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修宪政治研究

土耳其1982年宪法实施以后,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的共同推动下进行了多次修改。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提出了多个宪法修正案,其中既有成功经验,亦有失败教训,甚至还围绕总统选举问题出现了宪法危机。2007年议会选举后,正义与发展党制定一部新宪法的承诺虽未实现,但于2010年9月完成了对1982年宪法最大规模的修改。2011年10月,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开始工作,土耳其宪法政治从修宪阶段进入制宪阶段。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政党和公民社会组织是考察土耳其制宪进程的三个重要维度。在新的制宪进程中,出现了各种思想、立场以及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间的冲突和碰撞;新宪法能否出台取决于土耳其国内各种力量之间的谈判、议价与妥协。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和"居伦运动"的关系演化

<正>义与发展党和"居伦运动"虽同为当代土耳其重要的伊斯兰主义力量,但前者以国家为导向,后者以社会为依托,且在不同时期对土耳其政治和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前后,因受到面临世俗精英势力的挑战、"居伦运动"与政府交好的先例,以及两者相似的政治观、民主观和"宗教—社会"观等因素的影响,选择了同"居伦运动""结盟"的政治策略。但受两者政治合作空间锐减和"居伦运动"屡次"越界"导致"国家—社会"关系失衡、正义与发展党内政外交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双方在政治、经济及外交领域的矛盾日益加剧,并对实行伊斯兰民主的"土耳其模式"产生了消极影响。     

土耳其政党制度与国家能力的建构

土耳其近百年的政党政治演变和国家能力建构有着深刻的联系.凯末尔时期,共和人民党作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工具,奠定了凯末尔个人威权统治的基础,但激进的改革难以向建立传统伊斯兰秩序的农村渗透,使政党难以吸纳边缘性社会力量,进而导致国家与社会分离.1946年,土耳其启动民主化进程,多党制的实行扩大了国内的政治参与并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脆弱的政党体制所形成的文官政府与军人政府的交替执政,使政党藉此增强了对社会力量的吸纳与整合.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在以文官为核心的政党治理体系中,国家与社会、宗教与世俗的"中心—边缘"模式关系得以弥合,政治权力体系得以重构.土耳其政党的政治再建构能力表明,政党政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土耳其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走向与国家能力建构.     

埃尔多安“新土耳其”论与“土耳其模式”的危机

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政变是中东变局以来的又一个高潮事件,其标志着埃尔多安倡导的"新土耳其"论和"土耳其模式"同时陷入危机。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新土耳其"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强势民主、活力经济和积极外交等思想主张,背后隐藏的却是伊斯兰主义的回归,并被解释为对凯末尔主义传统的超越。在国内层面,正义与发展党连续数次选举成功后,伊斯兰民主逐步演化为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选举霸权;在国际层面,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变动提升了土耳其扩张主义的野心。在土耳其与大国的新一轮博弈中,埃尔多安再次表现出反复无常的特性。未来土耳其的政治走向已成为影响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变量。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现代化转型评析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较早启动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之一,19世纪后期的宪政运动揭开了土耳其现代化的序幕,其现代化转型的模式与经验,对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示范作用。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土耳其积极推进现代化转型,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以民主政治为目标和驱动力,通过社会制度化建设,提升民众的思想观念;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改善民众生活水平;以多元外交为保障,为现代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民主政治、经济发展与多元外交为土耳其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     

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公民伊斯兰理论与实践

公民伊斯兰是“9·11”后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它首先基于伊斯兰传统的国家内部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印尼和土耳其是两个典型例子.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政治却处于世俗民族主义原则的指导之下,包括苏加诺的“五项原则”、新秩序时期的统合主义以及后苏哈托时期的多元主义；土耳其则是伊斯兰民主的代表.在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原则下,政治伊斯兰在经济发展和国际因素的影响下日益兴起.与以暴力恐怖为主要特征的中东地区不同,印尼和土耳其展现出伊斯兰政治的另外一种模式.自由或温和伊斯兰同样体现为美国针对伊斯兰世界的一种重要外交战略.     

超越律法主义:拉希德·加努希政治思想探析

如何处理伊斯兰教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是近几十年来穆斯林思想家和政治精英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之一。不同于阿亚图拉霍梅尼以教法为根、教法学家的权威为本的“教法学家治国”理念,或毛杜迪以真主主权为宗的“伊斯兰政府”理论,突尼斯“复兴运动”创始人拉希德·加努希提供了一种律法主义之外的新视角。作为当代最著名的穆斯林思想家之一,加努希援引中世纪穆斯林思想家艾布·伊斯哈格·沙缇毕对伊斯兰教法之根本宗旨的解读,从伊斯兰教倡导的正义原则出发,强调穆斯林应积极参与非伊斯兰政府,在实现权力分享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多元的现代民主国家。加努希在理论层面对伊斯兰与民主问题的论述及其在现实层面的实践,对处理伊斯兰教与民主以及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议会制到总统制: 制度转型与土耳其的政治选择

2014年土耳其的首次总统直选将总统制改革正式提上了议程,2017年修宪公投的成功使土耳其进入了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过渡时期,2018年的总统选举则标志着土耳其议会制的终结和总统制的开启,可谓是"百年未有之变局"。土耳其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实现了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是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尝试,虽然"新土耳其"的前景仍具有不确定性,但无论是否成功,这对于中东国家甚至全球转型国家都具有借鉴意义。本文无意于探讨议会制与总统制的制度优劣,而主要考察土耳其在建国之初何以选择议会制和20世纪后期出现总统制辩论的原因,埃尔多安的总统制设想及其演变过程,土耳其实现从议会制到总统制转型的动因,以及总统制为土耳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以期丰富学界对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和民主转型等问题的理解。     

土耳其世俗化进程中的伊斯兰因素

在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过程中,宗教的形式及其演变自然也各不相同。宗教在历史、政治和文化层面上"无形中"对现代性起到了建构作用。本文以土耳其凯末尔革命以后的政治状况为例,通过分析土耳其世俗政权合法性中的伊斯兰因素,解释其文化与发展、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而证明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普遍的世俗化法则不能决定伊斯兰教的现代命运,恰恰相反,伊斯兰教的文化积淀决定了中东国家世俗化的形式与方向。土耳其政党的政治理念与执政实践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概念,特别是"正义与发展党"成功地在世俗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保持了平衡。     

2004年中国法治亮点巡礼

2004年是中国法治建设稳步推进、渐入佳境的一年,法治亮点频频闪现,立法初显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的基本理念,司法改革则向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方向迈进,依法行政成为政府工作改革的主旋律。第四次修宪:开启法治进程新篇章2004年中国的法治进程是以《宪法》的修改为序曲的。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高票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在本次《宪法》修正案中,从法治的角度讲,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与“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人权和私有财产权在《宪法》文本中得到了庄严的宣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权力失衡的土耳其

两个土耳其 因为历史和现实,土耳其曾经长期奉行坚持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凯末尔主义,近年来却在泛突厥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之间摇摆. 土耳其是名义上的发达国家,国内的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之间有天壤之别,实际上是两个土耳其.土耳其西部沿海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方式较为世俗、开放,意识形态上较为西化,中产阶级是凯末尔主义的拥护者;中部和东部内陆山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人民生活方式较为传统,有较为浓厚的保守主义和宗教主义传统,是土耳其现任总统居尔和总理埃尔多安所在的党派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下文简称正发党)的基本盘和传统票仓.     

伊斯兰教与中东民主化进程

“伊斯兰劫持民主”这一民主化前景影响了美国在中东推动民主的热情,这似乎印证了民主化问题上的“中东例外论”。然而,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关系并非结构性冲突,二者对立关系的成因是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相互建构的共有的敌对观念。政治伊斯兰的分野和转型使不同派别对于民主的态度出现分歧,美国对政治伊斯兰党派态度的转变也有利于其民主化进程。     

伊斯兰教与中东民主化进程

"伊斯兰劫持民主"这一民主化前景影响了美国在中东推动民主的热情,这似乎印证了民主化问题上的"中东例外论".然而,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关系并非结构性冲突,二者对立关系的成因是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相互建构的共有的敌对观念.政治伊斯兰的分野和转型使不同派别对于民主的态度出现分歧,美国对政治伊斯兰党派态度的转变也有利于其民主化进程.     

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与世俗化

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是受西方的影响而产生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阿拉伯世界世俗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首先在阿拉伯基督教信徒中间产生,并为阿拉伯基督教信徒和穆斯林共同发展。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世俗化运动,使作为非阿拉伯国家的土耳其以其世俗主义模式影响了阿拉伯世界,很多阿拉伯国家随之走上世俗化道路。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现代伊斯兰主义兴起,作为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朗以其伊斯兰革命影响了阿拉伯世界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作为对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回应,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进入了第二阶段,福阿德·宰凯里亚的思想最具代表性。     

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与世俗化

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是受西方的影响而产生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阿拉伯世界世俗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首先在阿拉伯基督教信徒中间产生,并为阿拉伯基督教信徒和穆斯林共同发展.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世俗化运动,使作为非阿拉伯国家的土耳其以其世俗主义模式影响了阿拉伯世界,很多阿拉伯国家随之走上世俗化道路.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现代伊斯兰主义兴起,作为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朗以其伊斯兰革命影响了阿拉伯世界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作为对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回应,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进入了第二阶段,福阿德·宰凯里亚的思想最具代表性.     

土耳其经济治理的危机与转型

近年来,土耳其经济的持续疲弱反映出国家经济治理的危机:经济增长缓慢使之成为陷入失速的"经济大国";经济结构脆弱使之成为缺乏后劲的新兴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失色使之成为日益孤立的地区大国。土耳其的经济治理危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绝对化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及治理实践在土耳其的失败。国家权力在经济领域中的角色将进一步凸显,经济发展模式出现新的强势转向。同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与国际体系结构之间表现出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着力打造的"新土耳其"具有推动国家治理转型的积极内涵,虽然遭遇重大挫折,但在新形势下有望恢复活力。土耳其经济治理的危机及其转型对于全球新兴国家群体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与伊斯兰政党的发展

"民族观念运动"是一场主要由土耳其前总理纳杰梅丁·埃尔巴坎领导的,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伊斯兰政党运动。伊斯兰政党的兴起除经济、社会、心理、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原因外,还与国家主动的吸纳战略有重要关联。作为一场持续40年的伊斯兰政治运动,"民族观念运动"的发展、高潮、危机和持续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化与世俗化的关系、宗教与民主的关系以及宗教复兴的复杂原因。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伊斯兰主义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发端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主义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这一区域。非洲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既受外界因素影响,又与非洲国家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多党民主化风潮、经济社会欠发展以及民族国家构建一体化程度较低等因素密切相关。虽然伊斯兰主义思潮和运动不会改变非洲伊斯兰教总体温和且具包容性的大局,但其对非洲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伊斯兰主义在非洲会长期存在,但因自身矛盾重重,加之近年来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加大了对其遏制和打击力度,长远来看,伊斯兰主义在非洲难有更大发展。     

土耳其的艺术外交

正近年来,土耳其再三改变自身的外交策略,从伊斯兰传统和奥斯曼帝国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共处的历史经验中汲取灵感,以包容的、超越对抗的观念来看待地区和全球性问题,通过经济整合、政治和文化对话及外交方式解决地区冲突,推动多元力量的和平共存。随着国家间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突出,大中东地区和平、民主、发展的任务艰巨,集团对抗性的地缘政治战略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环境的需要。因此,近年来,土耳其再三改变自身     

中东变局以来埃及政治转型及其困境

中东变局以来埃及的政治转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政治转型启动阶段,体制外的宗教势力、自由民主派和青年抗议者形成了对抗威权政治的反对阵营,推翻了穆巴拉克的统治,但基本没有触动保持中立的军方和司法部门。在民主体制创设阶段,组织程度较高的军方、司法部门等旧体制成员和宗教势力又在共同利益面前暂时联合,推动了宪法修改并举行了三次选举,从而使军方和司法部门保留了政治权力,使宗教势力赢得了选举。在民主体制运行阶段,随着以穆尔西为代表的宗教势力不断扩张权力,军方、司法部门和倾向世俗主义的自由民主派、青年抗议者又结成了反对宗教势力的世俗联盟,最终推翻穆尔西政府。