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湖地区民俗的蜕变与进化

鄱湖地区历史上地理位置属"吴头楚尾",是江南的富庶地区.千百年来,共同的生产劳动、共同的生活习性、共同的经济基础,维系了一个典型的江南生活环境.优裕的生活境遇和文化氛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大体一致的民俗文化圈.这些民俗来自民间,受千百年传统文化的薰陶,既约定俗成,又符合儒家理学的行为规范;既有修身治家的成份,又有社会交往的行为规则,做人道理.几乎涵盖了鄱湖地区子民世世代代,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而这些乡风乡俗经千百年现实生活的检验,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扩充,完成一次次蜕变,成就自己本身的进化,使民俗融于现实生活中,成为民众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鄱湖地区民俗的特点,主要概括有以下几点:一、敦厚淳朴;二、崇尚礼仪;三、陶冶学风;四、弘扬德行.正因为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存在,使鄱湖地区民众的民俗观又圈定在一种精神寄托与现实需求的矛盾集合体内,既互相排斥又互相照应,因此,它的整个的变革过程就是一种发展和文明的象征.进入科学大众化的时代,历史定位于今天,鄱湖地区的民俗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蜕变时期.陈旧的俗习已远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于是,分化、淘汰、进化、创新,这便成了鄱湖地区民俗的一个生存链.探讨整个生存链形成进程,实际上就是探讨鄱湖地区民俗的进化过程.     

音韵学与文化

中国文化既源远流长,又绚丽多彩;既恢宏博大,又兼容并包;既见之于诸子百家,又现于乡村俚语。本文阐述语言学的一个分支——音韵学与文化的关系:音韵学中的术语的产生,如反切的产生;音韵学学科发展的外在动力,如印度的佛教影响、基督教的渗入、西洋学的涌进;《周易》的象数投射在音韵学上,如四声之比附天之四象;俗文化在音韵学的折射,如避讳的民俗心理。     

论端午民俗中的屈原形象

端午节起源于夏,最初应该是带有驱毒辟邪意义的节日.从东汉时候起,屈原形象开始嵌入端午民俗中.端午民俗中的屈原形象大致经历了由悲剧人物到冤死忠臣的演变.由于屈原忠正伏节、敢于直谏的忠臣形象既符合封建时代统治者的要求,又能切合普通民众对忠臣良将的渴求,数千年以来,屈原形象在端午民俗中被不断神化.     

民俗性迷信的文化功能及其心理特征浅释

1.民俗性迷信的文化功能 民俗性迷信本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因为它置身在封建土地而后发生,多被国人述为封建迷信.由此而论,现代人观念中的迷信一词,既复合了官本位及历史文化内容,也反映出不少成俗的迷信因素.那么,民俗之存在,自然又无可厚非.而且,做为一种范围很大的社会文化存在面,民俗性迷信,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而也起到了它特有的社会文化功能.它大量地在人们却祸求福心理支配下产生.而人们的心理文化又是杀不灭的社会生存状态.如为求吉利,有不少地区性、时令性的禁忌;又如人们熟知的年节对联贴倒福及家家贴门神、供灶神和家神与祭祖等.许多俗信被记在地方志书中,如旧志中记有:“人云燃元旦用余之烛,以照庭院,可免窃盗;以照园圃,可弭耳虫,其信然耶”.(《额穆县志·礼俗志》).种种俗信充斥了人们生活众多事象之中.然而,俗信并不等于现代观念中的迷信,它们之间互为因果地相互渗透,以致使得民俗性迷信成为一处绝不容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     

官俗探骊--兼议官俗与民俗的关系

风俗的形成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民俗,一是官俗。官俗与民俗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风俗大观。和民俗一样,官俗也有传承本能,一旦约定俗成,则轻易不能改变;其异变古今差别较大,且直接影响民俗的发展变化。在衣食住行用、婚嫁丧葬及礼节等方面,其复杂性不亚于民俗,且时代特性要比民俗鲜明。官与民自古以来就有严格区别,故民俗来自底层社会,而官俗则是上层社会的产物。     

北朝时期河朔民俗的变迁

学界一般认为,古代河朔地区具有"尚儒"之俗,但据现有史料,河朔地区的这种风俗是在北朝之后才开始形成的。与汉代相比,北朝胡族统治者的尚儒,使河朔地区进入尚侠与尚儒之俗共存的民俗发展阶段,河朔地区儒学人才的州郡分布与数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北朝是河朔民俗、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时期。     

元明清时期“三江源”文人文学初探

元明清时期,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三江源"文人文学,这些作品或是本土作家在三江源的土地上创作,或是三江源本土作家在外地创作,作品既与中原主流文学血脉相连,又有自己的个性气质,蕴籍着乡关之思、个人苦闷、肩负重任、为国戍边、关注批判现实、展现乡风民俗等多层面思想,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三江源文学和文化历史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材料。     

南昌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从产业结构的角度

作为发展中的城市,南昌毗邻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但是,南昌经济发展缓慢,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研究南昌地区经济发展现状,探寻其区域经济提升的路径,对南昌乃至整个江西经济的发展很有意义。本文回顾了南昌经济发展历程,探寻南昌经济发展的渊源。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了南昌经济发展现状,从产业结构、产业发展、空间布局等方面给予了深入的剖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发展中的不足,提出了南昌地区区域经济进一步提升的对策建议。     

试论民俗中的社会心理特征

<正> 民俗是人民群众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其内容十分丰富和广泛,可以说它包括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人民的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就其传承的方式来看,既有行为传承的民俗,又有口头的和书面的传承民俗;就其传承范围来看,有城市的,也有农村、牧区的,总之,凡有人生存的地方,都有民俗存在。民俗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民俗的这种广     

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的民俗特性与人文精神

我国传统木版年画既具有鲜明的商品属性,又具有精神产品的特有品质以及独特的艺术属性,以此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历史积存、民俗导引、社会整合、审美娱乐等方面的功能。近代以降,年画作为民间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双重载体,深深地刻上了政治的烙印,并在大起大落的发展轨迹中最终走向衰弱。笔者认为,当代年画艺术不必完全依靠民俗怀旧情感来维系,还应积极探索出能够满足现代生活不同需要的类型化年画。     

古代小说中元宵灯节描写的文学意义及民俗价值

我国古代的通俗小说与民俗的关系甚为密切，小说中的民俗描写不仅为故事、人物提供了富于特定色彩和情调的环境氛围，增强了故事情节的趣味性和生活实感，而且还保存了不少生动、可感的民俗学资料。研究小说中的民俗描写，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叙事文本，又可以增...     

新安江流域文化积淀中的姓氏与宗族

“六普”数据显示,以黄山市为主体的新安江流域之姓氏分布与安徽省其他地区呈现出显著差异.历史上,新安江流域这种既远离中原又非边疆的内陆地区是人们、尤其是那些名门望族“寻得桃源好避秦”的理想之所.因而,该区域在历史上可谓人才济济、名流辈出.历史回顾表明,以众多历史名流、名门望族为核心的姓氏分布给新安江流域区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综合分析得出:人口迁移背景下的姓氏分布使新安江流域文化积淀呈现为三个“面向”,即经商致富与读书入仕并重;贾而好儒;习俗风尚的宗族性与民俗健讼传统共存.     

民俗内涵流变考

民俗学被引进中国之初,包括此后一段时间内,对于民俗的界定一直没有脱离民间文学、民间古俗甚至传统历史学的影响。以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界对民俗的界定大大扩充了其内涵和外延。近年又有人提出了泛民俗的观点,这是对传统民俗界定的拓展。不管怎样,只有将民俗内涵的界定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潮流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凸显出这门学科的重要性,才会促进学科理论的完善,也才能使其在众多学科中争得一席之地,而不被相关学科淹没与吞噬。     

论民间文学的民俗志价值

民间文学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因而其中包含大量的民俗信息 ,具有民俗志的价值。尽管早期的民俗学者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具体研究中对之加以利用 ,但是 ,他们却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即民俗是以生活的面貌出现在民间文学文本之中的 ,而不像在民俗志中那样成为榨干了生活汁液的民俗图式。一方面 ,民俗在民间文学中常常显得比较琐碎或隐藏在文本的背后 ,甚至被重新解释成为附会之说 ,而不像民俗志那样详尽而明了 ;另一方面 ,民众的主观情感和态度及其置身于其中的生活情境等都能够在民间文学文本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弥补了民俗志缺乏对民俗主体和生活情境的关注之不足     

民俗·人·历史:阿成笔下的文化北国

阿成的小说不仅展示了一幅北疆风俗画全景,还叙写了一部探向纵深处的北疆历史。在现实和历史的经纬中,他的小说叙事常常在民俗、历史、人等几个层面上同时展开,在短小的篇幅中容纳世事变迁、人生百态。阿成的小说文本具有既古音古韵,又生动俏皮的美学特征。     

利玛窦在南昌的文化活动及影响

一、利玛窦与南昌 入华耶稣会土中,最受推崇者为意籍会士利玛窦(1552—1610),以其来华之早、经历之长、著述之丰、影响之大,可视为基督教于明末重返中国第一人。 利玛窦在华活动之地,主要是广东肇庆、韶州、江西南昌、南都南京及京城北京。关于他在广东、南京、北京之活动,已有论述,但尚无专文论及其在南昌的活动及影响。实际上,利氏在南昌居留达三年之久(1595、6—1598、6),其最早的两部中文著作《友道》、《西国记法》、     

白马藏族宗教民俗考释

白马藏族繁衍生息于藏彝走廊东部北段地区。由于地貌形态复杂,地势高昂偏僻,解放前与外界族群间的走动较少之故,其文化中积淀有较多与斯巴苯教相关的民俗事项。这些习俗深深根植于远古苯教文化,遗存在当地的文化生活及民众记忆中。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就白马藏区的一些与宗教信仰相关的主要民俗事象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考释。     

朝政与民俗事象的消长──古代京都赋文化指向蠡测

朝政和民俗都属于社群文化范畴，但其性质又有明显的区别。朝政是制度化的，比较固定，民俗却富于变化。朝政受礼的制约，而民俗则随意性较大。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京都赋在涉及朝政和民俗事象时，因所处历史阶段和作家价值观、审美观的差异，对朝政和民俗事象的取舍标准也多种多样。朝政与民俗事象在古代京都赋中或分或合，此消彼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一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是京都赋的奠基之作，这两篇作品从总体上看，既有朝政的展示，又有民俗的再现。可是，如果把作品的西京部分和东京部…     

“打响第一枪”这一概念是怎样提出来的

近年来,党史界所著有关南昌起义的文章、书籍,都有“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觉反动派的第一枪”这一提法,以对南昌起义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之评价。然而这一概念是由谁,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的境况下提出来的呢?本文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 关于对南昌起义的评价由来已久。早在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就有这样的评价:南昌起义“始终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同年10月《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中又有新的评价:“南昌八月一日叶贺军队起义反抗武汉的反革命政府,     

秦汉时期北方生态与民俗文化

相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生态是影响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生存和发展的所有外部条件。生态对人类社会的诸多事象具有一定的影响。生态对秦汉时期的北方民俗的形成与存在就具有一定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不同的生态条件是长城以北、关中、关东等地不同风俗形成和流行的基础之一；另一方面，透过秦汉时期北方各地千差万别的习俗，我们又可洞窥生态的差异。从生态的视野透视某一时期或地区的民俗是我们研究社会历史之客体时应予以引入的新的质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