为一统天下的宗教,在与婆罗门教互争雄长的过程中从未获得过压倒性的优势,这是佛教最终在印度衰落的原因之一;佛教虽然是作为反婆罗门教的“异端”出现,但其主要教义却出自婆罗门教的思想,后在发展过程中为争夺信众又吸收了婆罗门教的许多东西,这更成为佛教在印度衰落的重要原因。     

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

西汉时期,楼兰(部善)与汉朝的关系主要是以汉与匈奴势力的消长和汉朝对西域的政策为转移,两者的关系曾出现过四种不同的形态.简牍和文献证明,早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前·鄯善就已经在政治上接受了汉朝的管理,汉朝在此屯田戍守.     

从宗教祭祀剧“目连戏”看佛教的中国化

目连戏被称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 ,内容取之佛经故事 ,宣扬的是佛教教义。但是它走向了世俗 ,并且与儒教、道教相安无事。从目连戏的演出活动可以看出佛教的中国化过程。     

从马克斯·韦伯的角度看大乘佛教的“天职”观

作为传统佛教向现代佛教的改革,"人间佛教"也和基督新教一样,提出了佛教特色的"天职"观,这一点被邓子美认为是"人间佛教"最为成功的一点,然而由于"人间佛教"理论本身的缺陷,导致了佛教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张力"至今未解。本文以马克斯.韦伯的角度出发,从佛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多个角度,尝试性地做了"张力"的消解,为以大乘佛教理论为指导的"人间佛教"在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积极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积极走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做了初步的探讨。     

从佛教的世俗化看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了一个中国化、大众化、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吸收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满足了普通群众的精神需求,进入了群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要改变以往的“佛教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片面认识,借鉴佛教世俗化的成功经验,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途径,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从“六祖革命”到“人间佛教”:中国佛教人文精神的建立

印度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佛”为本。中国佛教虽来自印度,但经过禅宗慧能的六祖革命,却实现了由“佛本”到“人本”的转变,这一转变宣告了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完成。至近代,太虚大师等人致力于佛教改良运动,将传统重“神”重“死”的佛教改造成重“人”重“生”的“人生佛教”,实现了由“人本”到“人生”的转变。到现代,以赵朴初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在新形势下弘扬“人间佛教”,倡导“去恶行善”的道德精神、“平等慈悲”的平等精神、“利乐有情”的利他精神和“人间净土”的现实精神,而这些精神均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所以由近代“人生佛教”向现代“人间佛教”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佛教实现了由“人生”向“人文”的转变。     

从墓志看宋代女性的佛教信仰

宋代女性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佛教教义,种种原因又促使大量女性最终皈依佛教。不过,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生活时期的宋代女性,她们的佛教信仰状况存在着差异。同时,作为家庭、社会的重要成员,宋代女性的佛教信仰行为又不可避免地对其家庭、对社会产生不同层面的影响。此外,与以往时期信佛女性相比,宋代信佛女性既与她们有相似之处,也具有这个时期自身的特色。     

法显西行求律与中印佛教文化——从印度佛教的“五部分立”说起

一般认为,中土对于印度佛教戒律的翻译与实行是与三国时期。但至法显时,它们均已佚失。因此,法显西行求律所抄回并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与佛陀跋陀罗合译出之《摩诃僧祇律》和其他戒本,对印度佛教戒律于中土的译介和实行之先河,从而对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即中国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而本身不畏艰难险阻,西行求律之壮举,不但给众生以精神之激励,且于中印宗教文化交流之层面,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从而开创了中外文化之交流和发展的新局面。     

从价值观的嬗变看技术创新的生态化转向

生态危机本质上也是一种价值观危机,技术创新的传统价值观在当代种种现实问题面前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合理性,面临着各个层面的调整与转变。技术创新价值观的嬗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终结果都将是技术创新的生态化转向。     

西夏印度佛教关系考

西夏时期佛教昌盛,与印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佛教联系。既有印度高僧入西夏讲经说法,更有西夏高僧赴印度求取真经。来自印度的高僧拶也阿难捺（Jayananda）不仅在西夏担任僧职,而且还被封为国师,积极从事佛经的翻译,促进了西夏佛教的发展。西夏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无论西夏与辽、宋、金的关系是紧张还是缓和,中印之间的往来僧侣皆可自由出入西夏境内,西夏在沟通中印佛教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     

从太虚佛教改革看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之制度建构

从历史的角度言之,中国佛教是在印度佛教发展到大乘阶段方才较大规模地传入的。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面对中土以儒家为本位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只能采取渐近的逐步渗透的方式传播。这就导致在事实层面,首先引起中土士人兴趣的并非佛教的制度,而是其思想,而且由于中印文化的固有差别,印度佛教的制度并非完全适合中土。由于前者,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由于后者,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中国特色,而并不完全与印度相同。然而,佛教的中国化不仅仅是在义理层面进行的,制度层面的中国化实际上更为重要。因为制度建设本身是思想义理的“凝固化”与“物质化”,而思想义理只有达至制度化的层面其影响才有可能持久。当中国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中国佛教面临内忧外患,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佛教的改革也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事情。然而由于近代中国之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由太虚等人发起的救亡图存之佛教复兴运动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其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佛教的“智识”和“智识”的佛教

佛教智识并举,有着智识主义的理论特征。其通过对一种特殊“智慧”(般若智慧)的追求,提供一种对生命的认知方法、解读态度和拯救手段;通过对世俗知识的摒弃而达无上圣智。佛教智识主义价值观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智慧体操而创造一个有意义的、智识主义的人生。大乘佛教的出现,正是智识主义佛教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从“包青天”模式向“马锡五”模式的嬗变

涉法涉诉信访在我国大信访的背景下有其特殊性,从司法既判力和终局性而言应予终结。在选择终结机制上应改变过去"信官"不"信法"的局面,从包青天模式转向"马锡五"模式,让信访人接近正义,并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案件巡回法庭的平台予以最终解决。     

从文化生态视角解读“唱法”的嬗变

唱法的划分是人为的,但这种人为划分建立在对唱法科学的认知基础之上,其目的在于对不同演唱风格的特征与规律进行归类,在于明辨不同唱法之间质的规定性。文化生态对唱法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主导作用,演唱者应该主动适应文化生态的变化,及时对自身的歌唱技术与风格进行调整。     

权威的演化与嬗变——从一份“请示报告”看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中国的社会转型,从社会治理模式的角度看,就是从“权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权威建立依赖于政府权威,但最终法律权威将取代政府权威,成为最高的权威。本文借助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实例,分析这一过程,指出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虽然艰难,但也看到了希望：法律对政府行为开始有了规范作用和约束力。     

从杨岐方会看唐宋禅风嬗变

把杨岐方会置于唐宋禅风嬗变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研究,从美学的角度观照杨岐方会禅风的外部审美特征,并以点见面,揭示唐宋之际文化风气流变态势,从而寻绎出文化发展规律.这对借鉴古人的经验教训,辩证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有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